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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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三月，诏秦王、晋王就藩，仍令燕王、周王、楚王“还驻凤阳”。从此，“诸王之国，皆令诣辞皇陵而后行”，便成为“定例”。为了给皇子提供阅武练兵的场所，朱元璋于洪武十四年特命驸马都尉黄琛在凤阳独山之前开设一个“广三里”的演武场，令诸王在这里操练二三年或六七年，然后就藩。此后，在洪武十八年，遣湘王朱柏、鲁王朱檀、澶王朱梓就藩，又命蜀王朱椿还驻凤阳，“阅武中都”。
朱元璋还将凤阳用作囚禁犯罪宗室的地方。朱元璋的从孙、朱文正之子朱守谦，因事被朱元璋废为庶人，“使居凤阳力田，冀其知稼穑艰难而思所以保富贵也”。由于这一先例，后来的明朝皇帝，都把犯罪的宗室遣送凤阳囚禁。到明末，此处共关押过一百一十六批皇族。
由于以上种种设施，中都虽已罢废，但这个经济文化本不发达，交通也并非十分方便的凤阳，仍然成为淮河流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成为大明政局中一个特殊而重要的城市，对明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一直有着重大影响。这一格局延续到明末，波及清代。
第九节 朱元璋对家乡的特殊政策
如何复兴凤阳这块“龙飞之乡”，保护好这块国家“根本重地”，让家乡的经济发展得快一点，让乡亲们生活得好一些，朱元璋没少费脑筋。他为凤阳提供了许多“特殊政策”。
第一条是大移民。
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四月那次回乡，给朱元璋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深深为战争对家乡的破坏而震惊，后来他和大臣们聊起此行的感受说：“田野荒芜，由兵兴以来，人民死亡，或流徙他郡，不得以归乡里。骨肉离散，生业荡尽，此辈宁无怨嗟？”（《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当时史书也记载，“两淮以北，大河以南，所在萧条”，“长淮南北，悉为丘墟”（《元史》卷一八六，《张祯传》），由于“民多逃亡，城野空虚”（《明太祖实录》卷三十四），大片土地荒芜，至洪武改元，凤阳府已是“十年之间，耕桑之地变为草莽”（《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一）。
在大明开国之际，凤阳县的本地居民仅有三千三百二十四户（《中都志·户口》，引自陈梧桐《洪武大帝朱元璋传》），不到一万六千六百二十人。整个凤阳府人口不超过十三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仅为五人。处处残垣，村村寥落，这当然让朱元璋心中十分不舒服。
要复兴经济，首先得有劳动力，为了迅速改变家乡面貌，开国之后，朱元璋在凤阳组织了好几次大规模的移民。其中最大的一次是洪武七年朱元璋“徙江南民十四万实中都”。这是明代历史上，政府用行政手段移民数量最多的一次。
除了这次外，比较大规模的还有从山西迁来的移民。洪武六年十月，“乃命指挥江文徙其民（山西北部诸地之人）居于中立府，凡八千二百三十八户，计口三万九千三百四十九”（《明太祖实录》卷六十二）。
总计洪武年间的移民，达到六次之多，数字大概在二十万到三十万之间。这么庞大的数字在明代移民史上乃至中国移民史中，都是极为罕见的。
除了普通移民外，凤阳还有庞大的驻军。据《明史·兵志》记载，洪武年间总计凤阳府各州县共驻军约为六万四千九百六十人，与家属合计，则有军籍移民十八万八千人。这样算来，洪武年间凤阳府接受的移民总数近四十八万八千人（其中民籍移民三十万，军籍移民十八万八千）。而我们前面提到，洪武之初，凤阳府人口不过十三万。外来移民人口是本地人口的三倍有余，共占移民后的凤阳府人口总数的80％。
