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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部分

细说宋朝-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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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贬为彰化军节度副使,途中也有诏赐死。
再说徽宗南逃,车驾渡江,在镇江营缮宫室,建造庭院,做久居之计,每月花销竟达二十万贯。更令钦宗不满的是,徽宗并不想全部放弃君权,镇江行营俨然另一朝廷。在朝臣纷纷要求下,钦宗鉴于“自江以南,诏令不行”,便派出太上皇帝行宫迎奉使敦促徽宗回朝。四月三日,徽宗一干人等悠然自得返回京城,似乎什么战争都没有发生过,他只是做了一次江南之旅。回京以后,徽宗又提出亲赴洛阳募兵,钦宗断然拒绝,并驱逐了徽宗的侍从,以确保一个中心。
其后,要求惩办蔡京父子与童贯的呼声不绝于朝野。钦宗先后贬朱勔于循州(今广东龙川),贬蔡京于儋州(今海南儋县),贬蔡攸于雷州(今广东海康),贬童贯于吉阳军(今海南崖县)。七月,蔡京在流放途中病死,数日无人收尸;童贯在押送路上被下诏处死,首级送回东京示众;九月,蔡攸与朱勔也在贬所被处死。
钦宗惩办六贼当然是大快人心的,但在其他方面却令人大失所望。金兵一退,他以为危机已过,把种师道罢为宫观使,让他赋闲,声称其老迈“难以再用”。御史中丞许翰上奏以为师道“智虑未衰”,应该复用,这才让他出任何东河北宣抚使。师道建议集中关陕、两河之兵,扼守黄河以北的军事要地,阻遏金军的再次南侵,朝廷置之不理。
六月,钦宗命李纲代替种师道,去解太原之围,将他排挤出朝。钦宗让前线武将直接听命于己,李纲根本指挥不动军队,被迫提出辞职,钦宗就以“专主战议,丧师费财”的罪名,将他一再贬官,安置夔州(今重庆奉节)。钦宗以为和议可恃,不思战备,反而压制抗金舆论,以至民谣一针见血的说:“城门闭,言路开;城门开,言路闭。”
另一方面,钦宗与徽宗父子芥蒂难消,在权力问题上勾心斗角,痛失半年备战的大好时机,坐视北宋的最后覆亡。当时有《九不管》民谣揭露了钦宗在朝政上本末颠倒,例如,“不管太原,却管太学”,“不管河东,却管陈东”,就是讽刺朝廷不抓当务之急两河边防,却处心积虑的对付陈东与太学生;再如“不管二太子,却管立太子”,就是嘲笑钦宗不以对付金太祖的二太子宗望为头等大事,却与徽宗明争暗斗,急匆匆将自己不满十岁的儿子立为皇太子。
靖康宰执多出蔡京、童贯之门,根本难系天下之望,有一个李纲而不能用。钦宗性又多变,白时中、李纲、种师道、姚平仲都能说服他,毋怪连逃守战和的基本决策都游移不定。金人就毫不掩饰的对宋使说:“待汝家议论定时,我已渡河矣!”南宋的吕中一针见血批评靖康之政,“大抵上下之心,稍急则恐惧而无谋,稍缓则迟迟而又变其谋,靖康之祸,盖坐此也”。
金军虽迫于形势暂从开封撤围,在打交道中却看透了对手的腐败无能。当年八月,宗翰、宗望再次分东西路进攻宋朝,进攻路线对他俩来说已完全熟门熟路。
西路军再次猛攻太原。太原军民在知府张孝纯、副都总管王禀率领下,又一次让强敌受阻于坚城之下。九月,因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太原三军煮弓弩皮甲充饥,老百姓吃萍实草茭,甚至人相食。这座坚守近九月之久的河东重镇终于陷落,王禀投水殉国,张孝纯被俘降金。
十月,宗望率领的东路军越过中山府,攻陷了真定府(今河北正定)。这时,李纲被贬,种师道刚病死,钦宗派康王赵构和王云为割地请和使,前往金军大营乞和。赵构行至磁州(今河北磁县),守臣宗泽力劝他不该冒险北上,他应相州知州汪伯彦之邀只身南下。
十一月,金西路军抵达河阳(今河南孟县),见南岸有宋将折彦质率大军十二万布防,便虚张声势取战鼓数百,彻夜敲击,宋军不战而溃,金军安然渡河。金东路军在恩州古榆渡(今河北清河西)过河,向大名府(今河北大名)挺进。
