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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部分

南明朝那些事-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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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他看来,湖南是他的“何家大院”,以前从他的手里丢掉了,现在就得还在他手里夺回来,别人无权“越位行动”。

“家仇”就是陈友龙,在跟着“刘铁棍”降清后,为了能在孔有德面前混张好脸,竟然领兵跑到何督师的老家——贵州黎平。把何的母亲孙氏、老婆徐氏等家属一百多口人,都抓到清营充当人质,让年过半百的何督师,一夜之间变成了“痛苦的单身汉”。

毫无戒备的陈友龙部,被背后捅了一刀后,气得嗷嗷乱叫。

但胳膊是拧不过大腿,恶狼是斗不过猛虎的,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领着一帮子残兵败卒,跑到永历帝那里告御状。

经过一番血战得到的宝庆,转眼又成为清军的“囊中之物”。

赶跑陈友龙后,意气风发的何督师指挥军队,不但收复了湖南道州、永州、衡州三个大城市,还攻克了泸溪、辰溪、新田、黔阳等多座县城,逼得清军乖乖退到湘乡、长沙一带固守待援。

但占的地方多了,力量也就分散了。何督师的军队,此时已是“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无力再次发动新的攻势。

湖南战场陷入了胶着状态。

为改变这一态势,堵胤锡决定,再次施展“统战”大法,请出忠贞营进攻长沙。

忠贞营自1646年围攻荆州被勒克德浑打败后,已在川鄂交界的大山里静静地蛰伏了近三年。

在接到堵胤锡的“盛情邀请”后,不忘旧恩的忠贞营,在李赤心、高必正的统帅下,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常德,并在这里击败了湖南长沙总兵徐勇派来的援兵。

随后,“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忠贞营乘胜东进,收复益阳、湘潭、衡山、湘乡等地,11月11日,包围长沙。

不断流动作战的忠贞营,虽然缺少攻城的大炮,但弓箭、鸟铳还是应有尽有的。

一时间,长沙箭如雨下,弹似雹落,城墙上的守军受伤者不计其数。

但这仅仅是个“引子”,目的就是让长沙的清军做一下“热身运动”。

随后,忠贞营向清军,推出了他们新发明的升级版攻城术——双重爆破法。

所谓的双重爆破法,就是在城墙下面挖出两层地道,埋上两层炸药,先引爆上面的一层,等清军前来抢堵缺口时,再引爆下面的一层火药,形成第二次打击。

在挖地道时,饶有兴趣的徐勇同志专门跑来,通过跺口“视察工作”。

结果被等在一旁的李赤心,一箭钉在城墙上,成为了一个活生生的“坐标”。

就在双重爆破工程即将峻工之际,却传来何督师十万火急的军令——停攻长沙,速救南昌。

军令如山,堵胤锡只得在11月16日,怅然若失地带着忠贞营向江西进发。

可是挤调走忠贞营的何督师,直到次年的正月,也没有组织起一支像样的军队,去打长沙。

这时,多尔衮手中的最后一支满族王牌师,已经在定远大将军、郑亲王济尔哈朗的率领下,风尘仆仆地从京城赶到了湖南。

何督师为他的“私心自用”,来“买单”的时候到了!

1649年1月20日,进低道林的济尔哈朗,从俘虏口中得知何腾蛟与马进忠都在湘潭城中,就连夜进军,天明时分,出其不意地包围了湘潭县城。

马进忠慌忙领兵杀出。

混乱中,却“一不小心”地把可怜的何督师拉在了城内,成了清军的“高级俘虏”。

济尔哈朗曾想让这个“高级俘虏”投降,但被“威武不能屈”的何督师一口拒绝。

随后,何督师被杀害于湘潭流水桥旁的一个小坡下。

就义前,这位有南明“擎天一柱”的汉子,曾两手拍地,大呼“可惜、可惜”,以致两掌皆烂。

不知何督师是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而可惜,还是为南明的功亏一篑而可惜!

