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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4部分

其实我们一直活在春秋战国-第17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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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简单点说,穷开心。

冉雍,字仲弓,贱人之子。孔丘不嫌其出身贫贱,认为他长于政事,可以坐北朝南,听政于朝廷——这个评价很可怕!

冉求,字子有,曾任季氏家族的大管家。孔丘认为他可以治理千户人家的城池,也就是个县长的资质。

仲由,字子路,也是季氏家臣,生性纯朴,武艺高强。据说曾经欺侮过孔丘,后为其学问折服,遂改穿儒服,做了孔丘的学生。孔丘认为他可以管理千乘之国,那是当诸侯的料。

宰予,字子我。此人牙尖齿利,善于辩论,不太招孔丘喜欢。有一次孔丘看到宰予白天睡觉,评价:“朽木不可雕也!”

端木赐,字子贡,卫国人,同样长于辞令,孔丘常说他狡猾,但是他更有才——曾经做过鲁国和卫国的宰相,富可敌国。

曾参,字子舆,以孝道而闻名,著有《孝经》。不要小看这本书,自汉朝以下,中国历朝历代皇帝都是以孝治天下,实为两千年中国政治的理论基础。

公冶长,字子长,齐国人,孔丘的女婿。

那个年代没有报纸电视,学生多了,掌握的话语权就多了。在世人眼里,孔丘的形象越来越高大。颜回就曾经这样公然吹捧自己的老师——颜渊喟然长叹(请注意,喟然长叹,多么传神),说:“先生的思想和人格,我仰着脸越看越高,越是钻研越觉得难以赶上,一会儿觉得就在眼前,一会儿又像是在身后。他是那么循循善诱,扩大了我们的知识面,又用礼仪来约束我们,使得我们欲罢不能。我们就算是倾尽全力,那个高大的身影还是耸立在前面。我们不停地靠近他,却又没办法企及他的高度。”

孔丘是如此出名,以至于街头巷尾都有人议论:“孔子是多么伟大啊!他的知识如此渊博,却又不能说他究竟是属于哪一家。”这话说到了点子上,他本来就是自成一家,只不过拿着前人的典籍来印证自己的思想罢了。孔丘听到这个议论,狡黠地一笑,自嘲似的说:“是啊,我究竟是干哪一行的呢?赶大车的?还是射箭的?大概就是个赶车的吧!”但是他对学生说过的一句话道破了天机:“我是因为没有被国家重用,才学了这些破玩意儿的啊!”

公元前501年,孔丘五十岁。后来他总结自己的一生,曾经这样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至于天命是什么,却又总是语焉不详。后人只能从字面上推测,所谓天命,就是上天赋予一个人的使命吧。

这一年,阳虎企图消灭三桓事败,出逃齐国。阳虎的同伙公山不狃还占据着费邑,负隅顽抗。他派人来请孔丘过去帮忙。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不会答应这个要求,但是到了知天命之年的孔丘,居然心动了!为什么会这样?

首先,你得理解他,憋在家里太久,想做官想疯了。当然,司马迁说得很含蓄:孔子得道已经很久,一直没有机会施展,因为没有人能够重用他,所以得到机会便不想放弃。

其次,孔丘对三桓专鲁早就深恶痛绝,有《论语》为证:

“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前面已经说过,这是骂季孙意如。

“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三桓祭祀祖先,撤除祭品的时候,唱着《雍》的诗篇。孔丘很有意见,那是天子祭祀的诗篇,用在三桓的祠堂里,合适吗?

“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季孙斯要去泰山拜祭,把自己当作了天子。孔丘要冉有去劝阻,冉有认为做不到。孔丘便哀叹:“难道泰山之神还不如我的学生林放懂礼,会接受季孙斯的祭礼吗?”

再次,孔丘早年在季氏家族做官,一直没有受到重用,郁郁不得志,对季氏更是积怨已久。

有这三条理由,阳虎请他做官,他至少在口头上答应了;公山不狃在危难时刻请他出山,他也愿意赴汤蹈火。他对学生说:“当年文王、武王就是在小地方起家而后成大事的,今天的费邑虽小,也许能够干出一番大事来吧!”收拾好行装就准备出发。

学生们都不同意,仲由更是坚决反对。孔丘反过来劝说他们:“你们别把人心看得那么坏,那些请我的人,难道就没一个好东西?再说事在人为,只要他们重用我,我就给他们建立一个东方的周朝!”

