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宋朝-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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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生父东丹王耶律倍不幸结局的同情；一是对述律太后在太祖死后擅自废立滥杀无辜的不满；而主要的是出自对耶律李胡的憎恶和畏惧。他在位仅五年，就被蓄谋已久的叛臣察割杀死。
察割叛乱很快被大臣耶律屋质和耶律璟联手平定，耶律璟是太宗长子，顺理成章的即了位，此即辽穆宗。穆宗在位十九年，前期上层叛乱隔三岔五的发生，这是太祖死后太宗一系与耶律倍一系的皇位争夺战的延续。辽朝内部不稳，中原正是后周太祖郭威和世宗柴荣统治时期，这也是五代最有作为的时期。辽穆宗后期已是宋太祖前期，这时北宋正在实行先南后北的统一方略。很显然，南北双方的强弱攻守之势已发生了逆转，优势暂时不在契丹方面。而辽穆宗也只是在边境骚扰，以声援北汉，从未主动大规模南攻过。
穆宗嗜酒无度，昼寝夜饮，国人称之为“睡王”。他性喜畋猎，不恤国事，辽朝出现了“政昏兵弱”的中衰局面。而他本人则喜怒无常，动辄虐杀左右男女侍从，断手足，烂肩股，折腰胫，划口碎齿，炮烙铁梳，无所不用其极。应历十九年（969年），他在游猎途中，欢饮大醉，索食不得，又要杀疱人。当晚，近侍和疱人们抢先下手，愤怒杀死了这一昏暴之君。
辽穆宗无子，即位的耶律贤是世宗次子，此即辽景宗。景宗在位勤于政务，初步扭转了穆宗中衰的局面。其主要举措有三：其一，任用蕃汉贤臣。契丹大臣萧思温、耶律贤适，汉族大臣韩匡嗣（韩知古之子）、室昉、郭袭，都是一时之选。其二，健全法制建设。例如恢复穆宗所废的登闻鼓院，让百姓可以击鼓鸣冤；派贤臣去各地平反冤狱，处理积讼；对犯罪的宠臣也绳之以法。其三，争取皇族支持。他对穆宗时期参加过谋叛的皇族也采取比较宽松的政策，因而上层相对稳定。
在对外政策方面，景宗仍采取不主动南侵、仅声援北汉的方针，只是在宋太宗挟灭北汉之余威亲征幽州时，他才遣将决战高梁河，挫败了北宋的攻势，保住了燕云的州县。景宗在位十四年，乾亨四年（982年）去世，时近三十五岁。史称他“任人不疑，信赏必罚”，他选拔的人才和进行的整顿为圣宗之治准备了条件。
景宗长子耶律隆绪继位，年仅十二岁，此即辽圣宗。圣宗是辽朝在位最长的皇帝，在位共四十九年，其中前二十七年由其母承天太后摄政。承天太后，即景宗皇后萧绰，小字燕燕，北府宰相萧思温之女。景宗自幼得病，沉疴连年，常不能视朝。《契丹国志·景宗孝成皇帝》说：“燕燕皇后以女主临朝，国事一决于其手。大诛罚，大征讨，蕃汉诸臣集众共议，皇后裁决，报之帝知而已。”景宗曾在宝宁八年（976年）指示史馆：今后凡记录皇后之言也应称“朕”和“予”。这也印证景宗之政确有皇后之助。景宗死时，他以皇太后摄政，年仅三十，次年群臣上尊号为承天太后，有关杨家将戏文里出现的萧太后就是指她。辽朝皇后都选自萧姓，萧氏贵族世任宰相之选，在辽朝的地位仅次于皇族耶律氏。
摄政之初，萧太后的父亲早已被害多年，后族无可依靠。而宗室诸王权重兵众者遍布朝廷，对圣宗皇位构成莫大威胁。南面边境辽宋战事正不可开交。故而她哭泣道：“母寡子弱，族属雄强，边防未靖，奈何？”景宗的顾命大臣韩德让和耶律斜轸宽慰她说：“只要信任我们，何虑之有？”于是，承天太后命他俩参决大政，而把辽宋战事委托给耶律休哥。
韩德让是韩匡嗣之子，《辽史》本传说他“重厚有智略，明治体，喜建功立事”。据说，燕燕少时曾许配给他，未及成礼而被选入宫。有这层关系，皇后萧绰代决政事，已倚重德让。摄政以后，承天太后私下对韩德让说：“我曾许嫁给你，愿谐旧好。现在幼主当国，也就是你的儿子。”在不排除感情需要的同时，承天太后似乎有意利用先前的那种微妙关系。