但对于有浓厚“死亡崇拜”情节的中国人来说,死的悲壮的何腾蛟,依然是一个“私德有缺、大节不亏”的好同志。

因此无论是官修的《明史》,还是私著的《永历实录》,都给了他很高的评价。

实际上,对于永历王朝来说,何腾蛟活着,郝永忠、曹志建、王进才、胡一青等部还能聚成一个拳头打人,他一死,这个拳头就再也形不成了。

伴随着金、王、李、何这四颗巨星的殒落,自“江西反正”形成的中兴局面彻底丧失。

南明的永历政权,再一次,被抛到了前途未卜的低谷之中。

第二十六章 坚持再坚持

峰回路转

济尔哈朗在俘杀何腾蛟后,把下一个需要“重点打击的目标”,定在了大顺军重要余部之一的忠贞营头上。

刚赶到江西,就得知南昌已经陷落的高必正、李赤心,目前正领着忠贞营,返回到湖南郴州地区休整。

济尔哈朗马上率主力赶往郴州。

在郴州,以“西北人”为主体的忠贞营,与“东北人”为主体的满八旗,又一次绞杀在了一起。

虽然忠贞营的战斗能力,在南明的军队尚属前列,但这次与这支满八旗一较量,逢“满”必败的故事,再一次毫无悬念地上演。

打败忠贞营后,济尔哈朗又派出一支偏师,由阿哈尼堪率领,击溃了与忠贞营“同根同源”的王进才、马进忠、袁宗第部,占领邵阳、黔阳、沅州、靖州。

济尔哈朗再下一个作战的目标,就是有“松柏情怀、梅花性格”的南明新兴侯——焦琏,统领的正牌政府军了。

济尔哈朗采用奔袭的手段,占领了广西门户全州,然后以全州为钓饵,以逸待劳地引诱焦琏前来咬钩。

因深知全州事关永历王朝的安危,焦琏于是组织队伍,对该城先后发起了两次大规模反攻,与济尔哈朗、勒克德浑血战于全州城下。

虽然给了这支满八旗重大的杀伤,但最终焦琏还是被打败,无可奈何地退守桂林。

打败了焦琏,这支满八旗又在勒克德浑的带领下,跑到道州又找另一支南明政府军——曹志建部“切磋武艺”。

曹志建部比焦琏部差得更远,交战不到五日,道州便告失守。

济尔哈朗在湖南、广西打了一阵后,发现自已的对手中,单单少了一个曾在全州、桂林,给了清兵重大杀伤的郝永忠。

郝永忠同志到那里去了呢?

郝永忠同志打陈友龙的“秋风”去了。

在奉何督师之令揍陈友龙部过程中,永忠同志发现陈部不仅“人软好打”。

而且还发现,该部存在私设“小金库”,且库中的资金特别充裕的“腐败现象”。

这对穷得叮当乱响的郝部,非常地具有吸引力!

他于是乐此不疲着追着陈永龙乱跑,从湖南追到广西,再从广西追到贵州。

先将陈友龙的不法钱财抢光分净后,又把该同志杀人灭口。

正在分金分银正忙的时候,闻到钱味儿的阿哈尼堪,率着一支满八旗忽然“登营造访”。

措手不及的郝永忠部,被打得落荒而逃,新到手的“不义之财”,也丢了大半。

逃回广西庆远的郝永忠,这才知道,欣赏他的恩公——何腾蛟,已经黯然辞世,他转眼成为永历朝堂上一个“很不受欢迎的人”。

瞿式耜以其擅杀陈友龙,挑起内战为由,上疏公开指责郝永忠为“大明叛逆”,不允许地方政府为其部提供任何物资供应。

郝永忠发现自已在永历帝的统治范围内,已无容身之地,只得怀着满腔的悲愤,带着部队离开广西。

其后,郝部一路飘泊,辗转西进,最后终于在夔州地区与“大顺老兄弟”刘体纯、袁宗第等会合,成为著名抗清武装——“夔东十三家”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半年的时间里,济尔哈朗统领的这支满洲军队,打败了南明朝所有能打的将领,再一次把永历王朝逼上绝路。用自己“战无不胜”的成果,向世界表明,他们不愧是17世纪“最优秀的骑兵部队”。

但就是这支让人望而生畏的力量,在1649年七月的仲夏季节里,却像潮水般地向北一路退去。

不但济尔哈朗退去了,在这之前的五六月间里,占领江西的谭泰、何洛会也率部退回了北方,湖南、江西的“清占区”里,又只剩下了一些不堪一击的“地方武装”。

这是在“四星殒落”后,一愁未展的永历朝,接到的最大喜讯了。

南明将领中,也不乏“忠君爱国”的将领,焦琏、曹志建、马进忠、王进才、赵印选、胡一青,就是他们中杰出的代表。

无需动员、无需命令,这些将领,找准时机,主动出击。

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陆续地收复了全州、永州、武冈、靖州等地,使明清的疆域,大致恢复到1648年十月前的态势。

