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们一直活在春秋战国-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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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郑国和卫国有过不愉快的记忆，和宋国有现实性的矛盾，州吁要对外寻找突破口，最可行的办法是旧事重提，拿郑国开刀。
他派人去挑逗宋殇公说：“公子冯居住在郑国，受到郑国的保护，成天想着怎么依靠寤生的力量杀回宋国，抢夺您的位置。这个人只要活在世界上一天，对您就是一大威胁。而我们卫国呢，也看不惯寤生的胡作非为，与郑国势不两立。如果您愿意挺身而出，带头发兵讨伐郑国，我们卫国一定唯您马首是瞻，就算是勒紧裤腰带，也要拿出一年的财政收入作为军费，再叫上陈国、蔡国帮忙，替您铲除公子冯。”
他算是摸到了宋殇公的心病。
宋殇公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公子冯杀回来抢他的位置。只要公子冯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天，他就食不甘味，睡不安寝。
如果能逼郑国把公子冯交出来，发动一场战争又算得了什么呢？更何况，这次战争还有人主动买单。
一个想睡觉，一个送枕头，州吁和宋殇公一拍即合。
公元前719年夏天，以宋国为首的宋、卫、陈、蔡四国大军浩浩荡荡杀往郑国。据记载，这次讨伐总共动用了兵车一千三百乘！按照春秋时期的军制，每乘战车由甲士三人加步兵共计二十七人构成（后来随着步兵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每辆兵车配备的步兵日益增多，到春秋中后期，一乘战车所配备的步兵多达七十二人），以此计算，进攻郑国的四国联军，仅作战部队就达到了三万九千人。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安排，加上炊事班、运输队、卫生队、文工团、军乐队等辅助部队，总数应该在十万人左右吧！
数十年后，齐桓公欲称霸天下，问计于管仲，管仲给他来了一通长篇大论，其中提到：“如果有善战之士三万人，就可以纵横天下，所向无敌。”可见，即便是数十年之后，三万精锐部队也是一个霸主之国的常备武装力量了。
然而，四国联军讨伐郑国，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十万大军静悄悄地将新郑的东门围了五日，又静悄悄打道回府了，附近的村民连个热闹都没看成。
《左传》上是这么记载的：“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围其东门，五日而还。”
好可怕的战果！午后书社？
对此，老谋深算的寤生看得很透彻，他分析说：
“这回四国联军入侵郑国，主谋是卫国的州吁。州吁弑君篡位，摆不平国内的舆论，所以急于对外发动战争，想通过战争来团结国民，同时获得同盟诸侯的外交承认，并不是真的想攻打我国。而陈、蔡二国跟我郑国素无怨仇，只是跟着人家凑热闹，不会动真格的。真正有心病的是宋国的与夷，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消灭公子冯，拔掉眼中钉，咱们只要小心应付他就行了。”
寤生派人把公子冯转移到了境内的长葛城，而且故意将风声放出去，让宋殇公得到消息。宋殇公果然移师相向。宋军一走，陈国和蔡国的军队跟着就撤了。州吁独力难支，只好也将军队撤回了国内。
轰轰烈烈的郑国讨伐战，以虎头蛇尾的结局而告终。
传说，收录于《诗经·邶风》中的《击鼓》一诗就是为此役而作：
〖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
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
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当时鲁国的国君鲁隐公问了大夫众仲一个问题：“州吁这事算是摆平了吗？”
