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朝那些事-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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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诚感人的陈邦彦，成功实现了自救，并被反派回广州进行策反活动。

知道自已无法完成重任的他，没敢返回广州，而是潜入了中途的高明山中，招募义师，等待时机！

在李成栋大举进攻广西，永历政权岌岌可危时，他想到一个中国军事学上常用的计策——“围魏救赵”。

他率领自己的小队伍，联络上了余龙等人的大队伍，组织起了上万人武装集团，跑到广州城下“游行示威”。

此举吓坏了呆在城里的清两广总督佟养甲，因为手头仅有数百人，他在关闭城门、全城戒严的同时，连连派出使者督促李成栋率主力回援。

李成栋只得遵令行事。

此举间接使“桂林大捷”成为可能，并让永历朝度过第一次“生存危机”。

引得李成栋从广西撤军后，在广州城下虚晃一招的陈邦彦，主动撤围。

他先和学生马应房收复顺德，尔后趁李成栋进攻张家玉之际，一举攻下江门。

视陈邦彦为心腹大患的佟养甲，竟不顾自已国家一品大员的身份，用卑劣的手段绑架陈妻何氏及两幼子，以此要挟他归降，但被他以“忠臣义不顾家”为理由拒之。

不久，何氏及两幼子一同被害。

1647年7月，在陈子壮攻打广州时，陈邦彦率军占领广州附近的清远等县城，以作战略牵制。

李成栋打败攻城的陈子壮后，下了狠心，决定铲除清远陈邦彦这颗令他深恶痛绝的“毒瘤”。

9月19日，李成栋四面包围了清远城。

这次，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斗中不断成长的“李氏清军”在攻城时，开始注重了对新兵种————“工兵”的培养和使用。

“工兵”们在步兵的掩护下，偷偷挖地道到城下，用火药爆开城墙，清军中的骑兵、步兵趁机蜂拥而入。

接下来，在惨烈的巷战中，陈邦彦身中三刀被俘，被押往广州。

劝降无果后，佟养甲下令将其押往四牌楼，在稠人广众之中将其“寸磔于市”。

临刑前，这位忠贞之士赋绝命诗：“崖山多忠魂，前后照千古。”

陈邦彦自起兵以来，日仅食一餐，晚上和衣而卧，枕戈待旦，与部下同患难，共劳苦。

因此他带出来的队伍，在各路义军中，战斗力是最强的，曾多次对陷入危险的其它义军施以援手。

所以，闻其死讯的各路义军，无不“泪飞顿作倾盘雨”，为这位令人敬重“陈老师”的离去，真诚地悲伤和惋惜！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这位英烈士除深具民族气节外，诗文也饮誉当时，与黎遂球、邝露并称“岭南前三家”，并有“粤中杜甫”之称。

比起前“二忠”来，“岭南三忠”中的“第三忠”陈子壮是学习最好、官位最高、年龄最大，死得也最残的一位。

陈子壮，广东番禺人，年少时就异常聪明，是个“七岁能文”的神童。

1619年，年仅24的他，在“全国公务员考试中”，高中第三名（探花）。

其后，加入公务员的他，先后勤勤恳恳地为四个国家领导人（万历、泰昌、天启、崇祯）服过务。

到了1632年，己是“四朝元老”的他，已官至礼部侍郎。

连自命不凡的崇祯帝，也每每称其“先生”，而不呼其名。

但后来因“政见不合”，他被崇祯赏了一顿“廷杖”后，“幸运”地下了诏狱。

直到第二年，崇祯帝才“法外施恩”，把他从诏狱里“捞”了出来，驱逐回籍，监视居住。

弘光朝时，曾以礼部尚书，隆武和永历朝时，曾以东阁大学士的高官显位，请他“出山”，但都被他一一回绝。

但在绍武帝和永历帝的“正伪之争”中，他坚定地站在永历政权的一边，上书表示拥戴。

在清军侵入广东，家乡沦陷时，已过了“知天认命”年纪的他，却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己”，亲自操刀上手，拉起了一支义师，发誓与清王朝干到底！