话虽如此,他考虑了一个晚上,终于冷静下来,最终还是没有去。如果去了,估计他也活不到耳顺,更不可能从心所欲,不逾矩。

事实也证明,他没去是对的。不久之后,费邑陷落,公山不狃和公孙辄逃到了齐国,后来又逃到吴国。而孔丘因为政治立场坚定,被鲁定公任命为中都的地方官。由于在中都任上工作成效突出,后来又被提升为鲁国的司空,又由司空改任大司寇,也就是首席大法官。

【儒家思想的源头】

曾经有一次,颜回问孔丘:“什么是仁?”孔丘回答:“克己复礼。”意思是克制自己的欲望,约束自己的行为,使之符合礼的规范,这就是仁。

礼和仁,是孔丘学术思想中最重要的两个范畴。礼是外在的秩序,仁则是内心的修为,可以说仁和礼是一体两面,互相依存。仁是在生活和实践中不断提炼而得到的,孔丘本人也是到了七十岁才敢说自己“从心所欲,不逾矩”,也就是思想和行为都已经达到了仁的最高境界,随心所欲也不会违反礼的原则。但是,随着儒家思想的影响不断扩大,后人对仁的阐释也越来越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认为仁是一种本能,有的认为仁是一种天理,还有人看到刚出壳的小鸡那副毛茸茸的样子,自称领悟到了什么是仁。再到后来,仁逐渐和慈挂上了钩,变成了仁慈,被赋予了同情和慈悲的含义。事实上,在孔丘这里,仁更是一种坚忍,一种智慧。

公元前500年春天,齐鲁两国达成和平意愿。同年夏天,鲁定公来到齐国的夹谷(今山东省莱芜境内),与齐景公举行了会晤。

按照周礼,诸侯相见,均有相礼大臣陪同,负责安排会务工作。相礼大臣的地位极其重要,非卿不能担任。鲁国自鲁僖公以来,担任相礼大臣的都是出自三桓。但这一次,鲁定公带来的是齐景公的老熟人——孔丘。

《史记》记载,鲁定公出发之前,孔丘对他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建议他做好两手准备,带上足够的卫兵。鲁定公同意了。

盟誓那天,齐景公和鲁定公相携登台,互相敬过了酒,齐国的官员过来请示说:“请欣赏四方的乐舞。”齐景公说:“好。”于是一群东夷地方的武士,光着膀子,披着头发,拿着弓矛剑戟等十八般武器,怪叫着拥到了台前,还想上台来表演。孔丘马上拔剑在手,大声呼道:“鲁国的卫士们,拿起武器,准备战斗,绝不要手软!两国君主为了友好而会面,远方的东夷俘虏却用武力来捣乱,这难道就是齐侯的待客之道?自古以来,蛮夷之人不能扰乱我华夏子孙,武力不能强迫友好——这是欺骗神灵,丧失道义,丢弃礼法,我相信齐侯不是这样的人。”齐景公听了,脸色很难看,连忙挥挥手,让那些人退下。

将要盟誓的时候,齐国官员将早就拟好的盟书交给孔丘过目。孔丘一看,所有条款都是原来双方商定好的,只不过齐国人单方面又加上了一条:“如果齐军出境,鲁国不以甲车三百乘相从,必遭天谴!”孔丘不觉微微一笑,对齐国人说:“那我们也加上一句:如果齐国不交还汶阳的土地,让我们用来满足齐国的需求,也当如此!”

夹谷之会,因为孔丘应对得体,齐国没有占到任何便宜。齐景公回去之后便责备大臣们:“孔丘用君子之道辅佐鲁侯,你们却尽给寡人出些馊主意,用小人之道来对付他们,这下丢脸丢大了吧!”那时候,晏婴已经去世了,群臣们战战兢兢,不敢回应。最后终于有人出来说:“小人做错了事情,说几句好话赔罪;君子做错了事情,那得拿出点实际的东西来弥补。您若真想向鲁侯道歉,就把汶阳的土地还给他们吧。”

所谓汶阳的土地,是当年阳虎叛逃时献给齐国的领地。齐景公想,只要能够分化晋国的同盟,将鲁国拉到自己这边来,区区几座城池不是问题,于是同意了这一建议。会后,齐国人果然向鲁国归还了郓、讙(huān)和龟阴三城。

夹谷之会使得孔丘的个人威信急剧提升,他在鲁国政坛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到了公元前498年,他已经强大到可以实想自己的夙愿,向深恶痛绝的三桓开刀,通过鲁定公颁布了“堕三都”的命令。

三都,即三桓最大的采邑,分别是季氏的费邑、叔孙氏的郈邑和孟氏的成邑。堕三都,即摧毁三都的城墙,使三桓失去与公室相抗衡的根据地。

问题是,三桓会轻易就范吗?

