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宋朝-第8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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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宫女讲的，贾似道找个碴儿将那个宫女处死，从此再也没人敢言边事。
襄樊危在旦夕，军民拆屋为薪，以纸为衣，吕文焕每次巡城必南望恸哭，一再向朝廷告急。贾似道假惺惺上书要求上前线，暗地里却让台谏上章挽留自己，说是朝廷大事离不开他。
樊城失陷，告急再至朝廷，有人建议勇将高达可援襄阳。贾似道视高达为异己，在打算法中整过他，便说：“用高达，那吕文焕怎么办？”吕文焕听说高达要来，便将截获元军哨兵那样屁大的事说成大捷，以阻止高达的到来，毫无同胞成阵之心。
二月，元将阿里海牙再以回回炮轰襄阳，一炮击中谯楼，声震如惊雷，诸将多越城降元。阿里海牙亲至城下招降，吕文焕势穷援绝，遂与其折箭为誓，献城出降。
至此，长达六年之久的襄樊之战宣告结束，元军取得了宋蒙战争以来空前未有的胜利，牢牢掌握了通向长江中下游的管钥。对元军说来，襄樊之战表明其水上作战与攻坚作战的能力都大为提高，军事实力已明显超过南宋，宋蒙战争前一时期的抗衡均势已被打破，蒙古已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贾似道对襄樊之战掉以轻心，如果他在围城前期就调动全国力量，全力救援，局势或许不至于此。而从其入相以前历任京湖、两淮制帅的才绩看，他并不是没有这一方面的才能。但此一时彼一时，如今他只想在临安西湖的葛岭私第里过安乐日子。襄阳失守，贾似道竟还在度宗面前卖乖：“如果陛下早点允许我上前线，事情也不至于如此。”但如今对于战局，对于南宋王朝，对于贾似道本人，都是大势已去了。
细说宋朝89：会子危机
由于城市、商业和商品经济的繁荣，宋代货币制度较之前代有很大的发展，货币的品种与流通的区域也比较复杂。
宋代也有以金银为货币的，但比重不大，占主导地位的流通货币仍是铜钱。铸有年号的铜钱虽非宋代才有，但太宗即位，改元太平兴国，即铸“太平通宝”，改元淳化时，他还以行、草、楷三种书体亲书“淳化元宝”的钱文，这是最早的“御书钱”，其后，宋代每次改元都新铸年号钱。
北宋铜钱的年发行量，一般维持在三百万贯以上。宋神宗时一度达到五百万贯，排列起来大概可绕地球三匝，总耗铜量达一万吨。而西方各国万吨铜产量还是数百年后的事，由此也可见北宋冶铜业的发达。南宋的铜铸钱币跌至年产十五万贯上下，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物价上涨，采铜铸钱成了赔本买卖；二是政府有意以纸币代替铜钱。
不过，宋代铁钱也很兴盛，主要在川蜀地区流通。其原因一是五代后蜀本来就铸行过铁钱；二是当时四川铁矿比较丰富；三是这里与西南少数民族接壤，使用铁钱可防止铜钱外流。
宋夏战争爆发以后，为了筹措军费，山西、河东地区也流通铁钱，成为铜铁钱并用的地区。政府打算把这两地区变为川蜀那样的铁钱流通区，遭遇了顽抗的阻力。用惯了好钱，谁愿意再用劣币呢？
铁钱有大、小两种，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折合为大钱一贯重十二斤。大钱虽比消遣为轻，当倘若大宗买卖，费用在三五十贯以上，携带还是有困难的。而当时川蜀成都府路的社会经济水平在全国仅次于两浙，倘若仍使用单一的铁钱作为商品交换的等价物，显然不能适用商品经济的需要。于是，作为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就在川蜀地区应运而生，这在中外经济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最早的交子大约是在太宗末年到真宗初年，即十世纪末在四川出现的。其方法是在票据的正面与背面盖上印记，上书隐秘的记号，朱笔和墨笔各有不同，以备验对真伪，临时填上钱贯数额，就可交易使用。但这种交子容易伪造，漏洞很大，诉讼不断。
