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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部分

南明朝那些事-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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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诚感人的陈邦彦,成功实现了自救,并被反派回广州进行策反活动。

知道自已无法完成重任的他,没敢返回广州,而是潜入了中途的高明山中,招募义师,等待时机!

在李成栋大举进攻广西,永历政权岌岌可危时,他想到一个中国军事学上常用的计策——“围魏救赵”。

他率领自己的小队伍,联络上了余龙等人的大队伍,组织起了上万人武装集团,跑到广州城下“游行示威”。

此举吓坏了呆在城里的清两广总督佟养甲,因为手头仅有数百人,他在关闭城门、全城戒严的同时,连连派出使者督促李成栋率主力回援。

李成栋只得遵令行事。

此举间接使“桂林大捷”成为可能,并让永历朝度过第一次“生存危机”。

引得李成栋从广西撤军后,在广州城下虚晃一招的陈邦彦,主动撤围。

他先和学生马应房收复顺德,尔后趁李成栋进攻张家玉之际,一举攻下江门。

视陈邦彦为心腹大患的佟养甲,竟不顾自已国家一品大员的身份,用卑劣的手段绑架陈妻何氏及两幼子,以此要挟他归降,但被他以“忠臣义不顾家”为理由拒之。

不久,何氏及两幼子一同被害。

1647年7月,在陈子壮攻打广州时,陈邦彦率军占领广州附近的清远等县城,以作战略牵制。

李成栋打败攻城的陈子壮后,下了狠心,决定铲除清远陈邦彦这颗令他深恶痛绝的“毒瘤”。

9月19日,李成栋四面包围了清远城。

这次,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斗中不断成长的“李氏清军”在攻城时,开始注重了对新兵种————“工兵”的培养和使用。

“工兵”们在步兵的掩护下,偷偷挖地道到城下,用火药爆开城墙,清军中的骑兵、步兵趁机蜂拥而入。

接下来,在惨烈的巷战中,陈邦彦身中三刀被俘,被押往广州。

劝降无果后,佟养甲下令将其押往四牌楼,在稠人广众之中将其“寸磔于市”。

临刑前,这位忠贞之士赋绝命诗:“崖山多忠魂,前后照千古。”

陈邦彦自起兵以来,日仅食一餐,晚上和衣而卧,枕戈待旦,与部下同患难,共劳苦。

因此他带出来的队伍,在各路义军中,战斗力是最强的,曾多次对陷入危险的其它义军施以援手。

所以,闻其死讯的各路义军,无不“泪飞顿作倾盘雨”,为这位令人敬重“陈老师”的离去,真诚地悲伤和惋惜!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这位英烈士除深具民族气节外,诗文也饮誉当时,与黎遂球、邝露并称“岭南前三家”,并有“粤中杜甫”之称。

比起前“二忠”来,“岭南三忠”中的“第三忠”陈子壮是学习最好、官位最高、年龄最大,死得也最残的一位。

陈子壮,广东番禺人,年少时就异常聪明,是个“七岁能文”的神童。

1619年,年仅24的他,在“全国公务员考试中”,高中第三名(探花)。

其后,加入公务员的他,先后勤勤恳恳地为四个国家领导人(万历、泰昌、天启、崇祯)服过务。

到了1632年,己是“四朝元老”的他,已官至礼部侍郎。

连自命不凡的崇祯帝,也每每称其“先生”,而不呼其名。

但后来因“政见不合”,他被崇祯赏了一顿“廷杖”后,“幸运”地下了诏狱。

直到第二年,崇祯帝才“法外施恩”,把他从诏狱里“捞”了出来,驱逐回籍,监视居住。

弘光朝时,曾以礼部尚书,隆武和永历朝时,曾以东阁大学士的高官显位,请他“出山”,但都被他一一回绝。

但在绍武帝和永历帝的“正伪之争”中,他坚定地站在永历政权的一边,上书表示拥戴。

在清军侵入广东,家乡沦陷时,已过了“知天认命”年纪的他,却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己”,亲自操刀上手,拉起了一支义师,发誓与清王朝干到底!

