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谱电子书 > 历史军事电子书 > 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 >

第41部分

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第41部分

小说: 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 字数: 每页4000字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三月,诏秦王、晋王就藩,仍令燕王、周王、楚王“还驻凤阳”。从此,“诸王之国,皆令诣辞皇陵而后行”,便成为“定例”。为了给皇子提供阅武练兵的场所,朱元璋于洪武十四年特命驸马都尉黄琛在凤阳独山之前开设一个“广三里”的演武场,令诸王在这里操练二三年或六七年,然后就藩。此后,在洪武十八年,遣湘王朱柏、鲁王朱檀、澶王朱梓就藩,又命蜀王朱椿还驻凤阳,“阅武中都”。

朱元璋还将凤阳用作囚禁犯罪宗室的地方。朱元璋的从孙、朱文正之子朱守谦,因事被朱元璋废为庶人,“使居凤阳力田,冀其知稼穑艰难而思所以保富贵也”。由于这一先例,后来的明朝皇帝,都把犯罪的宗室遣送凤阳囚禁。到明末,此处共关押过一百一十六批皇族。

由于以上种种设施,中都虽已罢废,但这个经济文化本不发达,交通也并非十分方便的凤阳,仍然成为淮河流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成为大明政局中一个特殊而重要的城市,对明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一直有着重大影响。这一格局延续到明末,波及清代。

第九节 朱元璋对家乡的特殊政策

如何复兴凤阳这块“龙飞之乡”,保护好这块国家“根本重地”,让家乡的经济发展得快一点,让乡亲们生活得好一些,朱元璋没少费脑筋。他为凤阳提供了许多“特殊政策”。

第一条是大移民。

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四月那次回乡,给朱元璋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深深为战争对家乡的破坏而震惊,后来他和大臣们聊起此行的感受说:“田野荒芜,由兵兴以来,人民死亡,或流徙他郡,不得以归乡里。骨肉离散,生业荡尽,此辈宁无怨嗟?”(《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当时史书也记载,“两淮以北,大河以南,所在萧条”,“长淮南北,悉为丘墟”(《元史》卷一八六,《张祯传》),由于“民多逃亡,城野空虚”(《明太祖实录》卷三十四),大片土地荒芜,至洪武改元,凤阳府已是“十年之间,耕桑之地变为草莽”(《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一)。

在大明开国之际,凤阳县的本地居民仅有三千三百二十四户(《中都志·户口》,引自陈梧桐《洪武大帝朱元璋传》),不到一万六千六百二十人。整个凤阳府人口不超过十三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仅为五人。处处残垣,村村寥落,这当然让朱元璋心中十分不舒服。

要复兴经济,首先得有劳动力,为了迅速改变家乡面貌,开国之后,朱元璋在凤阳组织了好几次大规模的移民。其中最大的一次是洪武七年朱元璋“徙江南民十四万实中都”。这是明代历史上,政府用行政手段移民数量最多的一次。

除了这次外,比较大规模的还有从山西迁来的移民。洪武六年十月,“乃命指挥江文徙其民(山西北部诸地之人)居于中立府,凡八千二百三十八户,计口三万九千三百四十九”(《明太祖实录》卷六十二)。

总计洪武年间的移民,达到六次之多,数字大概在二十万到三十万之间。这么庞大的数字在明代移民史上乃至中国移民史中,都是极为罕见的。

除了普通移民外,凤阳还有庞大的驻军。据《明史·兵志》记载,洪武年间总计凤阳府各州县共驻军约为六万四千九百六十人,与家属合计,则有军籍移民十八万八千人。这样算来,洪武年间凤阳府接受的移民总数近四十八万八千人(其中民籍移民三十万,军籍移民十八万八千)。而我们前面提到,洪武之初,凤阳府人口不过十三万。外来移民人口是本地人口的三倍有余,共占移民后的凤阳府人口总数的80%。

没多少人想到兔子不拉屎的凤阳来,朱元璋自有他的办法。洪武时人胡干在浙江人吴季可的墓志铭中提到这次移民。吴氏为浙江兰溪人,“洪武八年春,有旨遣贫民无田者至中都凤阳养之,遣之者不以道,械系相疾视,皆有难色,独公所遣,掉臂走道上。公且戒其子,宜体上德意,无以私废义公临事有为,类多如此”(胡干《胡仲子集》,《吴季可墓志铭》)。从这个记载,可见此次移民的强迫性和残酷性。

