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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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曾经向他露出过笑脸。那是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四月，太子朱标未及接班就撒手人寰，此时朱棣三十三岁。朱元璋曾经提出过立燕王，然而，立刻被那些熟读经史的儒臣们一口否决。在他们的极力建议下，朱元璋最终选择了太子的长子，十六岁的朱允。
朱元璋犹豫不决的这几十天，也是朱棣有生以来最难熬的几十天，就是在这段日子里，朱棣发现了自己对皇位其实是那样的渴望。醇酒、妇人根本牢笼不住他的精力，世界万物中，只有权力才让他心醉神迷。让他安安静静做一个藩王，真如同把一匹千里马一辈子囚禁在马厩里。可是，机会却终于与他擦肩而过。
做出这个艰难的决定后，老皇帝就开始了雷厉风行的行动。他举起屠刀，寻找借口，加快屠杀功臣的步伐，把有能力的“元功宿将”基本上都清扫一空。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老皇帝机关算尽，还是忽略了自己的儿子们。他对诸王没有丝毫防范，反而希望他们成为巩固皇孙权力的屏障。
老皇帝最终还是失败在违背了自己的信条，对他人寄予了希望，虽然这“他人”是他的亲骨肉。既然有了空子，朱棣就要利用。从这时起，他加紧步伐，招揽人才，同时对自己的部下迭加厚恩，以备关键时候能为其所用。
第五节 中国式政治规律
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闰五月十日凌晨三时，帝国人民多年等待着的那个时刻终于到来了：朱元璋崩殂。朱允登基。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朱允都是帝国最理想的接班人：从外表看，风度翩翩，一表人才；从天赋看，聪明伶俐，智力过人；从学识看，勤奋好学，熟读经典；再论最重要的品质——品德，朱允更是出类拔萃。朱元璋在遗诏中称朱允“仁明孝友”，殆非虚夸。
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太子身上长了个疖子，痛得睡不着觉。
太孙侍候在旁，含泪抚摩，昼夜不离。朱元璋看到这些，感动地说：“有子孙如此，朕复何忧？”太子去世后，太孙悲痛至极，居丧期间，事事遵古礼，形销骨立。朱元璋非常心疼，劝他道：“毁不失性，礼也。尔诚纯孝，独不念朕乎？”太孙这才吃了一点粥。而在此前，他已经五天没吃没喝了。
朱元璋临终前，太孙日夜侍候在侧，衣不解带，唾壶、溺器都亲手提献。这些事传出去，满朝大臣无不感叹。
至于说到能力，也没有可挑剔之处。立为皇太孙后，朱元璋就命令太孙跟在身边，练习政务，日常奏章由他处理，太孙少年老成，处理结果一般都比较周到。特别是朱元璋处事苛刻，而太孙常济以宽大，群臣无不暗暗高兴，期盼太孙早点接班。
现在，这一天终于到来了。虽然是大丧，表面上一片悲痛，实际上满朝文武内心都松了一口气。老皇帝的残暴终于成为历史，新皇帝圣明仁孝，真是天下之幸。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乐观。有那么几个人，在满朝太平气象中嗅到了危机的味道。在专制体制中，新帝登基，头等大事是巩固自己的权威，消灭一切现实和潜在的挑战。现在，开国武臣已经被皇祖杀光，能够对帝位构成威胁的就是那些手握重兵的诸叔父亲王。
中国政治史的背景颜色是相互猜忌。诸王和皇帝之间彼此心怀疑虑，只能用最大的恶意去估量对方。这是由中国式的政治规律所决定的必然。皇帝怀疑诸王垂涎帝位，而诸王则担心皇帝消灭自己。麻秆打狼，两头害怕。本来都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意图，然而，却形成持刀相向的形势。
新君是一个书生，二十二史熟读之后，对历史上的权谋智略多有领会。
登基之后，整个心思都集中在如何消除诸王的威胁。不约而同，新君的心腹谋臣也都想到了这一点。建文帝即位伊始，两位文臣齐泰和黄子澄就秘密上书，建议皇帝削藩。而诸藩之中，最为危险的，显然就是燕王朱棣。