当过大官的陈老爷子，要整就整大的，在1647年六月末，他和陈邦彦约定：攻打广州。

这不是心血来潮，而是他认为，时下攻打广州，确实有四个有利因素。

一是李成栋正统兵在外，与广东各地的义军死磕，偌大的广州城只有清兵两百。

二是城里有了“自己人”接应，已降清的原广州卫指挥使杨可观、杨景晔，良心发现，自愿反正，配合义军攻城。

三是城里还有一面现成的“旗帜”————已出家当和尚的赵王朱由棪。

四是为确保此事万无一失，他还派出三千“花山盗”向佟养甲诈降。目前，这些人已成功取得了广州东门防守权。

起义的日期陈老爷子也选好了，七月七月七夕节。

“七夕节”是地下牛郎和天上织女相会的日子，也被称为中国的“情人节”。

选这么个日子，大概陈老爷子已经盘算好了，让佟养甲与阎王爷，于此日在鹊桥相会，不见不散。

但“细节决定成败”，这个“近似完美”的计划，却坏在陈老爷子家的一个小小家丁的身上。

这个小小家丁，是陈老爷子七月五日派到广州城里贴传单的。

在执行这一特殊任务时，这个小家丁被清军巡逻的士兵抓住。

一顿严刑拷打之后，“思想政治觉悟不高，意志不坚定”的小家丁，供出了这一“天大的秘密”。

得到这一秘报的佟养甲，立即采取行动，一方面捕杀杨可观、杨景晔，以“犒赏”为名诛杀“花山盗”三千人，勒令赵王自尽；

另一方面派出使者，请李成栋无论如何，要派出一支“快速反应部队”，于七夕节前夜返回广州。

不知广州城已经“地覆天翻”的陈老爷子，在七夕节的三更，对广州发动了进攻，但迎接他们的，是城头猛烈的炮火。

陈老爷子这次打广州，所带的部队大部分是坐兵船来的，炮弹落在了兵船上，导致了不少船只当场起火。

这一夜，又恰好是北风大作。

风助火势，使逆风行驶的义军船只，由少数着火变成了多数着火。

佟养甲乘势出城反击，陈老爷子败守白鹅潭。

不轻言放弃的陈老爷子，还想再打广州城。

但历史也不给他这样的机会了，因为李成栋已率军从新安赶回，并加入了对陈老爷子的进攻中。

在佟李的联合打击下，陈老爷子只得无奈地领兵，先退守九江，再退守高明。

在“剿除”了清远的陈邦彦后，十月下旬，李成栋又率本部兵马，和施福（原郑芝龙的部将）的“二伪军”，对陈老爷子扼守的高明县，发动了大规模地进攻。

这次清军攻城技术，又有了新的提高，由“工兵”挖洞填炸药，改为“炮兵”集中火力，进行“集中连片、由面对点”的轰击，操作更方便、效果更明显。

在猛烈炮击之后，高明县的一段城墙轰然倒下。

清军骑步兵急速跟进，冲入该城。

在巷战中，陈老爷子受伤被俘，也被押回广州，交佟养甲审理。

佟养甲以杀害陈老爷子的幼子相要胁，妄图逼他变节。

“舐犊之爱，人皆有之”，陈老爷子曾经犹豫再三，最后却选择宁死不屈。

他向佟养甲说道：“我儿子的生死，在你而不在我，悉听尊便”。

佟养甲逼降不成，怒而生恨，想了一条杀一儆百的毒计，判处老爷子惨无人道的“锯刑”。

“锯刑”即用铁锯，将人从头顶向下，锯成两片。

行刑时，刽子手因人的躯体晃动，无法锯下去。

陈老爷子对刽子手高喊：“蠢才，界（锯）人需用木板也！”，刽子手才领悟用锯行刑的方法。

至今“界人须用板”的典故，仍在广州父老当中流传。

在行刑现场，凶残的佟养甲遍召“广州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坐堂上观其受刑以惧之，还恶狠狠地问道：“诸公害怕吗？”

“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当自己的鲜血从头顶喷出，溅满全身时，老爷子依然骂不绝口，直到生命的最后逝去！

观刑“诸公”，害怕者有之，惋惜者有之，掩面落泪者亦有之。

但更多的，是发自内心的真实感动，以及对自已苟且偷生的卑视和自责。

直到20世纪五十年代末期，编剧家黄锡龄，还根据陈老爷子的光荣事迹，编成大型历史粤剧——《血染越王台》。

公演之时，依然让三百年后的今人，怦然心动、潸然泪下。

英烈的鲜血不会白流的，就在他们为复国理想、中兴事业，血洒疆场或刑场时。南明，在一点一滴地汇聚着反击的力量。

一场惊天裂变的巨幕已悄然拉开！

第二十四章　惊天裂变

全州大捷

逃到湘西南武冈的永历帝不久发现，他在这里的心情，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不爽。

这倒不是武冈的生存条件太差了，相反，这里不仅是鱼米之乡、物产丰富；而且还山青水秀、气侯宜人。

让永历帝心情严重不爽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正被刘承胤这个小军阀——“玩弄于骨掌之上”。

