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朝那些事-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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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定浙江后，多尔衮派遣“汉奸俱乐部”的三个高级会员——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等组成“平南军”，于1647年2月16日，会同佟养和一起以岳州为基地，对湖南发起了全面进攻。
何督师紧急调马进忠、王允才部，加强长沙的防卫。
但就在两部还在回援途中时，清军己占领湘阴，兵锋直指长沙。
长沙守将王进才一看兵力不敌，立即保护何督师等乘船南撤，2月25日，清军占领长沙。
长沙失守后，湖南局势一发不可收拾，浏阳、常德、衡州等重要城市均陷入敌手，何督师退到湘柱边界的永州地区，聊以度日。
君臣二人“互道衷肠”后，才慢慢愣过神来。
下一步，该怎么办？
跟何督师去永州，不现实，那地方，现在已是新的“国防前哨”了，清军随时都可能“朝发午至”，危险系数太大。
何督师于是建议永历帝不要犹豫、不要徘徊，下定决心，移跸桂林。
见“何老首长”竟然来和自己搞“同业竞争”，“刘铁棍”干脆一棍子戳到底，上疏要求解除其督师职务，改任为户部尚书专理粮饷，妄图将这碍手碍脚的“老首长”一脚踢出军界。
得到永历帝拒绝后，他便直接面见何督师，拿出一副“督师舍我其谁”的架式，请“何老首长”乖乖交出军权。
“何老首长”则不紧不慢地告诉“刘铁棍”，出任督师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是皇帝的任命，第二是能指挥动郝永忠、马进忠、张先壁这些大腕级将领。
“刘铁棍”傻眼了，不用说兵多势众的郝永忠了，就是实力最差的张先壁，人马都是自己的好几倍，甭说指挥，就是能让这几位“仁兄”，别来抢自己的生意，就阿弥陀佛了。
“此路不通、则走彼路”，头脑简单的“刘铁棍”，想出了一个一了百了的办法。
这就是干掉何腾蛟，使他的手下，自然而然地听命于自己。
何腾蛟，一个“官场斗争经验何等丰富”的人，对“刘铁棍”不法行径，很快心知肚明。
他上疏永历帝后，得到了赵印选、胡一青两营滇军，作为“贴身护军”。
在一个黑漆漆的夜，他忽然率这两营军开拔，返回永州。
得到“何老首长”午夜狂奔的消息后，无可奈何的“刘铁棍”，只能落得一声叹息！
逃回永州后的何腾蛟，立刻授意张先壁，率几万人开到武冈，去教训一下不知天高地厚的“刘铁棍”。
张先壁带领几万人马，没几天就来到武冈城下。
此举立刻让“刘铁棍”抓狂，抓狂之后，他仗着手中有永历帝这块牌子，指责张先壁“犯阙”。
有备而来的张先壁，则针锋相对地痛骂刘承胤“劫驾”。
这场官司的最后裁决者，便只能是南明最高统治——永历皇帝。
永历帝终于找到了当领导的感觉。
他“煞有其事”派出兵部官员龙之沫，前往张先壁的营中宣谕和解。
宣谕后，永历帝让张先壁率军，到离武冈不远的沅州驻扎。
这样做，等于给“刘铁棍”戴上了一个紧箍咒，也让自己有了一份安全保障。
在张先壁驻扎沅州后，“刘铁棍”一下子变成了“刘木棍”，相对老实多了，“废桂立岷”的政变计划也静悄悄地胎死腹中。
可这舒坦的日子，永历帝还没还多久，就秋天来了，清军也来了！
在长沙、衡州结束了“避暑”的清军，趁着秋风送爽，又开始对湖南发动了新一轮的进攻。
进攻的主要目标，就是永历帝所在的武冈。
除郝永忠在桂阳、张先壁在沅州进行拆抗外，其它的南明将领，非战即降，孔有德率领的清军，很快到了离武冈不远的斗溪铺。
“刘铁棍”派出部将陈友龙等迎战，但战斗的结果却让他“大跌眼镜”。
他手下的蒋虎、孙华、聂鸣鹤、张承明、张大胜等重要将领，全部战死，清军现距武冈仅有三十里。
在这令人垂头丧气的事实面前，没有高尚道德情操的“刘铁棍”的人生抉择，就是————投降。