第六节 建文帝削藩收权
六百年后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建文帝毕竟是一个书生，虽然他自己并不这样认为。他自以为懂厚黑之学，通王霸之道，一上台就开始雷厉风行地削藩，其实正说明他没有读懂历史。他即位时，政局稳定，天下太平，没有哪个亲王有能力和理由主动向他发起挑战。
因此，他完全有时间和空间，用更隐蔽更高明的手段，把他和诸王之间的紧张状态化解于无形之中。比如，他可以借鉴汉武帝的“推恩令”①，让诸王的权力越分越小。他也可以不动声色地找借口逐步收回诸王的军事指挥权，只给他们一个空头帽子。
现在，他迫不及待地主动下手，既迅速激化了矛盾，又明显违背了朱元璋的遗嘱，在道义上处于被动。
而更致命的错误尚不在此。即使主动削藩不够高明，如果他厚黑到底，也有能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诸王一个措手不及，从而一举消灭潜在的危险。而他却又爱惜面子，拖泥带水，举动错乱，从而铸下不可挽回的大错。因为他想做一个符合儒家教条的完美君主，一举一动要讲究名分，要削藩，就要找到冠冕堂皇的借口。
在诸王中，最大的威胁是燕王。然而燕王平时举动谨慎，没有道德上可指责的地方，拿他开刀名不正言不顺。其他诸王，则平时作恶多端，名声很坏。建文君臣商议多次，决定先拿其他诸王开刀，并且把这个策略命名为①推恩令：汉武帝时期推行的一个旨在减少诸侯的封地、削弱诸侯王势力范围的一项重要法令。主要是将过去由诸侯王只能把封地和爵位传给嫡长子的情况，变更为允许诸侯王把封地分为几部分传给几个儿子，以达到分化、削弱大诸侯国势力的效果。
“先除枝叶，再除根本”。
因此，从即位后第三个月起到第二年六月，建文帝利用诸王平日里的诸多劣迹，先后削了周、湘、齐、代、岷五王，废去爵位，贬为庶人。并且每削一人，就公布他们的罪状，以安天下。
一年之内，就连废了五个亲王，建文帝看上去还真有些魄力。小皇帝又以边防紧张为名，把燕王护卫中的精锐调到塞外驻守。又派了两名亲信，管理北平地方的行政事务。看起来小皇帝的考虑不可谓不周到，布置不可谓不严密。然而，张牙舞爪，气势汹汹了半天，却没有触动燕王的根本，反而把自己的意图完全暴露在燕王的面前。
朱棣静观小皇帝的种种表演。百般举动，虽然眼花缭乱，却越发显示出优柔寡断和底气不足。小皇帝越是搞小动作，朱棣就越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以静制动，让小皇帝越来越尴尬。建文帝的两大谋臣齐泰和黄子澄都是儒生出身，齐泰是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的进士，应天府乡试第一，黄子澄则是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的探花。君臣三人经纶满腹，遂自认为通阴阳之道，怀管葛之术，有定国安邦之才略。
然而，他们毕竟是一群书生。真正的英雄人物，做大事并不需要认真的借口，有借口要做，没有借口制造借口也要做。做成之后，自有人来擦屁股。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马基雅维里说：“一位机敏的君主从来不乏正当理由使他的背信弃义显得冠冕堂皇。”像他们这样面不够厚心不够黑，绝不是成大器的气象。
第七节 朱棣建立人脉的手段
这一年，朱棣四十岁，正是一个男人生命中的巅峰时段。脑力和经验结合得恰到好处，时刻等待着什么大事去宣泄蓄满身躯的力量。燕王和小皇帝在气质上截然相反。朱棣身材高大，体格魁梧，说话一副高腔大嗓，快人快语，雷厉风行。说上三句话，就打一个哈哈，经常说个粗口，讲个笑话，更让人感觉毫无架子。
他十分注意维护部下或者朋友的利益。燕兵的军饷水平在帝国最高。部下有事求到他，不管事情大小，只要不太违反原则，他都会痛痛快快地给办了。想要升官的，他积极帮着找路子；没法用官位报答的，他赏赐起财物来手笔很大。体恤小民更是有口皆碑。
