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宋朝-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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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都恰到好处的拉上了。
真宗问权三司使丁谓经费如何，回答说：“大计有余”。真宗决定过一把封禅瘾，在六月的一次朝会上又说，去年那位神人又托梦告知有天书降于泰山，果然在泰山醴泉亭得到天书。于是又是群臣称贺，皇帝拜受，为封禅铺平了道路。
十月初四，封禅队伍以天书为前导，浩浩荡荡向泰山进发，共走了十七天，才到泰山脚下。斋戒三日，登山举行繁琐的封禅礼，又是大赦天下，文武官都进秩，赐天下大酺三日，公费宴庆遍及全国。十一月，真宗的大队人马还拐到曲阜谒见了孔庙，赐钱三百万。封禅大礼前后历时五十七天。此后天下争言符瑞，竞献赞颂，举国如痴如醉。
大中祥符三年六月，河中府进士薛南和父老、僧道一千二百人恳请真宗到汾阴祭祀后土；其后又有文武官和各界代表三万余人到京请愿，要求真宗亲祀汾阴。汾阴后土祠建于汉武帝时，祭汾阴就是祭地神。不过，祭地仪式在汉代以后常在京城北郊外设坛举行，就像后代祭天一般在京城南郊设天坛一样。但真宗对制造大排场来刺激内心不踏实的做法，似乎已经上了瘾。八月，真宗决定明年春天亲祀汾阴。
在其后几个月里，不断有符瑞吉兆像卫星一样放出来。陕州报告说“黄河清”了，潜台词不言而喻是“圣人出”了。巨沼是汾阴所在的河中府百姓，居然在中条山苍龙谷发现了黄金护封的《灵宝真文》，这令人联想起汉武帝祀汾阴前夕当地有宝鼎出土的好兆头。反正士人与老百姓也看着领导人的喜好拼命扎堆，你能神道设教，就不许我也来个神道邀宠？
大中祥符四年正月二十三日，西祀汾阴的队伍仍以天书前导，经洛阳，出潼关，沿黄河北上，直趋汾阴（今山西万荣西南）。在一整套繁缛的祀地祇仪式完成以后，真宗在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过黄河大桥，折道向西，来到华山山麓的华阴县，亲自补上拜谒祭祀西岳庙的仪式。归途中，真宗在洛阳停留了二十多天，再去巩县（今属河南）谒祭祖宗三陵（太祖之父赵弘殷的永安陵、太祖永昌陵和太宗永熙陵）。这次西祀出巡，前后闹腾了六十八天。回来以后，又是宰相以下加官进俸；还派使臣分赴五岳，为五岳册封帝号。
在这场闹剧中，如果说真宗是前台唯一的主角，王钦若则是第一导演，跟在他后面的还有丁谓、林特、陈彭年和刘承珪。他们五人互相勾结，行踪诡秘，时人号为“五鬼”。王钦若为人奸巧，智数过人，妄为敢做，又懂道教，故而在这场神道设教运动中，委曲诱导，及时建议，作用最大。丁谓这时还屈居王钦若之下推波助澜，但很快就后来居上，在真宗末年政治中成为举足轻重的脚色。林特工于算计，丁谓参知政事后推荐他做三司使，主管封祀和营造的财政大权。他善于奉迎附和，先依附于王钦若，而丁谓后来也始终信任他。刘承珪是宦官，真宗伪造天书，多借皇城司奏报的名义，当时的皇城使就是他。陈彭年倒是个学者，他以自己的学问为东封西祀参订仪制。为人一误入歧途，就覆水难收，他就把自己的学问、文章连同良知一同货与帝王家了。
大中祥符五年十月二十四日，真宗对宰辅大臣又说了一个白日梦。说还是那位神仙托梦，传达玉皇之命说：“令先祖赵玄郎授你天书。”其后圣祖果然托梦告诫真宗要“善为抚育苍生”。由于梦境出自真宗的追述，谁也不敢究诘它的真实性。
真宗认下了这个子虚乌有的先祖以后，马上出台了一连串的举措：一是命天下为圣祖避讳，并为他杜撰了一个名字叫赵玄朗；二是为圣祖上尊号曰“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还为他配了一位号曰“元天大圣后”的圣母；三是在京师建造景灵宫，供奉圣祖和太祖太宗像，规模之大和规格之高仅次于太庙；四是在京城最大的道教宫观玉清昭应宫大殿里供奉玉皇和圣祖的塑像；五是下令天下州县天庆观增建圣祖殿，官员上任和离职都必须拜谒和辞行；六是真宗带头撰写关于圣祖光辉事迹的重头文章《圣祖降临记》，王钦若的《圣祖事迹》、盛度的《圣祖天源录》等也纷纷出笼，紧紧跟上；七是命宗正司修订皇室家谱，增入圣祖事迹。