众仲回答：“适得其反。我只听过以德服人的，没听过以乱服人的。州吁靠政变上台，又不知道怎么安抚百姓，反而一味加重百姓的负担，想通过战争来平息国内的情绪，不会有好下场。”
寤生分析得没错，四国诸侯中，真正想打仗的只有宋殇公。这年秋天，宋殇公觉得自己的目的没达到，又纠集四国联军第二次讨伐郑国，并派人到鲁国请求支援。鲁隐公因为听了众仲的话，觉得没有必要去掺和这件事，委婉推辞了。
但是，鲁国有一位叫做公子翚（huī）的大夫，极力主张鲁国参与这场战事。鲁隐公没有批准，他就带着自己的部队主动加入了四国联军，从而将四国联军变成了五国联军。
派兵出征这样的大事，大夫不听令于国君，擅做主张，说明当时不只是诸侯不听天子号令，诸侯国中的卿大夫阶层也有可能不听令于诸侯。《春秋》记述这段历史，无可奈何地写道：“秋，翚帅师会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翚，就是公子翚，在这里用一个“翚”字的简称，绝不是图省事，而是对其目无君主的做法表示谴责。
对于宋、卫等国的第二次入侵，郑庄公还是采取了避而不战的策略，只派了一支步兵部队与五国联军接战。
战果可想而知，联军取得完全胜利。时值秋天禾熟，五国联军干脆将郑国的庄稼收割一空，才各自回国。回想当年郑国派兵收割王室的庄稼，这次的事情也算是小小的报应。
但是，从战争的初衷来说，宋殇公仍然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公子冯仍在郑庄公的保护之下，对他的君位虎视眈眈。州吁也没有达到目的，两次战争未给卫国带来任何实际的好处，而且支付了巨额军费，国库空虚，百姓怨声载道，社会舆论对他更加不利。
病急乱投医，他派石厚去向已经退隐的石碏问计。他想，石碏那老家伙虽然总是喜欢歪歪叽叽，脑袋瓜子却是很好使，如果看在亲生儿子的份上，说不定能够支他几招，帮他度过这一难关罢。
石碏果然不含糊，给石厚出了一个主意：“如果得到周天子的接见正名，应该可以了吧。”
王室虽然衰微，在名义上仍然是天下的共主，如果周天子肯接见州吁，自然可以认定其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是，周天子怎么可能接见一个弑君者呢？要知道，弑君这件事本身就是对周朝律法和秩序的极大破坏。石厚对这个建议不怎么看好。
“陈侯现在正得到天子的宠幸，而且陈国和我们卫国现在也是睦邻友好的关系，如果能够请陈侯出面斡旋，天子想必会接见国君吧。”石碏接着说。
石厚将老爸的话转达给州吁，州吁不觉眼前一亮。君臣两人随即带了些随从，拉上几车礼物，就前往陈国开展高层外交了。
但他们没想到，比他们更早抵达陈国的是石碏的信使，他交给陈桓公一封石碏亲笔书写的密函，大意是说：卫国是个小国，我石碏又八十多岁，老得无能为力了。现在到陈国来的那两个人，实际上是卫国的弑君之贼，人人得而诛之，请你们做做好事，把他们杀了吧。
石碏的信写得很谦卑，也很诚恳，但是有一个问题：陈桓公既然是州吁的盟友，石碏怎么能够指望他为了卫国的利益，将自己的盟友杀死呢？我们也许可以从史书的记载中找到蛛丝马迹：
首先，卫桓公的母亲戴妫是陈国的公主，对于州吁杀死卫桓公这件事，陈国人表面上不说，心里却是耿耿于怀；
其次，诚如石碏所言，陈桓公与周桓王的关系相当不错，受到了周桓王的宠幸，而周桓王又对寤生恨之入骨，因此，陈国两次参与围攻郑国，不是为了州吁，也不是为了宋殇公，而是周天子在暗中起作用。
因此，陈桓公与州吁看似盟友，实则不是一路人。在收到石碏的信之后，陈桓公马上派人将州吁和石厚抓了起来，交给其国人自行发落。
卫国人派右宰丑杀州吁于濮城，石碏则派自己的家臣獳羊肩杀石厚于陈国的首都。这两个人之所以被分别关押处决，也许是因为陈桓公考虑到石厚是石碏的儿子，想看在石碏的面上，网开一面，留石厚一条生路。
而石碏选择了大义灭亲。
流亡在外的公子晋被迎接回国，接任君位，也就是卫宣公。卫国的一切似乎又恢复了正常。然而，这位卫宣公后来的所作所为，恐怕很难对得起石碏老爹的大义灭亲。
当然，这是后话。
【大棒加胡萝卜，挖敌人的墙角】
〖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