一过黄河防线,金帅就遣使东京,通牒钦宗尽割两河,两国以黄河为界。钦宗满口应允,即派聂昌、耿南仲分赴宗翰、宗望军前交割。聂昌在绛州(今山西新绛)被愤怒的军民杀死。耿南仲行至卫州(今河南卫辉),见乡兵差点杀了金使,仓皇逃往相州。
闰十一月初,两路金军会师东京,开始大规模攻城。钦宗这才再次想起李纲,驿召他进京领开封府,但他还在中途,东京就陷落了。与此同时,钦宗派人持蜡书前往相州,任命赵构为天下兵马大元帅,让他与河北守将火速带兵入援京城。
时值隆冬,开封有禁军、勤王兵与民兵近二十万,御寒衣薄,在城头瑟瑟发抖,钦宗视察后仍舍不得动用国库布帛。钦宗病急乱投医,相信术士郭京的胡言乱语,说能用撒豆成兵的“六甲法”生擒敌帅,扫荡金兵,只须用兵七千七百七十七人。但郭京声称“非朝廷危急,决不出师”,迟迟不肯出招。二十五日,城破在即,同知枢密院事孙傅催促他出战。郭京命守城军民退下城头,驱七千七百七十七名“神兵”出宣化门迎敌,谁知一触即溃。郭京借口下城作法逃之夭夭,金兵却乘虚攻入了开封城。
次日,钦宗遣使金营乞和,宗翰、宗望要求:一是割地,一是徽宗前去“相见”(实际即作人质)。钦宗表示太上皇有病,自己愿意代往,二帅让他到宗翰驻军的青城听命。钦宗在青城斋宫被扣三天,这里原是宋朝皇帝祭天前夕斋戒留宿之处,如今却成为他的临时囚所。十二月二日,钦宗在青城斋宫向金军二帅献上降表,受尽凌辱,才被放回。
尽管如此,徽、钦二帝还心存侥幸,希望金军能保留赵氏社稷。金帅也摸透了他们的心理,并不立即俘虏他们,而是先让他们下令收缴城内的马匹、武器,剥夺宋朝的反抗能力;而后让他们为金军搜刮京城官府和民间所有的金银财物。此外,金军还索取给金太宗的贡女三千名,犒赏金军的少女一千五百名,不仅民间妇女难逃魔爪,连不少宫嫔都投水自杀。
靖康二年正月十日,宗翰、宗望将钦宗与亲王、宰执大臣等再召到青城,把他们囚禁起来。二月六日,金帅命钦宗在青城金营中跪听金太宗诏书,宣布徽宗与钦宗废为庶人,另立别姓“以王兹土”。而后就下令剥去钦宗的帝服,在旁的礼部侍郎李若水上前抱住钦宗不让脱衣,大骂金帅:“你狗辈不得无礼,这是大朝真天子!”宗翰恼羞成怒,毒打不止,若水骂不绝口,最后被砍了脖子割断舌头,壮烈而死。
次日,徽宗与皇帝宗族也被押往青城金营。徽宗对金帅哀求,说自己愿远赴金朝,只希望能让钦宗到广南一小郡奉祀祖宗,宗翰听都不愿听。得知金军将立异姓,同知枢密院事孙傅在四天里先后连上七书,先是要求复立钦宗,再是请求在徽宗其他诸子中另立贤者,最后恳求留钦宗的皇太子监国,宗翰不仅一概不答应,反而逼其交出皇太子,进而拘捕全部宗室,免得将来复辟。
在金军的斧钺下,二月十一日,宋朝百官集议另立异姓天子的问题。有人以为,为了不让金军屠城,不如推出一人应命,大家推举靖康元年做过两个月宰相的张邦昌。两天后,金军事先宣布有异议者将押赴金营,东京城里的大小官员、僧道、耆老、军民被迫签名表示“拥戴”张邦昌。
三月七日,是金帅为张邦昌行册命礼的日子。张邦昌打算自杀,有人说他被推举时不死,现在却要让一城生灵涂炭,他这才作罢。他的傀儡政权国号“大楚”,与金以黄河为界。在册立仪式上,张邦昌一再痛哭,表示自己不愿叛立。他做傀儡皇帝时,始终不立年号,不坐正殿,不受群臣朝贺,不用天子礼仪,大内宫门都贴上“臣张邦昌谨封”的封条。凡此种种,并不都是装模作样,表明他确实事出无奈,与后来伪齐皇帝刘豫有所区别。
四月一日,金军押着大批俘虏和战利品启程北撤。俘虏包括宋徽宗、钦宗父子和他们所有的皇后、嫔妃,皇太子、亲王、公主,宗室、外戚、宰执和其他在京大臣,伎艺、工匠、娼优等各色群众,共计十余万人。战利品包括金一千万锭、银二千万锭、帛一千万匹、马一万匹以及法驾、卤簿、车辂、冠服、法物、礼器、祭器、乐器以及其他文物、图书等,不可胜计。
行前,金军焚烧了开封城郊的房屋,而开封城内早就形同废墟,老百姓饿死者日以万计,连一只老鼠都卖到几十文钱,人相食的惨剧也时有所见,再也找不到孟元老笔下的那些繁华景象。