没多少人想到兔子不拉屎的凤阳来，朱元璋自有他的办法。洪武时人胡干在浙江人吴季可的墓志铭中提到这次移民。吴氏为浙江兰溪人，“洪武八年春，有旨遣贫民无田者至中都凤阳养之，遣之者不以道，械系相疾视，皆有难色，独公所遣，掉臂走道上。公且戒其子，宜体上德意，无以私废义公临事有为，类多如此”（胡干《胡仲子集》，《吴季可墓志铭》）。从这个记载，可见此次移民的强迫性和残酷性。
第二项政策是减免赋役。洪武十六年，朱元璋有一次闲着没事，再次翻阅刘邦传记，发现刘邦当了皇帝后，曾免了他家乡的赋役。想想自己上次只免了老乡们十年赋役，明显没有刘邦大方，于是再发谕旨：
凤阳实朕乡里，陵寝在焉。昔汉高皇帝丰县生，沛县长，后得了天下，免其丰沛二县之民粮差。今凤阳、临淮二县之民，虽不同我乡社，同钟离一邑之民。朕起自临濠，以全乡曲。凤阳府有福的来做我父母官，那老的们生在我这块土上，永不课征。每日间雍雍熙熙吃酒，逢着时节，买炷好香烧，献天地，结成义社，遵奉乡饮酒礼。（《凤阳新书》卷五）细细推敲这份圣旨，朱元璋所免的，是“那老的们生在我这块土上”的土著人口的赋役，对外来人口并不普免。另外一份圣旨中，也可以验证这个结论。那是二十九年正月二十八日发布的一道圣旨：
或有人言，亦有非土民当籍土民之时，有等买嘱官吏，诈称土民而在籍者……今命户部差人着落凤阳府，精清土民，非土民者，许里甲人乡人出首到官，赏钞五十锭。诈称土民，治以重罪，能自首者，与免本罪。
原来，由于朱元璋对土著居民实行优惠政策，于是许多外来移民买通官吏，冒充土民，以享受免赋之权。由此更可证明朱对家乡的免税政策只针对自己的老乡，并不惠及外来移民。很多史籍关于这一点的记载都是错误的。
比如《明史》卷三记，洪武十六年三月丙寅，“复免凤阳、临淮二县民徭赋，世世无所与”。谈迁的《国榷》卷七说：“洪武十六年三月甲辰，永免凤阳、临淮二县徭赋。”这一系列记载，都误会了朱元璋的本意。其实朱元璋要突出的，只是他老乡们的特殊地位。
第三则是兴修水利。兴修水利是一项全国性政策，但朱元璋对凤阳的水利建设情况却特别重视。在乾隆《凤阳县志》中记，早在洪武八年，他就特别派两位侯爵康铎、俞春源亲自抓凤阳水利建设。
在朱元璋之后，历代帝王也以凤阳“皇业所基，祖陵所在，视他地方不同”（《明宪宗实录》卷二七五），在兴修水利上特别重视。
第四是发展交通。朱元璋开辟了从凤阳到南京的驿道，设二十站。整治了“道狭而竣”的清流关，使凤阳的交通条件大大改善。
除了各项特殊政策外，朱元璋在此兴修大量工程，对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也起了重要作用。
中都罢建之后，朱元璋还在凤阳继续修建皇陵、十王四妃坟和龙兴寺等，工程浩大，动用人数众多。在中都营建期间，朱元璋曾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十一月“诏建公侯第宅于中都”。中都罢建之后，因为朱元璋鼓励开国元勋们退休回乡，所以公侯府第建设并没有停止。
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八月，朱元璋特赐给公侯每人钞一万锭、银五百两为买木雇工之用，“俾还乡建第宅”。一时凤阳数百里之间，“风云之彦，星罗棋布，于数百里间，王侯之家，甲第相望，冠盖如云……可谓盛矣”（光绪《凤阳县志》卷十）。大批淮西功臣来到凤阳居住，日常消费巨大，不可避免地带动了凤阳当地商业、建筑业、服务业的发展。
朱元璋的特殊政策，确实收到了明显效果。凤阳人口大幅度增加，已经荒芜许久的凤阳土地又出现了“一郡桑麻翠如洗”的兴旺景象。很多荒田被开垦出来，土地数量达到了四十万顷。明代以税粮多少来划分府县等级，二十万石以上为上府，十万石以上为中府，十万石以下为下府。洪武八年，凤阳府在减免了很多税粮的基础上，岁收仍超过二十万石，又成为富庶繁华的上府。凤阳的临淮关“居民稠密，商贾辏集”，成为一个重要的商业城镇。
第十节 十年倒有九年荒
然而，谁也没能料到，朱元璋对家乡的特殊关爱，最终却给家乡造成了难以承受的恶果。
凤阳的环境，在历代人口压力之下，早已长期恶化。朱元璋的大移民，一时虽给农业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但如此巨量的移民一下子涌入，却给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当时凤阳的土地，最好的部分已经被勋贵圈占，凤阳本地人又占据了中等土地，移民们所获，多是人们挑剩的低产土地。《凤阳新书》卷七说：