景德初年（1004年），四川地方长官张咏着手整顿，命成都十六户富豪连保主持其事。他们开始用一色的纸张和统一的印文印造交子，然后十六家铺户押字，各自隐秘题号，朱墨间错，作为暗记。印成的交子填上钱贯数额，就可以按面值进行交易。
但伪造交子仍时有出现。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政府在益州（今四川成都）成立交子务，开始官办发行交子。官交子与私交子的主要区别是：上盖益州交子务和益州观察使的官印；取消面额填写的旧法，将一贯至十贯文的固定面额印制在交子上（后定为五贯和十贯两种面值）；设立准备金，每造一界（即一批）交子，备本钱三十六万贯；每界交子以两年为期予以兑换。
不过，交子是以铁钱为本位的，主要仍在四川流通。直到元祐时（1086…1094年），交子的发行与流通还比较稳定，贬值率为百分之十，但到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交子改称“川引”。其后，一界发行量竟是天圣初年的二十倍，货币的实际缩水率达到百分之七十五。不过，北宋旋即灭亡，川引使用又局限川蜀，因而没有引发全国性的社会动荡。
到了南宋，铁钱基本上在与金朝接壤的两淮、川蜀等沿边地区流通，目的仍是企图遏止铜钱北流的趋势。但因铜钱铸造量锐减，铜钱私铸为铜器和滚滚北流的趋向依旧势不可挡。原先局限在四川流通的纸币，自然而然的推向南宋统治地区。
南宋前期，发行量最大、流通面最广的纸币是会子，正式发行是绍兴三十年（1160年），因而行在会子所发行，流行于东南诸路，也称“行在会子”或“东南会子”。与交子不同，会子是以铜钱为本位的，面值为一贯（一千文）、二贯和三贯三种，后赠印二百文、三百文与五百文小面值三种，乾道五年（1169年）定为三年一界，每界发行一千万贯，以旧换新。
除东南会子这一全国性货币，南宋政府还发行以铁钱为本位的地区性纸币，流通于四川的仍沿用“川引”的名称，流通于两淮的叫“两淮交子”，简称“淮交”，流通于荆湖的称为“湖广会子”，简称“湖会”。
第一界会子的发行额据说是三百万贯，到乾道四年（1168年）仅七年，先增至七百万贯，进而攀升到一千万贯。第二、三界会子数加印，思与应付隆兴北伐有关，但作为本位的金属货币并没有相应追加，币值增长指数已达百分之三百以上。到理宗淳祐六年，会子的发行量比孝宗前期猛增了六十五倍，倘若第一界会子的发行量确是三百万贯的话，竟增加二百余倍。
在财政政策上，会子与铜钱是可以自由兑换的，但会子不断贬值，两者的兑换率在宁宗以后也急遽走低。当时为了开禧北伐，把会子的发行量扩大了十四倍了；而从兑换率来看，会子这一期间起码贬值了一半。宁宗宣布十一、十二、十三界会子同时流通，会子之多如决堤之水，物价之涨如脱缰之马，谁都不愿把不断贬值的会子攥在手里，纷纷以会子挤兑铜钱。
嘉定二年（1209年），正值会子换界，朝廷规定新旧会子以一比二的比率兑换，同时辅以严厉的法禁。其本意是为了平息挤兑风波，但无疑向持有者宣布会子已彻底丧失信用度，因而效果适得其反。无论贫富谁都不愿使用会子，持有者更是急于脱手。
朝廷竟强行规定，让士民工商根据财产高下，按比例换购会子，违者抵罪，并鼓励打小报告告发。于是，俯首贴耳者甚至卖田质宅，被迫以低价收回会子；而那些以低于实际比价抛售会子的民户，都因触犯法禁而被籍没家财。
但朝廷的禁令也无法阻遏低价抛售和拒收会子的狂潮，这一强劲的势头反过来驱使会子进一步贬值。通货膨胀引发社会动荡，富户大受损失，贫民更是雪上加霜。这年冬天，米珠薪桂，手中有会子也买不到米，饥饿难忍的乞丐群起抢夺商贩们的炊饼。社会危机一触即发。
迫不得已，朝廷采取了三方面的补救措施：一是放宽新旧会子兑换的限期，二是发还民户因抛售会子而被籍没的家产，三是从卖官鬻爵和出售没官田等渠道筹措一千四百万贯，作为回收旧会子的资本。但会子危机并没有立即化解，最后采取了“悉弛其禁”的做法，至少在嘉定五年以后才渐趋平静。
宁宗以后，新旧两界会子的换界已无法正常进行，深层次的问题越积越多。朝廷一有财政短缺，就以滥印会子的办法来饮鸩止渴。理宗亲政时，会子已印发了十七界，社会上流通的十六、十七界会子数量巨大，再次导致“会价日损，物价日昂”的局面，理宗只得以出卖度牒与封赠敕告等回笼的资金来收回部分会子。