神道设教越搞越大。封禅和祀汾阴产生虽比道教早，但后来其仪式也都与道教合流。至于天书和玉皇，纯粹是道教的玩意儿，对道教也就不能不更加尊崇。在专制体制下，只要最高统治者想做什么，马上就会有“民意”代表们出来请愿和提案。大中祥符六年六月，老子故里亳州的官吏和父老三千三百人进京请愿，强烈要求真宗亲谒亳州太清宫。数天以后，朝臣们也再次吁请。于是，真宗下诏明年春天举行这一大典，现在先为老子加上“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的尊号，另命丁谓判亳州，筹措相关事宜。
以后几个月又是瑞兆频生，丁谓居然一下子从亳州献上灵芝三万七千枝，令寇准等人大为怀疑。真宗便另辟一殿展览这些灵芝，以证实其可靠性。不过丁谓以使相的身份，命手下到各地搜刮些灵芝，还是小菜一碟的，实物展览并不能证明这些灵芝都长在亳州。附带说一句，这种献成千上万灵芝的做法在东封西祀时也有，只是还没人提出异议而已。次年正月，仍以天书打头，真宗率领浩浩荡荡的队伍从开封到亳州（今安徽亳县）太清宫拜谒老子，一个月后才回开封。
半年以后，真宗又想出了花头。他宣布玉皇的正式尊号为“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玉皇大天帝”，简称“玉皇大天帝”（“玉皇大帝”的称呼或始于此）。大中祥符八年正月初一，真宗在玉清昭应宫向玉帝奉上尊号，邀请参加这一仪式的还有少数民族领袖、宗教界僧道代表和外国使者；同时命令天下官员和百姓都在家中设案焚香，向玉帝致敬，地方官员派人检查。天禧元年（1017年）正月初一，真宗又到玉清昭应宫向玉皇大天帝献上宝册和龙服。全国各地也同日分设罗天大醮，以供军民僧道烧香礼拜，把全国都卷入这一狂热的迷信活动。
为了把以天书为中心的崇道活动搞得场面壮观，从大中祥符元年开始，真宗就在京城和全国大兴土木，营建宫观。其中最大的就是玉清昭应宫，原计划工程需要十五年，但修宫使丁谓督工三四万夜以继日，到大中祥符七年就竣工了。玉清昭应宫共有二千六百十座殿宇建筑，动用了全国最好的建筑物资，稍不合意，就推倒重来。据目击者田况说是“开辟以来未之有”，其宏大瑰丽和豪华奢美，超过了秦之阿房、汉之建章。次年，真宗命全国州县都必须建立天庆观供奉三清玉皇，其总数在一千所以上。
所谓圣祖赵玄朗显灵以后，因他自称其母是在寿丘生他的，真宗便在寿丘（今山东曲阜境内）建景灵宫供奉圣祖，造太极观祭祀圣祖母。但曲阜太远，真宗不便亲致礼敬，就在京师也分别建造景灵宫和太极观。曲阜景灵宫达一千三百二十二座建筑，京师的景灵宫也有七百二十六座楼观殿宇。
真宗时期，京师和地方上建成了一大批官办宫观，朝廷就任命了相应官员去负责管理，与此同时，真宗又设立了一种与宫观相关的荣誉性的虚衔，可以多领一份俸禄而不必赴任视事，这种官往往以提举某某宫观命名。宫观官在真宗以后成为官僚队伍中一个特殊系列，一方面说明了宋朝政府与道教的密切关系，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冗官和冗费的严重程度。
与此同时，在大中祥符五年“圣祖”降临以后，真宗就命王钦若、曹谷和张君房整理新道藏。四年后，新道藏基本修成，命名为《宝文统录》；天禧三年（1019年），经增补共计四千五百六十五卷，抄录了七藏，真宗重新命名为《大宋天宫宝藏》，在道教史上倒有着重要的地位。
自大中祥符元年起，真宗导演的神道设教的闹剧真可谓一年一个样，他已经完全沉浸在自导自演的脚色之中了。《宋史·真宗纪》评说澶渊之盟以后的天书封祀是“一国君臣如病狂”。明代李贽也说：“堂堂君臣，为此魑魅魍魉之事，可笑，可叹！”