“田上则者，归之军，归之功勋矣。中则者，土民括其一，佃户括其一，惟留下则处瘠，乃得以实编民之耕。”卷五又载，移民所获“皆山岗硗确，土石伴错，溪谷流水无有，山林薮泽无存”之地。
没有好地，山地附近的新来移民就上山毁林开荒，对山地的肆意开垦，很快造成了明显的水土流失，挟沙而下的水流，加剧了淮河流域水系生态环境的恶化。
湖边的移民开始围湖垦田。涸湖为田表面上看增加了耕地，在短期内缓解了人地压力，实则使水利蓄泄失宜，破坏了当地生态的自我循环。
除此之外，凤阳一系列重大工程，又开采了附近山区的大量山林，使许多山变成了童山秃岭。
最要命的是，为了保护祖陵风水，人们进一步破坏了当地生态循环。
位于洪泽湖畔的泗州是明祖陵所在地。朱元璋的祖父朱初一埋在这里。
由于害怕洪水淹没祖陵，导致“王气中泄”，所以自明中期淮患日益严重之后，明政府定下了这样的治水策略：“首虑祖陵，次虑运道，再虑民生。”
也就是第一是祖陵，第二要保证向北京运送粮食的航道，最后才是老百姓：
“淮域较运道，则运道重。以运道较祖陵，则祖陵尤重。”（《朱元璋与凤阳》）于是明政府经常不顾民生而决高家堰放水，人为降低洪泽湖水位以护陵。这一措施虽然暂时减轻淮河对祖陵的威胁，但使得河道极为混乱，给周边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有明一朝，凤阳周围渐渐变成童山秃岭，森林损毁殆尽，湖泊淤塞，淮河则经常泛滥，水患频仍，两岸百姓民不聊生，“地力既尽，元气日销，天灾流行，人事屡变”（甘山修《霍山县志》卷十三）。凤阳由此十年更有九年荒。“雨三日则沛泽，极目垮洼，泥淖不可耕耘。稍亢阳又为焦土。”
（汪旎修《重修蒙城县志书》卷十一）据《凤阳新书》记载，自万历十七年至泰昌二年（公元年），凤阳共发生旱涝灾害6次，平均五年多一次（《凤阳新书》卷四）。
这只是灾害影响较大的。如果算上一般的灾害，则“凤阳十年九荒，非旱则雨”（《凤阳新书》卷四），至明末更是“十余年来无岁不灾，无灾不重”（《凤阳新书》卷四）。
当初朱元璋强制迁来的移民的后代，在一次次灾荒中不断逃亡他乡。
比如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凤阳府等处发生涝灾，“田禾无收，积年在彼逃民，俱各转徙，赴济宁、临清各处趁食，动以万计”（《明英宗实录》卷二二四）。
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江淮南北，民多流亡”（《明宪宗实录》卷一一一）。凤阳的人口，在明中期以后迅速减少。据《凤阳新书》记载，该县“洪武之初，编民十有四万也。自时厥后，旧志尚在丁口四万七千八百五十余口，万历六年，则仅存一万三千八百九十四口”（《凤阳新书》卷四，《赋役篇第二》）。
剩下的人，也无法正常定居，许多人渐渐以乞讨为职业。他们“群趋于惰，兼之水旱频仍，中人荡产，且乏兼岁之储。一遇灾荒，辄膏子女、弃故土而适他乡者，比比皆是”（雍正《怀远县志》卷一）。因此形成的“凤阳花鼓”，随着这些逃荒者的足迹，传遍了大江南北而闻名全国。明末清初的魏裔介，曾在一首《秧歌行》里描写说：
凤阳妇女唱秧歌，年年正月渡黄河。北风吹雪沙扑面，冬冬腰鼓自婆娑。衣衫褴褛帕在首，自言出门日已久。前年寿州无雨泽，今年泗州决河口……我唱秧歌度歉年，完却官租还种田。南来北往如飞燕，如此艰辛实可怜凤阳农业经济因此告别一时的繁荣，重现萧条衰落之状。本来经过朱元璋的大力经营，凤阳府土地数量一度达到了40万顷。至明代中期的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该府的耕地面积却回落到仅有61263顷（《明会典》卷一七，《户部·川土》）。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至弘治十五年不足150年的时间，凤阳府的耕地面积竟减少了30多万顷。“凤、淮土广人稀，加以水灾，民半逃亡，二千里皆成草莽。”（《明神宗实录》卷五八）曾任庐州知府和吏部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