第二项政策是减免赋役。洪武十六年,朱元璋有一次闲着没事,再次翻阅刘邦传记,发现刘邦当了皇帝后,曾免了他家乡的赋役。想想自己上次只免了老乡们十年赋役,明显没有刘邦大方,于是再发谕旨:

凤阳实朕乡里,陵寝在焉。昔汉高皇帝丰县生,沛县长,后得了天下,免其丰沛二县之民粮差。今凤阳、临淮二县之民,虽不同我乡社,同钟离一邑之民。朕起自临濠,以全乡曲。凤阳府有福的来做我父母官,那老的们生在我这块土上,永不课征。每日间雍雍熙熙吃酒,逢着时节,买炷好香烧,献天地,结成义社,遵奉乡饮酒礼。(《凤阳新书》卷五)细细推敲这份圣旨,朱元璋所免的,是“那老的们生在我这块土上”的土著人口的赋役,对外来人口并不普免。另外一份圣旨中,也可以验证这个结论。那是二十九年正月二十八日发布的一道圣旨:

或有人言,亦有非土民当籍土民之时,有等买嘱官吏,诈称土民而在籍者……今命户部差人着落凤阳府,精清土民,非土民者,许里甲人乡人出首到官,赏钞五十锭。诈称土民,治以重罪,能自首者,与免本罪。

原来,由于朱元璋对土著居民实行优惠政策,于是许多外来移民买通官吏,冒充土民,以享受免赋之权。由此更可证明朱对家乡的免税政策只针对自己的老乡,并不惠及外来移民。很多史籍关于这一点的记载都是错误的。

比如《明史》卷三记,洪武十六年三月丙寅,“复免凤阳、临淮二县民徭赋,世世无所与”。谈迁的《国榷》卷七说:“洪武十六年三月甲辰,永免凤阳、临淮二县徭赋。”这一系列记载,都误会了朱元璋的本意。其实朱元璋要突出的,只是他老乡们的特殊地位。

第三则是兴修水利。兴修水利是一项全国性政策,但朱元璋对凤阳的水利建设情况却特别重视。在乾隆《凤阳县志》中记,早在洪武八年,他就特别派两位侯爵康铎、俞春源亲自抓凤阳水利建设。

在朱元璋之后,历代帝王也以凤阳“皇业所基,祖陵所在,视他地方不同”(《明宪宗实录》卷二七五),在兴修水利上特别重视。

第四是发展交通。朱元璋开辟了从凤阳到南京的驿道,设二十站。整治了“道狭而竣”的清流关,使凤阳的交通条件大大改善。

除了各项特殊政策外,朱元璋在此兴修大量工程,对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也起了重要作用。

中都罢建之后,朱元璋还在凤阳继续修建皇陵、十王四妃坟和龙兴寺等,工程浩大,动用人数众多。在中都营建期间,朱元璋曾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十一月“诏建公侯第宅于中都”。中都罢建之后,因为朱元璋鼓励开国元勋们退休回乡,所以公侯府第建设并没有停止。

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八月,朱元璋特赐给公侯每人钞一万锭、银五百两为买木雇工之用,“俾还乡建第宅”。一时凤阳数百里之间,“风云之彦,星罗棋布,于数百里间,王侯之家,甲第相望,冠盖如云……可谓盛矣”(光绪《凤阳县志》卷十)。大批淮西功臣来到凤阳居住,日常消费巨大,不可避免地带动了凤阳当地商业、建筑业、服务业的发展。

朱元璋的特殊政策,确实收到了明显效果。凤阳人口大幅度增加,已经荒芜许久的凤阳土地又出现了“一郡桑麻翠如洗”的兴旺景象。很多荒田被开垦出来,土地数量达到了四十万顷。明代以税粮多少来划分府县等级,二十万石以上为上府,十万石以上为中府,十万石以下为下府。洪武八年,凤阳府在减免了很多税粮的基础上,岁收仍超过二十万石,又成为富庶繁华的上府。凤阳的临淮关“居民稠密,商贾辏集”,成为一个重要的商业城镇。

第十节 十年倒有九年荒

然而,谁也没能料到,朱元璋对家乡的特殊关爱,最终却给家乡造成了难以承受的恶果。

凤阳的环境,在历代人口压力之下,早已长期恶化。朱元璋的大移民,一时虽给农业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但如此巨量的移民一下子涌入,却给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当时凤阳的土地,最好的部分已经被勋贵圈占,凤阳本地人又占据了中等土地,移民们所获,多是人们挑剩的低产土地。《凤阳新书》卷七说:

