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宋朝-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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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虞云国
《细说宋朝》是“细说中国历史丛书”的一种，叙述自宋太祖统一全国至元灭南宋期间的历史，涉及两宋、西夏、辽、金等政权的重要历史和人物。作者以“讲史”的形式，叙述了陈桥兵变、杯酒释兵权、澶渊之盟、靖康之变等重大事件，以及宋太祖、辽太祖、金太祖、宋仁宗、宋宗、岳飞、秦桧、文天祥等重要人物，并对民间传说中的杨家将、包拯、狸猫换太子等进行了历史的阐述，极富知识性与可读性。
序言（沈渭滨）
《细说秦汉》《细说两晋南北朝》《细说隋唐》《细说宋朝》序言（沈渭滨）
199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征得旅美史学前辈黎东方教授同意，以《细说中国历史丛书》为题，将原由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黎先生大著《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细说民国创立》四书，在大陆出版发行。
书出之后，众口交誉，大量加印，不胫而走，黎先生闻之欣喜。为完成“细说中国全史”夙愿，以老骥伏枥之壮心，再应责编崔君美明约请，续写《细说秦汉》、《细说两晋南北朝》、《细说隋唐》、《细说宋朝》四种，并将已经成书之《细说三国》先行交付出版。不料，执笔至1998年最后一天，夜睡不起，猝然仙去。大愿未竟，良可哀痛。
出版社为竟黎先生遗愿，亦为众多爱读“细说体”史书之读者计，乃多方筹划，约请黎先生高足及京、沪两地素有研究之学者，分担撰著。经数年努力，新撰四种“细说”之书，终于面世。至此，《细说中国历史丛书》集两代史学家之心智，大功告成。黎先生九泉有知，当可欣慰也乎！
“细说体”是黎先生开创的一种新的叙史体裁，底成于早年在重庆之讲史盛举。
讲史古已有之。古之讲史者，诚如邓广铭先生所论，都不是读过史书，更遑论有所研究的民间艺人。所讲内容，只是以某一朝历史或人物为由头，加以演义和穿插逸闻传奇，增添一些故为热闹的场面，与真实历史相距甚远。由此形成的文本，历代相传，几经润色，成为“演义”、“平话”一类文学作品而入于古典小说之林。
黎东方先生在重庆讲史，则以历史学家的睿智讲真实历史。既不虚构情节，又不增添传奇，完全依史实本身的曲折复杂，凭藉精熟的会通和高度识见，以逸趣横生之辞锋，勾起听众兴味，引发历史与现实的联想共鸣，倾倒四座，轰动山城。由此形成的著作，不仅独辟历史通俗化的蹊径，而且开创了不同于古代之纪传体及现代之讲义体通史、断代史一类著作的新体裁。这种体裁，黎先生自己称之为“细说体”。
由讲史发为著述，“细说体”史书的撰写自有其要领可循。
一是融会贯通。黎东方先生不仅对已逝的历史过程，有上下、前后、左右的纵横融通，而且对各家研究得失了然于胸，尤其精熟于职官、典制、地理、文化、学术之嬗蜕演变。故而开讲中能统而贯之，信手拈来；著书时能信而有征，言之成理。分之，各为一朝信史，合之，则成中国通史，前后赓续，上下一体。虽然，会通本是治史者必具的要求，但如黎先生之对数千年历史及相关学问精熟融通、备知种切，臻于太史公所言“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者，何其难得。所以，作“细说体”史书之难，窃以为首先就难在必须对中国历史做到真正的融会贯通，才能写好一朝之信史。
二是取精用宏。会通既是讲史的功底，著史的基础，又是睿知之所养成，卓识之所由来。黎先生即是因会通而悟得历史发展之关键，历史人物之功过，学术流变之精髓，典章制度之张弛，在在皆有独识精到之论。凡关乎全局者，详为论说而不厌其烦，细为阐述而不吝篇幅；无关宏旨者，则一般交代，点到为止。既