当过大官的陈老爷子,要整就整大的,在1647年六月末,他和陈邦彦约定:攻打广州。

这不是心血来潮,而是他认为,时下攻打广州,确实有四个有利因素。

一是李成栋正统兵在外,与广东各地的义军死磕,偌大的广州城只有清兵两百。

二是城里有了“自己人”接应,已降清的原广州卫指挥使杨可观、杨景晔,良心发现,自愿反正,配合义军攻城。

三是城里还有一面现成的“旗帜”————已出家当和尚的赵王朱由棪。

四是为确保此事万无一失,他还派出三千“花山盗”向佟养甲诈降。目前,这些人已成功取得了广州东门防守权。

起义的日期陈老爷子也选好了,七月七月七夕节。

“七夕节”是地下牛郎和天上织女相会的日子,也被称为中国的“情人节”。

选这么个日子,大概陈老爷子已经盘算好了,让佟养甲与阎王爷,于此日在鹊桥相会,不见不散。

但“细节决定成败”,这个“近似完美”的计划,却坏在陈老爷子家的一个小小家丁的身上。

这个小小家丁,是陈老爷子七月五日派到广州城里贴传单的。

在执行这一特殊任务时,这个小家丁被清军巡逻的士兵抓住。

一顿严刑拷打之后,“思想政治觉悟不高,意志不坚定”的小家丁,供出了这一“天大的秘密”。

得到这一秘报的佟养甲,立即采取行动,一方面捕杀杨可观、杨景晔,以“犒赏”为名诛杀“花山盗”三千人,勒令赵王自尽;

另一方面派出使者,请李成栋无论如何,要派出一支“快速反应部队”,于七夕节前夜返回广州。

不知广州城已经“地覆天翻”的陈老爷子,在七夕节的三更,对广州发动了进攻,但迎接他们的,是城头猛烈的炮火。

陈老爷子这次打广州,所带的部队大部分是坐兵船来的,炮弹落在了兵船上,导致了不少船只当场起火。

这一夜,又恰好是北风大作。

风助火势,使逆风行驶的义军船只,由少数着火变成了多数着火。

佟养甲乘势出城反击,陈老爷子败守白鹅潭。

不轻言放弃的陈老爷子,还想再打广州城。

但历史也不给他这样的机会了,因为李成栋已率军从新安赶回,并加入了对陈老爷子的进攻中。

在佟李的联合打击下,陈老爷子只得无奈地领兵,先退守九江,再退守高明。

在“剿除”了清远的陈邦彦后,十月下旬,李成栋又率本部兵马,和施福(原郑芝龙的部将)的“二伪军”,对陈老爷子扼守的高明县,发动了大规模地进攻。

这次清军攻城技术,又有了新的提高,由“工兵”挖洞填炸药,改为“炮兵”集中火力,进行“集中连片、由面对点”的轰击,操作更方便、效果更明显。

在猛烈炮击之后,高明县的一段城墙轰然倒下。

清军骑步兵急速跟进,冲入该城。

在巷战中,陈老爷子受伤被俘,也被押回广州,交佟养甲审理。

佟养甲以杀害陈老爷子的幼子相要胁,妄图逼他变节。

“舐犊之爱,人皆有之”,陈老爷子曾经犹豫再三,最后却选择宁死不屈。

他向佟养甲说道:“我儿子的生死,在你而不在我,悉听尊便”。

佟养甲逼降不成,怒而生恨,想了一条杀一儆百的毒计,判处老爷子惨无人道的“锯刑”。

“锯刑”即用铁锯,将人从头顶向下,锯成两片。

行刑时,刽子手因人的躯体晃动,无法锯下去。

陈老爷子对刽子手高喊:“蠢才,界(锯)人需用木板也!”,刽子手才领悟用锯行刑的方法。

至今“界人须用板”的典故,仍在广州父老当中流传。

在行刑现场,凶残的佟养甲遍召“广州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坐堂上观其受刑以惧之,还恶狠狠地问道:“诸公害怕吗?”

“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当自己的鲜血从头顶喷出,溅满全身时,老爷子依然骂不绝口,直到生命的最后逝去!

观刑“诸公”,害怕者有之,惋惜者有之,掩面落泪者亦有之。

但更多的,是发自内心的真实感动,以及对自已苟且偷生的卑视和自责。

直到20世纪五十年代末期,编剧家黄锡龄,还根据陈老爷子的光荣事迹,编成大型历史粤剧——《血染越王台》。

公演之时,依然让三百年后的今人,怦然心动、潸然泪下。

英烈的鲜血不会白流的,就在他们为复国理想、中兴事业,血洒疆场或刑场时。南明,在一点一滴地汇聚着反击的力量。

一场惊天裂变的巨幕已悄然拉开!