孔丘找到了一个极好的突破口。

据《左传》记载,叔孙不敢在世的时候,想立儿子州仇为继承人,一度遭到郈宰(郈邑长官)公若藐的反对。因为这件事,州仇对公若藐很有意见,等到他继承了家业,便命令郈邑的马正(主管军事的官员)侯犯杀掉公若藐。侯犯不愿意,但又不想得罪大老板,总是推说找不到机会。

侯犯不想杀自己的直接领导,他手下的圉人(马夫头子)却认为这是个上位的好机会,主动找到叔孙州仇说:“我拿着剑经过公若藐的衙门,他必定会问这是谁的剑,我就说是您的。他必定感到惊奇,要求拿给他看看。我就装作不懂规矩,将剑尖对着他递过去,趁机刺杀他。”州仇说:“好啊!你如果做到了,我必重赏。”

圉人依计而行,拿着一把剑有意经过公若藐的衙门。公若藐是识货的人,看到马夫头子竟然拿着一把精光四溢的宝剑,果然问道:“这是谁的剑?”

圉人说:“叔孙老爷的。”

公若藐更加疑惑:“他老人家的剑,怎么会在你手里?快拿过来给我看看。”

圉人走上堂,顺持宝剑递过去。公若藐勃然变色,说:“你把我当成了吴王吗?”

吴王僚被专诸以鱼肠剑刺杀,举世皆知。公若藐此言,说明他已经意识到圉人这是意图行刺自己。但是已经晚了,圉人闻言,急忙将剑送出,将公若藐刺了个透心凉。

侯犯听说公若藐被刺,知是叔孙州仇指使,一怒之下,在郈城扯起了反旗。叔孙州仇和仲孙何忌联合出兵围郈,攻而不克。后来又请齐国出兵相助,仍然拿不下,由此亦可见郈邑建得何等坚固。

在军事进攻不力的情况下,叔孙州仇将郈邑的工师(掌管工匠之官)驷赤找来说:“郈邑叛乱,不仅仅是我叔孙氏之忧,也是鲁国之患,你何去何从,看着办吧!”

驷赤回答:“下臣何去何从,就在《扬之水》最后一章了。”

《扬之水》见于《诗经·唐风》,最后一章是:“扬之水,白石粼粼。我闻有命,不敢以告人。”意思很明白,您的命令我听到了,不敢告诉别人。

叔孙州仇听了,稽首相谢。

驷赤回到郈邑,对侯犯说:“郈城居于齐、鲁之间,您现在背叛了鲁国,又不投靠齐国,这样是很危险的。长此以往,百姓担惊受怕,迟早会造反。俗话说得好,背靠大树好纳凉,您何不请求归顺齐国?”

侯犯觉得有道理,于是派使者跟齐国联系。齐国使者来了之后,驷赤就在城中散布谣言:“侯犯将拿郈邑和齐侯交换土地,你们都将被迁到齐国去居住。”郈邑人一听,要咱们背井离乡,那不可能!于是吵吵嚷嚷,要去找侯犯说理。驷赤又对侯犯说:“乡亲们听说您要投靠齐国,群情激愤,都不答应啊!”侯犯说:“那我该怎么办?”驷赤说:“您不如和齐侯交换土地吧!齐侯一直想得到这片土地,好威胁鲁国。您如果愿意交换,他一定会给你一片更大的土地。另外,请您多备盔甲,置于门内,以备万一。”侯犯又答应了。

几天之后,齐国派了一队人来查看郈邑的土地。驷赤在城楼上看见了,派人到各条街道大喊:“齐军来动迁啦!”对于中国人来说,没有比“动迁”两个字更为可怕的了。郈邑的居民惊惶失措,纷纷拥到侯犯府上讨说法,正好看见门内的盔甲,于是抢过来穿上,将侯犯围在了门楼上。

驷赤站在侯犯旁边,拉开弓,装作要向下射箭。侯犯将他拦住,说:“不要对自己人动武。你下去跟他们谈判,让他们放我一条生路。”

驷赤下去跟居民谈判,大伙都同意让侯犯离开。于是驷赤先行出城,侯犯跟随其后。侯犯每出一门,人们就将它关上。到了外城的最后一道城门,侯犯突然叫住驷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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