“田上则者,归之军,归之功勋矣。中则者,土民括其一,佃户括其一,惟留下则处瘠,乃得以实编民之耕。”卷五又载,移民所获“皆山岗硗确,土石伴错,溪谷流水无有,山林薮泽无存”之地。

没有好地,山地附近的新来移民就上山毁林开荒,对山地的肆意开垦,很快造成了明显的水土流失,挟沙而下的水流,加剧了淮河流域水系生态环境的恶化。

湖边的移民开始围湖垦田。涸湖为田表面上看增加了耕地,在短期内缓解了人地压力,实则使水利蓄泄失宜,破坏了当地生态的自我循环。

除此之外,凤阳一系列重大工程,又开采了附近山区的大量山林,使许多山变成了童山秃岭。

最要命的是,为了保护祖陵风水,人们进一步破坏了当地生态循环。

位于洪泽湖畔的泗州是明祖陵所在地。朱元璋的祖父朱初一埋在这里。

由于害怕洪水淹没祖陵,导致“王气中泄”,所以自明中期淮患日益严重之后,明政府定下了这样的治水策略:“首虑祖陵,次虑运道,再虑民生。”

也就是第一是祖陵,第二要保证向北京运送粮食的航道,最后才是老百姓:

“淮域较运道,则运道重。以运道较祖陵,则祖陵尤重。”(《朱元璋与凤阳》)于是明政府经常不顾民生而决高家堰放水,人为降低洪泽湖水位以护陵。这一措施虽然暂时减轻淮河对祖陵的威胁,但使得河道极为混乱,给周边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有明一朝,凤阳周围渐渐变成童山秃岭,森林损毁殆尽,湖泊淤塞,淮河则经常泛滥,水患频仍,两岸百姓民不聊生,“地力既尽,元气日销,天灾流行,人事屡变”(甘山修《霍山县志》卷十三)。凤阳由此十年更有九年荒。“雨三日则沛泽,极目垮洼,泥淖不可耕耘。稍亢阳又为焦土。”

(汪旎修《重修蒙城县志书》卷十一)据《凤阳新书》记载,自万历十七年至泰昌二年(公元年),凤阳共发生旱涝灾害6次,平均五年多一次(《凤阳新书》卷四)。

这只是灾害影响较大的。如果算上一般的灾害,则“凤阳十年九荒,非旱则雨”(《凤阳新书》卷四),至明末更是“十余年来无岁不灾,无灾不重”(《凤阳新书》卷四)。

当初朱元璋强制迁来的移民的后代,在一次次灾荒中不断逃亡他乡。

比如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凤阳府等处发生涝灾,“田禾无收,积年在彼逃民,俱各转徙,赴济宁、临清各处趁食,动以万计”(《明英宗实录》卷二二四)。

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江淮南北,民多流亡”(《明宪宗实录》卷一一一)。凤阳的人口,在明中期以后迅速减少。据《凤阳新书》记载,该县“洪武之初,编民十有四万也。自时厥后,旧志尚在丁口四万七千八百五十余口,万历六年,则仅存一万三千八百九十四口”(《凤阳新书》卷四,《赋役篇第二》)。

剩下的人,也无法正常定居,许多人渐渐以乞讨为职业。他们“群趋于惰,兼之水旱频仍,中人荡产,且乏兼岁之储。一遇灾荒,辄膏子女、弃故土而适他乡者,比比皆是”(雍正《怀远县志》卷一)。因此形成的“凤阳花鼓”,随着这些逃荒者的足迹,传遍了大江南北而闻名全国。明末清初的魏裔介,曾在一首《秧歌行》里描写说:

凤阳妇女唱秧歌,年年正月渡黄河。北风吹雪沙扑面,冬冬腰鼓自婆娑。衣衫褴褛帕在首,自言出门日已久。前年寿州无雨泽,今年泗州决河口……我唱秧歌度歉年,完却官租还种田。南来北往如飞燕,如此艰辛实可怜凤阳农业经济因此告别一时的繁荣,重现萧条衰落之状。本来经过朱元璋的大力经营,凤阳府土地数量一度达到了40万顷。至明代中期的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该府的耕地面积却回落到仅有61263顷(《明会典》卷一七,《户部·川土》)。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至弘治十五年不足150年的时间,凤阳府的耕地面积竟减少了30多万顷。“凤、淮土广人稀,加以水灾,民半逃亡,二千里皆成草莽。”(《明神宗实录》卷五八)曾任庐州知府和吏部尚

返回目录 上一页 下一页 回到顶部 0 0

你可能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