具大体，犹见要领，取精用宏，洞其底蕴。所以，“细说体”史书，不像讲义体断代通史那样举其大略、面面俱到，而是人事相依、突出重点，谋篇布局、主次分明；设题自如而不受章节拘束，各题详略不强求平衡，全依重要与否为转移，显得活泼而富有个性。读其书，真可谓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三是深人浅出。“细说体”史书既从讲辞而来，讲史要吸引听众又不失历史真实，深人浅出、顺畅达意自是题中之义。黎先生所著嗒细说三国》、《细说元朝》等书之所以备受欢迎、洛阳纸贵，就在于叙事明白晓畅而不洁屈尊牙，立论通俗易懂而不故作深奥；考镜源流时条缕清晰、精要毕具，辨章学术则见微知著、要言不烦。既可使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得历史知识，又能给治史者以启迪。好读耐看，雅俗共赏。虽然，黎先生著书的本意在使历史知识普及化，所著诸书被邓广铭先生评为“标准的深人浅出的历史读物”，但其考求前人研究得失而定其取舍从违，校订“正史”之误而于不疑处有疑，未尝不能使治史者受益：所以，凡能真正做到深入浅出的史书，必定是可以稚俗共赏的作品。
新撰四种“细说”的作者，都能追摄前贤，深知要领。他们虽然不像黎先生那样由讲史而发为著述，但因为都在大学中教授中国历史而又有深人研究，对黎先生已出各书多所心悟，所以在体例上自可接续。其中，《细说秦汉》，黎先生原有部分遗稿约11万余字，由黎夫人嘱托先生高足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副教授陈文豪先生整理。因内容不齐，崔美明女士又约请中央党校教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王子今先生补写巧万字左右，合成完整的（细说秦汉》一书。则其体例、风格，当可与黎先生相合。
《细说两晋南北朝》，由原上海教育学院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沈起炜教授撰著。沈教授著述丰硕，长年在教学第一线。听过他讲课的人，都为他熟谙史事、幽默风趣所折服。他追慕黎先生细说体裁，深得三昧。我拜读过他写的这部著作的校样，觉得无论在文风上、论析上都堪称一流。
《细说隋唐》，由上海大学赵剑敏副教授承担。赵先生对“细说体”钻研亦深，观其《自序》即可概见。《细说宋朝》由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虞云国教授撰写。虞教授系上海已故十大史学家之一程应谬教授的嫡传弟子，治宋史逾20年，论著颇丰，心得良多。他把撰著此书视为研究宋史的阶段性小结，并对宋史中不少相关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寓学术研究于深人浅出的叙述之中，正合“细说体”雅俗共赏的特点。
以上四种新撰“细说”，虽然整体上都承袭了黎先生开创的路径，但因成于不同学者之手，在写作风格上自难以一致，在各个断代之间若干文化学术的承袭转合和典章制度的上下通贯方面，也稍有疏忽之处，难能如独立著书之一气呵成。这些都属众手修史习见的缺憾，毋需苛求。若就“细说体”之特点、则例而言，新撰四种，俱能踵武黎公，与先出之五种，庶几乎珠联璧合。
（细说中国历史丛书》是改革开放以来，上海人民出版社为适应社会不同层次对史学诉求而从事的系列出版计划之一。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该社就约请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主编多卷本《中国通史》，穷十余年之功，集众多学者之力，终于在l性净）年出齐了这套迄今最完整的大型学术性通史著作，代表了当时中国通史研究的最高水平。五六十年代起，社内有识之士就有编辑出版“中国断代史系列”的计划，并付诸实施。90年代中期，又将自远古至清代的中国历史，按各个断代，重版该社已经出过的有关专著，再约请有精深研究的专家学者分别撰著或缺的部分，以期配成一套高质量的断代史学术著作。近些年来，已出版了王玉哲的《中华远古史》，杨宽《西周史》、《战国史》，林剑鸣《秦汉史》，王仲牵《魏晋南北朝史少、（隋唐五代史》等8种。另有胡厚宣等的《殷商史》、陈振《宋史》、汤纲《明史》等5种，正在撰写或在修订。有鉴于以上两项都是适应专家、学者及高校师生教学研究之用，于是如年代后期，责编崔美明女士乃有为适应中等文化程度读者之需要而编辑《细说中国历史丛书》，普及历史知识之计划。
这套中国历史通俗读物的配齐出版，不仅使该社长期来为之努力的系统工程，在结构上更趋合理，而且为历史知识普及化、通俗化，提供了可资参酌的路向。