徽、钦二帝一行在北上途中历尽折磨,受尽屈辱,皇后受到随队金兵的性骚扰,离队小解的嫔妃遭到金军的强暴。次年八月,徽、钦二帝被辗转押抵金上京,金太宗逼他们除去袍服,朝见金朝祖庙,行献俘之礼,封宋徽宗为昏德公,封宋钦宗为重昏侯。他们的后妃三百余人没为奴婢,为今人浣洗衣服;其他妇女配给金军作为性奴隶,男子则在冰天雪地里服苦役。
建炎四年(1130年),他们被远徙到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徽宗在绍兴五年(1135年)死在当地,年五十四岁。绍兴十一年,金熙宗追赠徽宗为天水郡王,改封钦宗为天水郡公。绍兴二十六年,钦宗也死在五国城,年五十七岁(钦宗卒年,《金史·海陵纪》记之甚确,但金方迟至绍兴三十一年才通报宋朝,《中国历史大辞典》据此系为卒年,显误)。
经历靖康之变的人,都不会忘记这场民族的灾难、祸乱和耻辱,也称其为靖康之难、靖康之祸和靖康之耻。于是,就有刻骨铭心的雪耻情结,“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在南宋凝聚成挥之不去的“恢复”意识。

细说宋朝48:建炎南渡
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一日,金军北归。次日,张邦昌就听从吕好问的建议,派人寻访康王赵构。九日,他迎哲宗废后孟氏入宫,尊为元祐皇后,垂帘听政,自己退位,仍称太宰。“大楚”傀儡政权仅存三十二日。
这时,赵构正在济州(今山东巨野)。他在上年十一月出使金营,中途折返相州不久,就接到钦宗任命他为兵马大元帅的蜡书,开府相州。东京告急,他在大名府虽接到火速勤王的蜡诏,却只让副元帅宗泽带部分勤王兵南下救援,自己却一路向东逃到济州。接到张邦昌派人送来的传国玺,他知道自己成为徽宗诸子中唯一没有被俘虏北去的亲王,最有资格登上皇位。于是,他移师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五月一日在府衙即位,改元建炎元年,是为高宗,孟后归政。
高宗任命李纲为右相,这时,他还在赶赴应天府的路上。高宗让黄潜善任中书侍郎兼御营使,汪伯彦任同知枢密院事兼御营副使,他们是其最信任的左右手。即位之初,尽管高宗对张邦昌说过不追究,但李纲不依不饶,高宗内心也容不得他的僭逆行为,仅过一月,就将其贬官赐死。张邦昌大节固然有亏,为公议所不容。但南宋史家王称说“邦昌之僭,良有胁迫”,还是实事求是的,将其简单的视为叛臣,似乎过于苛刻。
李纲是六月一日到达应天府的,他为天下人望所归,高宗用他,一是迫于形势严重,二是借以招徕人望。李纲主战,他的入相,最为主和的黄潜善、汪伯彦所忌恨。入秋,金人以张邦昌被杀为由,再次攻宋。汪、黄力主南逃,李纲主张坚守中原,东京留守宗泽还力请高宗还都主持恢复大计。
高宗唯恐重蹈父兄被掳的覆辙,七月,下达了“巡幸东南”的手诏,目的地是建康(今江苏南京)。李纲极力反对,抬出不久前高宗“独留中原”的承诺,迫使他收回成命,却招致高宗的憎恶。八月,李纲升为左相,黄潜善替补右相,汪伯彦进知枢密院事,对李纲成钳制之势。
当时,两河军民自发建立山水寨以保卫家乡,抗击金军,李纲命张所为河北西路招抚使,傅亮为河东经制使,前往联络,收复失地。黄、汪要撤销张所的招抚司和傅亮的经制司,葬送两河抗金的大好形势,李纲据理力争,但高宗偏袒黄、汪,御批同意。黄潜善让自己引荐的御史张浚弹劾李纲,李纲愤而辞职。高宗虚情假意挽留一番,便将其罢相。直到李纲去世,他再未入朝大用过,他是南渡以后最好的宰相人选,高宗不用他的根本原因,是担心其主战给自己惹来大麻烦。
李纲任相仅七十五日,他的罢相激起正直人士的愤慨。太学生陈东这时也应召刚到应天府,据说他此行带着自己的棺木,决心舍身成仁。听到李纲罢相,他毫无畏惧的两次上书,希望高宗尽早罢黜黄、汪,认为“欲复中原,以定大计,非用李纲不可”,还正告高宗不应即位,责问他日后钦宗归来,不知何以自处。另一个布衣士子欧阳澈也上书指责高宗“宫禁宠乐”(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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