燕王喜欢微服私访。有一次，一个小税务衙门的衙役在市场上强行要“借”小贩的羊肉，小贩不肯，衙役把小贩打得满头是血。恰好燕王微服路过，见此情形，一时火起，一剑把衙役劈了。平时在路上遇到乞丐，燕王一定要停下脚来，让身边人扔下几个钱。还有一次，燕王遇到一对从山东逃难来的父女，老父病在路边，没钱看病，女儿在一边哀哭。燕王当时眼圈就红了，当即叫人把父女俩送进王府，命王府太医亲自调治，后来又发给盘缠送父女俩回了山东。
在北平府，关于燕王疾恶如仇、为民除害、惜老怜贫的逸事不一而足，流传很广。燕王在自己的统辖地面，深得人心。凡是在北平待过的地方官和军将，大部分都被燕王收入羽翼之下。
所以，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七月初五凌晨，当朱棣率领他的八百名亲兵起来对抗建文帝的时候，他底气十足。从表面上看，那一刻的形势确实千钧一发，惊险万状。双方实力相差悬殊。北平四周的要塞都已经由朝廷委任的亲信重兵把守，军队加起来达十余万之多。而朱棣所能支配的，只有府内八百名亲兵。然而，朱棣却不这样看。十多万人之中，他真正的敌人不过建文帝派来的那么几个人而已。只要把建文帝那几个亲信除掉，他相信他的老部下们还会云集到他的麾下。
人情大于法，这是万古不易的真理。他多年豢养建立起来的人脉关系，要比朝廷的一纸诏书有力得多。果然，在他用计除掉建文帝派来的几位大臣之后，他的旧部很快就纷纷倒戈，北平城内的朝廷命官纷纷投降，建文帝费尽心机调遣布置成了一场空。
第八节 造反是一门技术活
一旦跨上马背，朱棣立刻感觉到一股莫名的战栗从身体最深处升起。他是一个天生的军人，一踏上战场，就好像优秀的演员走上舞台，马上会进入一种忘我的状态，万虑皆消，满脑子只剩下了对于种种军事信息的分析、判断、计算、运筹。这是一种令人感到极大愉快的智力活动。只有在战争中，在巨大的危险笼罩下，在瞬息万变的形势的刺激中，他的智力、判断力、勇气才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战争是他最大的享受。
八月十二，满朝唯一一个逃过朱元璋大屠杀的老将耿炳文，率领三十万大军北上平叛。作为硕果仅存的百战元勋，耿炳文已经六十五岁，经验丰富，老谋深算。而燕王所部不过十万人，胜负之势似乎不难判明。然而，朱棣却底气十足，率兵南下迎敌，并且趁南军立足未稳，打了一场闪电战，消灭了南军先头部队一万人。紧接着，燕军以少击多，在河北真定城外与南军展开大战，一举斩首三万余级，吓得耿炳文把剩下的部队撤回真定城内，坚守不敢出。虽然身经百战，耿炳文还没有见过战斗力这样强的军队。
燕军的战斗力来源于三个方面：一个是燕军都是北人，且与蒙古铁骑周旋多年，习于战争。而南军多年没有经过战争，初上战场，自然心虚气弱。
二是燕王对思想政治工作非常重视，多次发布公告，反复阐述自己起兵的正义性。这一点是他和一般武人最大的不同之处。朱棣绝对不承认自己的目的是篡逆。
在中国，做事一定要在真实的意图外包上一层光明正大的道德外衣。所以，朱棣把自己的行为定义为“奉天靖难”，即帮着皇帝讨伐奸臣。其实这已经是汉朝人玩过的老把戏了，所谓“清君侧”是也。然而，朱棣拿过来用时脸不红心不跳。占领舆论高地，这道手续是绝对不可以省略的。这不但是给自己找遮羞布，也是为自己的部下和将来准备投奔自己的人制造理由。起兵之后，他召集将士，举行誓师大会，他激昂慷慨地宣布：
我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嫡子，国家至亲。受封以来，唯知循分守法。今幼主即位，信任奸宄，横起大祸，屠戮我家。我父皇母后创业艰难，封建诸子，藩屏天下，传续无穷。一旦残灭，皇天后土，实所共鉴。祖训云：“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必训兵讨之，以清君侧之恶。”
今祸迫予躬，实欲求生，不得已也。义与奸恶不共戴天，必奉行天讨，以安社稷。天地神明，昭鉴予心。
紧接着，他又给建文帝上了一道表文，宣布齐泰、黄子澄包藏祸心，离间皇帝和诸王，意在颠覆政府，谋取大明天下，所以他不得已起兵讨之，望皇帝批准。起兵不久，他再一次发布长篇文告，详细列举建文君臣的错误和自己的正当，计有如下种种：一、老皇帝去世时病因不明，入殓仓促，让人生疑。二、新皇帝即位不久就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