端平入洛以后，会子与铜钱的兑换率从端平亲政初暴跌二十五个百分点。而嘉熙四年（1240年）发行的十八界会子，数量反比十七界大为增加，大概为弥补联蒙灭金与端平入洛的亏空。同时规定五道十七界会子只能兑换回一道十八界会子，贬值幅度之大前所未有，米价也立即暴涨至每斗三贯四百文，是孝宗乾道年间米价（每斗三百文）的十一倍强。
淳祐七年（1247年），理宗正式颁诏：十七、十八两界会子不再立限，永远使用。希望通过将会子变为不兑换货币，来抑制通货膨胀的汹涌势头。但二百文的十八界会子，居然还买不上一双草鞋（即便在宁宗嘉定年间，物价暴涨以后，一斗米也不过五百文），一切措施都已无济于事。老百姓不再把会子当钱看，“弃掷燔烧，不复爱惜”。
景定五年（1264年），权臣贾似道趁理宗弥留之际，首先下令停止十七界会子的流通，一月之内全部兑换成十八界会子；紧接着将会子改为“金银见钱关子”（也称“金银关子”、“见钱关子”或“银关”），以表明关子的贵重，已不同于贬值的“铜钱会子”；然后宣布关子与十八界会子的兑换率为一比三。于是，通货膨胀更恶性发作，诸行百市，物价腾贵，老百姓拿着钱，却整天买不到东西。关子发行仅十余年，南宋就为元所灭。
金朝在贞元二年（1154年）也开始发行一种叫“交钞”的纸币，资格还比南宋的会子老。交钞没有兑界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无限期流通纸币。到金章宗时，交钞也开始贬值。其后，金宋战争不断，交钞贬值的速度也越来越快，贞祐三年（1215年）不得不宣布废除交钞，另发名为“宝券”的纸币。直到金亡以前的二十年里，金朝不断地废弃旧纸币，发行新纸币，纸币的名称也不一而足。但老百姓往往手持万贯，只能买到一个烧饼。金朝纸币贬值创下了六千万比一的空前纪录。困扰宋朝的纸币贬值问题，同样伴随到金朝灭亡，倒称得上是难兄难弟。
细说宋朝90：景定公田
纸币贬值，物价攀升，军费短缺，南宋的财政税收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朝廷应付的办法只有两个：一是饮鸩止渴的滥发会子，一是竭泽而渔的仰仗和籴。结果却是“国计困于造楮（纸币），富户困于和籴”，谁都拿不出更好的办法。景定四年（1263年），贾似道决定实行公田法，试图挽救日渐严重的财政危机。这是一个与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有关的问题，有必要先说说相关制度的一般情况。
在土地制度上，宋代继承了中唐两税法以后的做法，私人土地买卖与占有不受任何限制。这一政策可以归结为两句话八个字：不立田制，不抑兼并。宋代土地兼并与流通的频率不低，有所谓“千年田换八百主”的说法。但主要是以自由买卖的经济方式进行的，“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是当时的公理；以政治特权强取豪夺兼并土地的情况，在法理上并不允许。
宋代也有国家土地所有制，其官田来源主要是户绝田、籍没田、抛荒田、濒江沿海的沙田或涂田，另外还有北方与西北边境上的营田或屯田，但国有土地所占的分额微乎其微。而且，南宋以后，通过买卖，官田私有化的趋势不断加剧，国有地的比重越来越小。
土地是农业社会最恒定的“常产”，宋代便把有常产的民户称为主户，没有常产的民户称为客户。客户主要是无地的佃户、雇工等。主户按财产的多少再分为五等，上户通常指一、二等户，属于地主；中户指三等户，多为中小地主或富裕农户；下户指四、五等户，指一般的小土地所有者，其中不乏还需要佃种部分土地的农户。当时还把有官品的称为官户，他们与州县公吏及乡村头目合在一起，构成上户中的特殊阶层，号称“形势户”。主客户的分类分等，不仅农村有，称为乡村户；城镇也照样适用，称为坊郭户。
土地所有者与土地承佃者之间，通过契约关系确认租佃年限与分配方式。落后的劳役地租已基本绝迹，先进的货币地租虽在两哲等少数发达地区已经出现，但实物地租依然是当时地租的主要形态。在实物地租中，定额制并不少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