路振《乘轺录》以为萧太后说那番悄悄话，是因为自己少寡，“韩氏世典军政，权在其手，恐不利于孺子。”这只是一种猜测，但韩氏自韩知古起三代都居要职，已成为汉官势力的代表人物，如今又是托孤大臣，为让他竭尽自己的才智、实力和影响，为巩固孤儿寡母的统治而效忠尽力，其中权谋成分与情感因素似乎是同时并存的。她命韩德让以南院枢密使总宿卫事，使母子俩获得一种安全感。在韩德让的建议下，承天太后撤换了一批大臣，命宗室诸王各回自己的府第，严禁私自宴请往还，还相机行事夺了他们的兵权，圣宗的皇位才算稳固。
而后，承天太后秘密派人鸩杀了韩德让的妻子，德让就毫无顾忌的出入太后的帐幕，共同处理政务，食同案，卧同帐，成为事实上的夫妻关系。德让在统和元年（983年）兼政事令，统和十七年，在耶律斜轸死后兼任北院枢密使，总知南北面两院事，拜为大丞相，至此，他位兼将相，总揽辽朝军政大权。其后，他受赐国姓“耶律”，赐名隆运，并特许置斡鲁朵宫帐（辽制仅皇帝和太后才有此特权）。
韩德让在辽朝蕃汉群臣中是辅政最久，权位最高，影响最大的重臣，是圣宗之治的直接促成者。他曾获赐铁券誓文，由圣宗亲笔书写，斋戒焚香，在北斗星下向蕃汉群臣宣读，其中自有他的心机。但在承天太后死后，却未蹈前代权臣为继位君主忌惮诛除的覆辙，圣宗始终敬事若父，恐怕绝不是一纸空头誓文所能保障的。史书说他“克敌制胜，进贤辅国”，“孜孜奉国，知无不为”，“镇服中外，无有邪谋”，他个人的品德和作为其了很大的作用。连宋人所编的《契丹国志》都叹为“千载之逢而非常之遇”，除了韩德让个人因素，承天太后和辽圣宗绝无那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民族排外心理，也许更至关重要吧！
承天太后摄政，亲自抓了三件事。其一，着意笼络大臣。他利用幸第问疾、进官加爵和为近臣在景宗御容殿绘像等手段，与群臣建立信任感，愿意竭尽忠诚，报效死力。其二，亲自审决滞狱。她在统和元年十二月颁赦：凡刑狱有冤屈的可以赴御史台上诉。接下来三年，她年年亲自临决滞狱，缓解了社会矛盾，赢得了人民好感。其三，大胆擢用汉官。除了韩德让，他还任用了室昉、张俭、邢抱朴、马得臣、王继忠等人。任用汉人是承天太后顺应潮流之举，既是契丹社会汉化的必然结果，也是她决心进一步封建化的组织措施。
紧接着，承天太后就与辽圣宗、韩德让一起进行了全面的封建化改革，这一改革绝大部分在承天太后摄政的统和时期已经开展，部分在其后仍由圣宗继续向前推进。
其一，重新编制部族。即既把原先隶属宫帐的奴隶户改编为部族，又把原来处于奴隶地位的旧部族经改编增置为平民性质的新部族，还规定新征服的各族人户不再编为奴隶宫户，这些措施极大削弱了契丹社会的奴隶制成分。
其二，实行科举取士。统和六年（988年），辽朝首开科举，虽仅取一人，却意义重大，标志着汉族士人可以藉此进入辽朝统治阶层，也意味着辽朝统治基础的扩大。澶渊之盟以后，取士名额激增至二三十名，到圣宗后期已达七十余人。到辽朝晚期，契丹族也设科考，汉族文明已使契丹族高度汉化了。
其三，推进法制汉化。契丹旧例，契丹人与汉人共案同罪时，重处汉人，轻处契丹人，同罪异判现象十分严重。为调整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实现蕃汉同律、法制汉化的改革，同时剥夺契丹贵族和奴隶主的某些司法特权，逐步推行蕃汉贵贱同罪同判的司法原则。
其四，全面整顿吏治。韩德让建议以任官好坏作为考课标准；他本人以任贤去邪为己任，深受承天太后的嘉许：“进贤辅国，真大臣之职。”
其五，改革赋税制度。其主要内容一是将燕云地区推行的封建赋税制度扩展到其他头下州军地区，一是把穆宗朝以来胁迫为部曲的奴隶都改为向朝廷纳税的编民。
在对宋和战上，承天太后也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她习知军政，先是击退了宋太宗的雍熙北伐，而后来又迫使宋真宗签订了澶渊之盟。