然而，当一国君臣都炫耀“皇帝的新衣”时，还是有人大声说出真相。早在天书首降之际，龙图阁待制孙姡Ь鸵每鬃拥幕八担骸疤旌窝栽眨∑裼刑焓椋俊蔽黛敕谝跏保鲜橹赋觯较槿鹗瞧厶煊廾窕蠛笫溃咕嬲孀冢骸安荒蠲衿＃恍舯呋迹仓袢帐湮蕹率ぃ⒚裎藁瞥玻俊钡闭孀谝ゼ漓肜献邮保嵝颜孀谟Φ崩渭翘泼骰屎笃谠馐馨彩分业慕萄怠Ｃ颊庞蕉啻沃该昊魍跚杖艉投∥剑僦丈媳砘挂笳孀谙日抖∥街分霉乓孕惶煜拢僬蹲约褐分枚∈现乓孕欢∥健Ｕ孀诙哉庑┘ち业姆炊砸饧扇×思炔徊赡梢膊蛔肪康姆秸耄姑挥谐沟谆柰贰�
乾兴元年（1022年），真宗去世，天书也都随葬入陵，结束了长达十五年的天书闹剧。《宋史·真宗纪》说：“仁宗以天书殉葬山陵，呜呼贤哉”，仁宗这年仅十三岁，当时是真宗刘皇后垂帘听政，这一决定应该是她做出的。不过，刘皇后做出这一决定，并不是出于对天书封祀的憎恶，而是为了满足真宗生前的追求，说不上贤明，这有后事为证。仁宗天圣七年（1029年），玉清昭应宫遭雷击起火，焚毁略尽，他曾哭着表示要重修新宫，大臣们都以“天变来警”加以激烈的反对，才不得不打消原来的主张。
这场天书闹剧对真宗朝政治和财政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政治上，大中祥符以后，真宗一再热衷“祥瑞”粉饰太平，对朝政兴革却无所用心，听任王钦若和丁谓等“五鬼”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真宗晚年更是神魂颠倒，甚至满口胡话，在真宗迷信的长期暗示作用下，他自己也进入了迷狂状态，朝政大事多由皇后刘氏决断。
在财政上，东封泰山耗费八百余万贯，西祀汾阴耗资更增二十万贯，这还不计亳州之行。营造玉清昭应宫缺少具体的支出记载，但仅雕三座塑像就用去金一万两，银五千两，则二千六百十座建筑的糜费可以想见。倘若将京城景灵宫、太极观和各地宫观都计算在内，其费用之大恐怕不是几千万贯所能打住的。真宗前期，进过近四十年的经济恢复，天下富庶，财政良好；由于装神弄鬼的折腾，几乎把太祖太宗的积蓄挥霍殆尽，到其晚年“内之蓄藏，稍已空尽”，留给后人的是一个空壳子。
细说宋朝24：天禧的宰执和政争
天禧共五年，是宋真宗倒数第二个年号，他的统治也进入了晚年。
大中祥符前四年都是王旦独相，后五年他与向敏中并相。王旦有宰相之器，群臣奏事，他从容言来，一锤定音。寇准常在真宗面前诋毁他，他却一致称赞寇准。真宗对他说：“你尽讲他好，他却专讲你坏。”他说：“我久在相位，政事缺失必多。寇准直言无隐，更见其忠直，我也因此推重他。”
寇准在枢密院，见中书公事有违条例，便奏报真宗，王旦被责，中书堂吏都受罚。不久枢密院有公事送中书，也有违例处，堂吏送呈王旦，指望他报复，王旦却指示送还枢密院。寇准见到王旦惭愧的说：“同年，你怎么这么大肚量？”寇准罢枢密使时，托人向这位同科进士求使相，王旦断然拒绝道：“将相之任，岂可私求！”
翰林学士陈彭年上书中书，王旦看都不看，封存留档，向敏中劝他浏览一下，他说：“不过是兴作符瑞希图仕进罢了。”真宗早就欲相王钦若，他援引太祖太宗朝的惯例说：“祖宗朝未尝有南人当国的。我为宰相，不敢抑人，这也是公议。”真宗终于不敢固执己见。
天禧元年（1017年）正月，王旦以身体欠佳，上表辞相。真宗允许他五日一赴中书，遇军国重事，不论时日入预参决，对他表示极大的信任。但王旦对没能阻止天书闹剧，内心深怀着一种说不出的愧疚。每次天书封祀的大典，王旦都必须陪同随行，史书说他总是“悒悒不乐”，对他说来是一种痛苦不堪的事情。真宗每次送来赏赐的物品，他总是闭眼叹气道：“生民膏血，哪里受用得这么多！”
七月，王旦终于获准辞去相位，临别，真宗问他谁可代其为相，他强起举笏道：“莫如寇准。”真宗嫌寇准性格刚褊，让他再举其次，他说：“他人，臣所不知。”九月，真宗在王旦死前亲临其家探病，赐白金五千两。王旦在遗表结尾加上四句：“益惧多藏，况无所用，见欲散施，以息咎殃。”随即命家人把白金送还。
临终，王旦对儿子说：“我没有别的过失，只有不谏天书，为过莫赎。死后为我削发披缁以殓。”他的儿子们准备执行遗言，以表其父的无尽悔恨，最后被杨亿劝阻。王旦本来可以做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