本已感到“山穷水尽”的永历帝,忽然间,又峰回路转,迎来了一个果实累累的秋季。

三晋烽烟

如果你和我一样,同为山西人,那么,在这一节里,你可以小小地骄傲一把。

因为,在关键时刻,把济尔哈朗、谭泰等满洲八旗军“吸引”回北方,暂时挽救了永历皇帝,挽救了南明军队,挽救了汉族政权,正是我们三百多年前的“山西老西儿”。

首先引燃山西人民,反抗满清罪恶统治熊熊烈火的,是时任清山西大同总兵的姜瓖。

姜瓖,陕西榆林人,被明末清初舆论界美誉为“一株伟大的墙头草”。

据《朔州志》记载,姜家为将传多代,一直传到他这代;老大姜让在榆林,老二姜瓖在大同,老三姜瑄在阳和,都任大明总兵官;一家三个总兵官,“牛”过辽东吴三桂。

但就是这样一个深受国恩的“军人世家”,在1644年“中国式的大变局”面前,都却贪生怕死,举手投降。

姜瓖,则是以大同作为进见礼,乖乖地归顺了大顺朝。

但大顺的最高领导李自成,不但对姜瓖这种“顺应历史潮流”的作法很不买帐,反而对其极度鄙视。准备以“不忠于职守”的罪名,杀掉这位杰出的“不抵抗将军”。

后多亏听了大顺制将军张天琳的劝说,才算作罢。

尽管李自成对于姜瓖的人品,极不“感冒”。可因为手下能独当一面的将领数量实在有限,他还是保留了姜瓖的武装,并让他配合张天琳来镇守大同。

姜瓖虽然投降了大顺朝,但是,从他“被鄙视”的那一天开始,他就没打算把他自己的命运与李自成的命运紧密地系在一起。

虽说明朝江河日下,但要说李自成将能像大明开国皇帝洪武爷那样,领导大家不但能消灭一个旧社会,还能兴建一个新社会,姜瓖心中的确没底。

所以,他人在大同,但是眼珠子,仍盯着北京乃至北京以外的山海关。

当李自成兵败山海关的消息传来,姜瓖的脑子又开始活动了。

他断定李自成,很难抵挡住吴清联军向内地的进一步深入,明朝必然会“死灰复燃”,作为北京的近邻,大同一定会首当其冲。

此刻的他,感到自己,又一次面临着人生的重大抉择。

确信“无毒不丈夫”的他,在1644年的五月,杀害了自已的救命恩人——大顺军守将张天琳,占领了大同、宁武、代州,并恢复了明朝的旗号,拥立了一个名叫朱鼎珊的明朝宗室,来“续先帝之祀”。

但随着事态的发展,证明他这一次,真是下了一步“臭棋”。

大清的统治者多尔衮,根本不打算做一个“干活、收钱、走人”的简单打工者,而是要取代老朱家,直接地做中国的新老板,长期地剥削压迫全国人民。

姜瓖兄弟只得再次见风使舵,改换门庭,以自己手中的地盘和兵力为“股本”,申请加盟“爱新觉罗——大清无限责任公司”。

在姜瓖厚重的“股金”面前,多尔衮以“大清公司董事长”的名义,允许姜瓖继续镇守大同。

因为以前犯了难以饶恕的糊涂,姜瓖非常希望通过自己今后的“努力工作”,让多尔衮对他刮目相看。

所以在这年的十月,他奉命抽调大同地区的精锐兵力,跟随阿济格西征高一功时,就颇为卖力。

但“多次失贞”的姜瓖,在满洲贵族的眼里,简直就是一个廉价的“站街女郎”,召之即来,呼之即去。

结果在战斗中,姜瓖带领的参战部队,没有得到同等的待遇,连起码的补充给养,也很难保证。

无奈中的姜瓖,只好自己掏腰包,给手下的士兵买粮。

这种情况下,姜瓖难免发一些牢骚,这些牢骚经过“添油加醋”后,被放大为重大的“政冶问题”。

西北战局稍稍稳定一点以后,多尔衮就急于清算老帐了。

他把姜瓖召进北京,投入到了被告的席位上去。

主审官刚林、陪审员冯铨按照多尔衮的指示,依照“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原则,要求姜瓖对以前犯过的“政治错误”,作出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交待。

不明就里的姜瓖,按照官场的规矩,赶忙给熟识的冯铨,送了一份重礼,希望这位当朝新贵,放自已一码。

哪知道,曾为“晚明著名贪官”的冯铨,为了树立自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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