第二十四章 惊天裂变

全州大捷

逃到湘西南武冈的永历帝不久发现,他在这里的心情,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不爽。

这倒不是武冈的生存条件太差了,相反,这里不仅是鱼米之乡、物产丰富;而且还山青水秀、气侯宜人。

让永历帝心情严重不爽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正被刘承胤这个小军阀——“玩弄于骨掌之上”。

刘承胤,大明军队专业化干部,因常使一根铁棍,人赠外号“刘铁棍”。

崇祯年间,“刘铁棍”曾任黎靖参将,因平定武冈袁有志起义,以及成功救出岷王世子的“特殊贡献”,被升为副总兵。

弘光朝时,他又被升为总兵,专门负责镇守武冈。

惊魂不定的永历帝,初来乍到时,也曾受到这位“刘铁棍”的热情接待。

为表达谢意,永历帝将其由隆武帝封的定蛮伯,加封为武冈侯。

民风淳朴、美丽险峻的武冈,一度吸引了永历帝的眼球,他把此地改为奉天府,打算由“暂居”改为“长住”。

但“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不久,又被提升为安国公的“刘铁棍”,逐渐露出了其丑恶凶残的嘴脸。

他接连杀害了几个与他意见相左的大臣,还随意斩杀南明其他友军来使。

后来,因为和皇帝闹了一点不愉快,这个素质低下的小军阀,就干脆挑动手下跑到宫中,向永历帝“索响”。

一路逃难而来的永历帝,早已身无分文。

在虎视眈眈的逼迫之下,他只得动员王皇后把宫中“簪珥首饰”拿出来,这才让“索响”的大兵们一哄而散。

经此一事,永历帝在武冈的生活,便变得“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了,日日夜夜、惶恐不安。

经此一事,“刘铁棍”知道君臣情分已绝,开始密谋废掉永历,立自己的女婿岷王为帝。

恰在这时,督师湖广的大学士何腾蛟,来到武冈朝见永历帝。

见到这位“孤守两湖、独撑危局”的老臣,永历帝像见到亲人似的,向他滔滔不绝讲起了“刘铁棍”种种违禁犯上的不轨行为。

听着永历帝的痛苦讲述,何督师顿时触景生情,忽然也想起了自己一年来的悲惨经历,不禁悲从中来,泪如泉涌!

何督师在湖南整合了政府军,收编了大顺军,这让他手头掌握的军队,一下涨到了十二镇,近十五万人。

在如何使用这些丰富的“军力资源”上,这个“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骨子里永远脱不了轻“响马”(大顺军)重“南军”(政府军)的惯性,特别对张先壁、曹志建、黄朝宣这些政府军将领,更是“恩爱有加”。

除多次为他们加官请爵外,在粮草供应方面,也是优先保障。

可这并没有换来他所期侍的“丰厚回报”,这帮人仍然是扰民有余、御敌不足、不听指挥、胡作非为。

失望至极的何督师,于是分别从广西、贵州、云南等“老少边穷”地区,招来了三万多人的武装力量,作为自己的“督标亲军”。

他企图用自己的这支亲军,镇住下面这些不听话的各派武装,形成“强干弱枝”的局面。

在增添了这三万多拿高薪的“军务人员”后,湖南的财政更加紧张。

为解决这一“老大难”问题,何督师在湖南,除突击加派“救国义饷”外,还提前预征了一年的农业税。

结果,湖南每亩民田的实际负担,比崇祯时代提高了六倍。

即使这样,湖南仍然有很多地方的财政,仍是“缺米下锅”。

何督师只得“饮鸠止渴”,开始卖官售爵。

但这仍还是收不抵支,他便指使下属,敲诈富户,让其捐资助饷。

政治、经济、军事是一个紧密联系、环环相扣的结合体,何督师这一轮“整军备战”搞下来,让整个湖南物价飞涨、经济凋敝、民怨沸腾。

为缓解民众的不满情绪,何督师打算内部矛盾外部解决,于1646年九月,发动了“秋季攻势”,先向清军占据的岳州进攻。

但这次明显缺乏“给力”的北伐,非但没打下岳州,反而几乎赔光了“督标亲军”的全部人马,并引发了多尔衮对湖广战场的“重新认识”。

在平定浙江后,多尔衮派遣“汉奸俱乐部”的三个高级会员——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等组成“平南军”,于1647年2月16日,会同佟养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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