统和二十七年（1009年），承天太后不再摄政，将权力移交给辽圣宗。这年十二月，这位辽朝最杰出的女政治家在行宫去世。史书称她“明达治道，闻善必从，故群臣咸竭其忠”；又说她“神机智略，善驭左右，大臣多得其死力”，都是赞颂其政治才略的。关于其为人，史书称她“好华仪而性无检束”。华仪有二解，一是汉人的妆饰，一是华美的妆饰，若是前者则说明她向往汉族文化，若是后者则表明她作为女性的另一侧面，都是不坏的评价。至于性无检束，唯其如此，她才会为了自己和国家下嫁给韩德让。
历来小说戏文对她丑化为多，究其原因就是她率领辽军大败了宋军，而澶渊之役更令汉人的脸面没地方搁。这里，倒需要有一种大气去省视这段历史恩怨。对辽朝而言，承天太后无疑是推动其前进的有着巨大贡献的历史人物，她不仅巩固了辽朝的统治，扭转了世宗、穆宗以来的中衰局面，还积极有效的推动了契丹的封建化改革，迎来了辽朝的鼎盛时期。《辽史》以为：“圣宗以来，内修政治，外拓疆宇。既而申固邻好，四境乂安。维持二百余年之基，有自来矣！”她与圣宗在辽朝历史上的地位，令人联想到北魏文明太后与孝文帝，她与文明太后都是中国历史上兄弟民族贡献的杰出的女政治家。
细说宋朝22：澶渊之盟
从雍熙北伐失败以后，宋辽战争的主动权从宋朝移向了辽朝，辽军频频进扰北宋边境州县，但互有胜负，辽军未占绝对优势。真宗即位，辽朝对宋朝传达的和好意愿不予理睬，并在咸平二年（999年）深秋再次大规模攻宋。在忻州刺史柳开的鼓动下，宋真宗决定效法太祖、太宗率军亲征，岁末抵达大名府（今河北大名）。这时，辽军已在掳掠了河北和山东黄河以北的大部分州县后顺利北撤，真宗亲征并没有给辽军以实际打击。但在群臣的称贺声中，真宗真以为御驾亲征取得了伟大胜利，作《喜捷诗》命群臣唱和。然后班师回京，结束了这次亲征。其后三年，辽军每年南侵，以便为更大规模攻宋作试探性准备。
景德元年（1004年），圣相李沆去世，真宗立即把另一位“潜邸旧臣”毕士安提拔为参知政事，并许诺将拜他为相，还问他谁可与他共居相位。士安说：“寇准忠义兼备，善断大事，己所不如。”以寇准的资历才干，真宗早该让他入相的，但真宗似乎不喜欢他“好刚使气”的个性，才久久未用。他又对士安说及这点，士安说：“忘身殉国，秉道嫉邪，往往不被流俗所喜欢。现在边患严重，正应该用寇准这样的人。”时隔一月，真宗颁布了两人并相的任命。
九月，辽圣宗与承天太后率二十万大军再次南下，但进展并不顺利。宋河北诸城都奉命全力守城，辽军连攻数城，皆未得手，便绕道攻打瀛州（今河北河间）。承天太后亲擂战鼓，指挥攻城，都被宋军以大石巨木击退，辽军死者达三万余人，伤者更多。在遭到重挫后，承天太后鉴于辽军并不擅长攻打坚城，立即做出正确的决策，放弃瀛州，采取迂回穿插的战略，直趋开封，威逼宋廷。辽军攻占祁州（今河北安国）等地，不久就绕过重镇大名府，大军兵临澶州（今河南濮阳）北城下，令北宋朝廷措手不及。
北宋朝廷早在九月中旬就接到辽军南侵的边报，宋真宗表示要再次亲征，与辽军在河北一决胜负，询问宰执何时出发为宜。毕士安出于稳妥的考虑，认为如要亲征，也不必到最前线，只要到澶州即可；但澶州小郡，御驾和大军不宜长时间驻守当地，以晚去为宜。枢密使王继英也持这一看法。寇准则提议，军队都在前方，早去可以鼓舞军心。真宗听从了毕士安和王继英的意见。
敌骑南下的消息不断传来，朝臣都人心惶惶。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建议真宗逃往金陵（今江苏南京）；签署枢密院事陈尧叟是四川人，建议真宗避难成都。真宗征询寇准的意见，寇准问谁出此二策，真宗让他只断可否，而不问其谁。寇准回答：“将献策之人斩首祭旗，然后北伐。倘若采用二策，则人心崩溃，敌骑深入，天下岂能保有？”
真宗感到大名府一旦陷落，河朔即将不保，准备派一重臣前往镇守，寇准提名王钦若。召见之时，王钦若还没说话，寇准就说：“现在不是臣子辞难之日，参政当体此意！”王钦若没法再推辞，只得出判大名府监都部署（宋代凡是担任过宰执而出知州府，都称为判，以示位尊权重）。
告急的边报一日数次不断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