为表示自己投降的热情和诚意，“刘铁棍”同志一边剃头“表决心”，一边派人找到“平南军”的一把手孔有德，表示可以把永历帝，当作“见面礼”，送给清方。
凡事都应该有一个“度”，“刘铁棍”的积极主动，不但没有让孔有德心花怒放，反而让他疑心重重。
作为投降业中“资深人士”，多次投降又多次反叛的孔有德，最怕的，就是别人和他玩“假投降”。
所以，对于“刘铁棍”的投降，他没有一口拒绝，也没有马上接受，而是用“研究研究、考虑考虑”的官场常用语来敷衍。
这就给永历帝的再次安全出逃，提供了“一线机会”！
永历帝是一个心细如发的人，尤其对潜伏的危险，具有高度的敏感性。
他见清军步步逼近，而平时大言不惭、趾高气扬的“刘铁棍”，现在却默不吱声、行踪诡秘，感到情况有些不妙。
为防万一，他决定移跸靖州，并请出“刘铁棍”的老娘，请其提供必要的帮助。
这位饱受儒家教育的老娘，倒也深明大义、当仁不让。
在“刘铁棍”外出接洽投降，不在武冈的情况下。这位老人家，利用自己的“特殊权威”，强令“刘铁棍”的手下打开城门，送永历君臣出城。
往靖州方向走了二十里，永历帝“先知先觉”的脑袋，再一次“灵光大现”。
他吩咐手下：“靖州是刘承胤的地盘，不可去，从小路速回广西。”
恰在这时，天又降下大雨，饥寒交迫的永历君臣，深一脚、浅一脚，找路直奔广西。
走到达广西古泥时，终于碰上了一支“亲人的队伍”————总兵侯性，领兵前往接驾。
感动万分的永历帝，就在侯性的护送下，安全到达柳州，完成了这次凶险而难忘的“逃生之旅”。
侯性因为这次特殊的贡献，立即被“火线提拔”，进封为商丘伯。
这次逃难时，为了不把所有的鸡蛋，放到同一个篮子里，永历帝在半途，还特意命首辅吴炳护送皇太子，取道城步县入广西。
结果这回却“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两人都没有永历帝那么幸运，途中一起被清军擒获，押往衡州。
“刘铁棍”费尽周折，投入孔有德的怀抱后，随即引清兵占领武冈。
发现“见面礼”永历帝己经逃走后，大惊失色的“刘铁棍”，赶忙派出护军统领钱国安，带领一千名骑兵追往靖州。
这自然是无功而返！
在这次清军对湖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中，除了制抚堵胤埸率马进忠仍据守九溪，曹志建领兵扼守湘桂交界的龙虎关外，湖南各地都被清军占领。
何腾蛟见自已在湖南两年多的“经营成果”毁于一旦，也只得悲戚戚地离开湖南永州，撤到广西兴安。
随后，何腾蛟手下军事实力最强的郝永忠部，也随之来到兴安。
鉴于兴安太小，无法解决郝部的后勤问题，郝部便向桂林进发，希望能得到瞿巡抚的“关心和帮助”。
但瞿巡抚，却带着更高度数的“有色眼镜”，来歧视郝永忠这位曾有过“历史污点”的原大顺军将领。
他不但拒绝郝部进驻桂林城，而且连粮草也不给予供应。
愤懑不平的郝永忠，便发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老传统，成立了“征粮队”，在桂林郊外实行“就地征粮”。
“征粮队”不时和当地民团发生流血冲突，搞得军地关系分外紧张！
这时侯，已是1647年11月了。
在这个黄叶飘零的晚秋，清军耿仲明部越过湖南边境，对广西北大门——全州，发动了新一轮攻势。
眼见到了退无可退的地步，何督师、瞿巡抚这次紧密地团结起来，认认真真地组织了一场事关南明生死存亡的“全州会战”。
南明这次参战的将领，是五个经过“大浪淘沙、百炼成钢”的将军——郝永忠、焦琏、卢鼎、赵印选、胡一青。
南明这次参战的士兵，有原大顺军、湘军、滇军、桂军，倒也个个算得上身经百战、经验丰富。
人数上，南明士兵约有十多万人，诸营并连，首尾亘三百里。
更重要的，全军上下此时的确有了一股同仇敌忾、誓死抗争的悲壮气概。
胜利的种子由此播下。
南征以来，一路顺风顺水、高歌猛进的耿仲明，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全州会是自己遭遇的下一个“滑铁卢”。
11月13日辰时，全州保卫战正式打响。
焦卢赵胡四将，负责对清军耿仲明部发起正面进攻，郝部则负责绕道小路，从背后发动袭击！