历史普及化，是一项提高民族文化素质，涵养爱国情操的大业。先哲有文脉中断谓之亡天下之说。太炎先生称：“夫读史之效，在发扬祖德，巩固国本，不读史则不知前人创业之艰难，后人守成之不易，爱国之心，何由而起？”一个漠视自己历史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加强对青少年的历史教育，普及历史知识，无论对培固国本，弘扬民族精神，接续中华文脉，都具有深远意义。就此而言，《细说中国历史丛书》的出版，称得上是嘉惠当今、造福后代的大好事。
黎东方教授原拟在写完计划中的四书之后，请唐振常先生作一长序。不意唐公匆匆而去。致使黎公遗愿未得实现。责编崔美明女士转而要我承乏，推辞不得之下，只好诚惶诚恐写了上面几点，聊充序言。
2002年5月于蒲溪抱墨轩

自序
黎东方先生在《细说元朝·自序》的结尾，欣悦地说：“我又得暂时放下元朝，准备我的次一工作：《细说宋朝》了”。但黎先生立愿结撰的说史系列，终因他的去世而未成全璧。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崔美明女士有心将黎先生未及完成的几部说史配齐，以构成一部完整的《细说中国历史丛书》贡献给读书界，蒙她的厚意，约我作《细说宋朝》。
我自上一世纪80年代师从程应谬先生治宋史，已有二十余年，也在这一领域写过两三本著作和数十篇论文。对宋代历史的相关问题，多年以来，略有些自己的想法，恰想借此机缘略述己见，也算是学宋史的阶段性小结。正是出于这一考虑，我接受了稿约。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严复指出：“若论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恶为善，姑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陈寅格也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由是言之，宋代之史事，乃今日所函应致力者。”他们对宋朝历史文化异乎寻常的重视，无疑是发人深思的。在西方和日本学者中，主张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文艺复兴和经济革命的时代的，颇有人在。这种说法是否有道理，另作别论，却也说明了宋朝在中国历史中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总之，宋朝是值得细细评说的。
众所周知，先与北宋几成鼎峙之势的有辽朝和西夏，其后金朝取代了辽朝，继续与南宋、西夏维持三分天下的格局，故而也有个别史家把这一时期称为后三国，不过这一叫法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同。至于书名《细说宋朝》，并不意味只说宋史，而无视辽金西夏的历史，也决无中原王朝中心论的倾向，只是尊重黎先生原先的命名，保持书名的简明醒目。不过，真要以四十余万字篇幅，对宋辽夏金史，面面俱到地细说，也是不无困难的。故而只能以宋为主，兼顾其他，有所取舍，详其当详。
黎东方先生的说史系列，是以其历史感和可读性的高度统一而赢得读者的。这也正是续作者应该追求的境界。然而，要做到这点谈何容易。所谓历史感，不仅所叙述的每一句话都是言之有据的，而且所评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有历史眼光的。所谓可读性，就是行文表述应该使非专业读者也能够饶有兴趣地读下去，而不是只有狭窄同行圈子的学术论著。以既有历史感又有可读性的“细说，’清除那些有悖史实的“戏说”，是历史研究走向社会民众的主要途径，也是历史学者宣传历史科学的重要任务。
也许，有人会以所谓学术性来鄙薄这种工作。实际上，学术性与否并不取决于著述的形式。张荫麟《中国史纲》的学术价值早就为学界所推崇，而那部著作完全不用引文，使人读起来十分有味。业师程应谬先生对这种撰述风格推崇备至，他的《南北朝史话》也有这种流风余韵。你能说这些著作不具学术性？目前史学界似有一种误解，认为征引文献、规范注释的才是学术专著。实际上，对任何一个治史者来讲，为白己的论著注上些引文出处，并非难事。而颇有些借此披上学术化华衰的所谓专著，其实倒是并无学术性可言的。话扯远了，有诸先贤的珠玉在前，我敢不努力从事吗？由于丛书的体例，对不得不节引的旧史原文和不得不吸收的前人成果，也不能一一出注，这是必须在此致歉的。

细说宋朝1：先说个大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