这是《论语》里的一句话，意思是，当国君是多么无趣的一件事啊，主要原因是说了话没有人敢违抗。
现代人也许听不懂：说话没人敢违抗难道不是一件乐事？
孔夫子对此的解释是，正是因为没人敢违抗，国君无论说什么话，做什么事，都得负责任，不小心说错一个字或者做错一件事，就有可能亡国。你想想，一个人长期生活在这种重压之下，还有什么乐趣可言？
公元前718年，鲁隐公在位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了。这一年的春天，他想去棠地考察捕鱼作业。
国君要与群众打成一片，视察渔业生产，对于鼓舞人民斗志，发展经济本来是件好事，没想到引来了朝中一片反对之声。有位叫做臧僖伯的大夫劝阻说：“但凡物品与军国大事无关，它的材料不能用于制作礼器与兵器，国君就不应该对其有所动作。”
所谓军国大事，就是礼乐征伐。按照臧僖伯的说法，国君做任何事情，都必须与礼乐征伐沾上点关系才行。比如说打猎，如果猎物的身体或器官既不能用来祭祀祖先，又不能用来制造礼器或兵器，则国君不能射，射了就是“非礼”，是“乱政”，必将导致国家败亡。而打鱼这种活动，与礼乐征伐没有任何牵连，是小官小吏管的事情，国君就更不应该参加了。
鲁隐公脾气好，也不跟他争论，找了个借口说，我是去巡视领地，就是顺便看看捕鱼，还是带着朝臣去了。臧僖伯很生气，装病没有跟着去，第二年竟郁郁而终。
这件小事充分说明，在春秋时期，当一国之君确实不是一件好玩的差事。他们的生命就是政治生命，出生就是为了礼乐征伐，别的事情一概不能干。偶尔有点个人爱好，在朝臣们看来，不是乱政，就是骄奢淫逸，帽子大得吓人。大夫们的嘴也毒，上了年纪的大夫嘴更毒，倚老卖老，拿着君主的一点小事做文章，长篇大论，比唐僧还啰唆。更要命的是史官，史官倒是文风简洁，然而字字暗含杀机，毁人于无形。《春秋》这么记载这件事：
“公矢鱼于棠。”
矢就是陈列，说鲁隐公在棠大肆陈列渔具观看（好可怜的娱乐）。《左传》还落井下石地批判说，这种行为不合礼法，而且跑到棠去看鱼，也未免跑得太远啦。
公元前718年四月，寤生为了报去年东门被围之仇，亲率大军入侵卫国。郑军打到卫国的首都朝歌的郊外。卫国一方面抵抗，一方面请南燕国出兵，从侧面进攻郑国，以缓解压力。寤生派祭仲、原繁、泄驾率领郑国的主力部队正面迎击燕军，又派自己的两个儿子——世子忽和公子突率领机动部队绕到燕军背后实施战术包抄。燕军的注意力完全被郑军的主力所吸引，没有防备郑国的机动部队，结果在虎牢被郑军打得大败而归。
对此，《左传》轻描淡抹地评论道：“没有充分的防备，不可以带兵打仗。”
这是在批评南燕军将领防备不周，不是领兵之才。然而，寤生熟知用兵之道，沉着稳重，郑国军中人才济济，他的两个儿子更是首屈一指的将才，善于出奇制胜——恐怕这才是燕军吃败仗的最主要原因。
惩罚了卫国之后，郑庄公又将矛头指向了宋国。正好，这一年秋天，宋殇公以大欺小，派兵夺取了邻居邾国的土地。邾国派遣使者前往新郑，请郑庄公出面主持公道：“请君侯派兵打击宋国，以泄心头之恨，敝国愿为前驱！”郑庄公欣然应允，以周王卿士的身份，打着王室旗号，会同邾国一起讨伐宋国。郑、邾联军势如破竹，很快打到宋国都城商丘的外城。
宋国派使者向鲁国告急。鲁隐公其实一直关注这场战争，早就知道战局的发展，但他故意问了使者一句话：“郑国人打到哪里了？”
使者回答说：“还没打到外城。”
这一问一答成为了历史上的公案：首先是鲁隐公为什么要明知故问，其次是使者为什么不据实回答。
对于后一个问题，有人分析说，那是因为使者恨其明知故问，所以说了一句气话；也有人认为，让敌人长驱直入打到首都的外城，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因此使者故意隐瞒了战况。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使者这个回答让鲁隐公很生气，他觉得宋国人不够诚意，一方面想人家派兵支援，一方面还在打埋伏，不肯说实话。于是，鲁隐公背着手，对使者说：“宋公命寡人同赴社稷之难，说明战事已经十分危急。现在问您战况，您却说‘还没打到外城’，既然这样，我们也就不必派兵救援贵国了。您请回吧！”
那么，鲁隐公为什么又明知故问呢？有人认为这只是一句很随便的问话，有如“你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