正午时分，当两军激战正酣之际，郝部“凶狠的一刀”，忽然朝清军的背后砍去。
在桂林城郊，受尽民团窝囊气，极想找机会发泄的郝永忠，现在终于有了撒气的对象。
他身先士卒，率骑兵卫队，直冲清军的“总指挥部”，一举打瘫了清军的“中枢神经”。
失去指挥的清军，乱作一团，奔溃北走。
南明军队趁势追击，把清军一举赶出广西境内。
据明军战报的不精确统计，此役“杀虏千余级，夺大西马三百余匹，小马无算，火炮、弓箭、衣甲、器械不计其数”。
文历史上把这次大捷，称为“全州大捷”。
人与比上次的桂林大捷不同，这次战斗中歼灭的，主要是由辽东汉人组成的“汉八旗”。
书这支队伍属于清军中的“第二精锐”，战斗力仅次于正宗的“满八旗”。
屋这比起上次打败的“李氏清军”来，又整整提高了一个档次。
闻此大捷的永历帝，龙颜大悦地对这次难得的胜利，及时做出了总结表彰。
他专门下诏，赞扬这次大捷——“真中兴战功第一”。
随后在12月5日，永历帝怀着轻松愉快的心情，由柳州移跸桂林。
永历君臣还不知道，正是由于这次大捷，引发了清军内部阵营发生了巨大的分化。
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降清的两个“重量级”人物——金声桓、王得仁，在江西宣布反正归明。
一场惊天裂变终于开始了！
江西反正
参与江西反正的，是清朝江西正副军区司令（正副提督）金声桓、王得仁。
金声桓，辽东人，原是明宁南侯左良玉的一个部将，在明亡时，已做到了总兵官的位置。
1645年5月，在“老主人”左良玉忽然死亡，“小主人”左梦庚向阿济格降清时，金声桓也一同投降。
多尔衮对明朝投降过来的武装集团，绝大多数采取的，是“囚主而用仆”的方针政策。
于是，降清后，左梦庚被带回北京，“恩养”起来。
而金声桓，则带领手下来到江西战场，充当炮灰。
王得仁，陕西米脂人，外号“王杂毛”，年少时候，为混一口饭吃，早早就加盟了李自成的反政府武装，为大顺朝的“做大做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李自成同志牺牲后，为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他便投降了阿济格，并也被派到了江西，成为金声桓的副手。
一条东北汉子，一条西北汉子；一个曾经“保政府的”，一个曾经“反政府的”，在这纷繁复杂的乱世，就这样鬼使神差地走到了一起，开始了他们不离不弃、生死与共的传奇人生。
在江西，这两个“最佳搭档”，不费清政府的一兵一卒，就先后攻抚州、吉安、广昌、袁州、赣州等十一府，擒杀了永宁王朱慈炎，活捉了南明江西巡抚邝昭，消灭及整编了大批南明军队。
立下如此赫赫战功后，这两人觉得有资本、有必要跟大清中央政府，进行一番讨价还价了。
他俩联合上书，要求大清中央政府，从国家长治久安的百年大计出发，授与他们“节制文武”“便宜行事”的权力。
目睹南明“枪指挥党”怪异现象的多尔衮，自然不会把江西的行政权、用人权拱手相让，让这块地方在这两人手中，蜕变成一个“独立自由的小王国”。
他三下五除二地驳回了两人的“无理要求”。
当然，为了安慰他们那颗受伤的心，他还是把这两位的官职，由镇守江西的总兵官，改为提督江西的总兵官，算是由“临时工”转成了“正式工”。
但同时，多尔衮也做出了硬性规定：“今后，所有事关剿抚等重大事项，必须与该省的巡抚、巡按会商后方可执行；会商意见不一致的，要报告给东南最高行政长官洪承畴同志，做最后的裁定！”
“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忙”，得到这个意外结果的金王两人，大失所望，可劲地痛骂多尔衮“刻薄寡恩”。
怒火，正静悄悄在金王两人心中积压、酝酿，就差一个爆发的机会了！
机会来了！
这就是发生在1647年底的全州大捷。
在与清军三年多的并肩作战中，俩人逐渐认识到，这样两个事实：
一是满人的实力，并没有吹嘘的那么神，只不过象一头贵州驴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