刘承胤，大明军队专业化干部，因常使一根铁棍，人赠外号“刘铁棍”。

崇祯年间，“刘铁棍”曾任黎靖参将，因平定武冈袁有志起义，以及成功救出岷王世子的“特殊贡献”，被升为副总兵。

弘光朝时，他又被升为总兵，专门负责镇守武冈。

惊魂不定的永历帝，初来乍到时，也曾受到这位“刘铁棍”的热情接待。

为表达谢意，永历帝将其由隆武帝封的定蛮伯，加封为武冈侯。

民风淳朴、美丽险峻的武冈，一度吸引了永历帝的眼球，他把此地改为奉天府，打算由“暂居”改为“长住”。

但“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不久，又被提升为安国公的“刘铁棍”，逐渐露出了其丑恶凶残的嘴脸。

他接连杀害了几个与他意见相左的大臣，还随意斩杀南明其他友军来使。

后来，因为和皇帝闹了一点不愉快，这个素质低下的小军阀，就干脆挑动手下跑到宫中，向永历帝“索响”。

一路逃难而来的永历帝，早已身无分文。

在虎视眈眈的逼迫之下，他只得动员王皇后把宫中“簪珥首饰”拿出来，这才让“索响”的大兵们一哄而散。

经此一事，永历帝在武冈的生活，便变得“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了，日日夜夜、惶恐不安。

经此一事，“刘铁棍”知道君臣情分已绝，开始密谋废掉永历，立自己的女婿岷王为帝。

恰在这时，督师湖广的大学士何腾蛟，来到武冈朝见永历帝。

见到这位“孤守两湖、独撑危局”的老臣，永历帝像见到亲人似的，向他滔滔不绝讲起了“刘铁棍”种种违禁犯上的不轨行为。

听着永历帝的痛苦讲述，何督师顿时触景生情，忽然也想起了自己一年来的悲惨经历，不禁悲从中来，泪如泉涌！

何督师在湖南整合了政府军，收编了大顺军，这让他手头掌握的军队，一下涨到了十二镇，近十五万人。

在如何使用这些丰富的“军力资源”上，这个“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骨子里永远脱不了轻“响马”（大顺军）重“南军”（政府军）的惯性，特别对张先壁、曹志建、黄朝宣这些政府军将领，更是“恩爱有加”。

除多次为他们加官请爵外，在粮草供应方面，也是优先保障。

可这并没有换来他所期侍的“丰厚回报”，这帮人仍然是扰民有余、御敌不足、不听指挥、胡作非为。

失望至极的何督师，于是分别从广西、贵州、云南等“老少边穷”地区，招来了三万多人的武装力量，作为自己的“督标亲军”。

他企图用自己的这支亲军，镇住下面这些不听话的各派武装，形成“强干弱枝”的局面。

在增添了这三万多拿高薪的“军务人员”后，湖南的财政更加紧张。

为解决这一“老大难”问题，何督师在湖南，除突击加派“救国义饷”外，还提前预征了一年的农业税。

结果，湖南每亩民田的实际负担，比崇祯时代提高了六倍。

即使这样，湖南仍然有很多地方的财政，仍是“缺米下锅”。

何督师只得“饮鸠止渴”，开始卖官售爵。

但这仍还是收不抵支，他便指使下属，敲诈富户，让其捐资助饷。

政治、经济、军事是一个紧密联系、环环相扣的结合体，何督师这一轮“整军备战”搞下来，让整个湖南物价飞涨、经济凋敝、民怨沸腾。

为缓解民众的不满情绪，何督师打算内部矛盾外部解决，于1646年九月，发动了“秋季攻势”，先向清军占据的岳州进攻。

但这次明显缺乏“给力”的北伐，非但没打下岳州，反而几乎赔光了“督标亲军”的全部人马，并引发了多尔衮对湖广战场的“重新认识”。

在平定浙江后，多尔衮派遣“汉奸俱乐部”的三个高级会员——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等组成“平南军”，于1647年2月16日，会同佟养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