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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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1029次水灾的记载，水旱灾害加起来几乎平均每年一次。其他的自然灾害，如蝗灾、雹灾、风灾、疫灾、地震等，则举不胜举。如此频繁的天灾，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人祸：三千年前的黄河流域，到处是森林与沼泽，水草肥美，风调雨顺。然而，由于几千年的过度开发，森林被砍光了，沼泽被排干了，黄河成了悬河，土壤蓄水能力严重下降，小旱每每变成大旱。几千年来，北方农民的生活越来越艰辛，与自然环境的恶化不无关系。

据元史记载，有元一代近百年间，全国遭遇大水灾94次，大旱灾62次，大蝗灾49次，大饥馑72次。也就是说，平均每年都有两三次大灾。最严重的时候，人相食的记录达十余次之多。这就是环境恶化的直接恶果。即以朱元璋家乡的淮河为例，它之所以频频为害，主要是因为人类活动改变了它的自然生态和流向。

而欧洲的气候比较稳定，由于海洋性气候的调节，西欧的气候要比同纬度的中国北方暖和得多，它的降水虽然不及中国南方，但远胜北方，足够农业灌溉使用。因此欧洲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中国北方那种赤地千里的现象。两相对比，诚如邓拓所说：“我国灾荒之多，世罕其匹。”有的西方学者甚至直呼中国为“饥荒的中国”。

第六节　吸血的官员们

中国贫困化的第三个因素是中国庞大的官僚体系。专制制度的发达使中国官僚体系的早熟和完整举世无匹。官僚体系的庞大，使它在一定程度上脱离皇权，成为一个独立的利益集团，具有无法抑制的疯狂扩张的冲动。每个王朝建立后，官僚队伍的人数都直线上升，与此同时，农民的负担也自然直线上升。生之者寡，食之者众。在每代王朝建立之初的三五十年“清明之治”时，农民的负担会暂时减轻，会积累一些财力来改善生活状况。而过了头一两代皇帝，则负担就迅速加重，普通百姓生活难以为继。

在历代大一统王朝中，蒙古人建立的大元属于统治技术较为粗糙的一类。蒙古人本不懂农业，当初南下之际，曾想将汉地“悉空其人以为牧地”，也就是说，把农民消灭干净，把良田改造成牧场。还是在耶律楚材的劝说下才改变了主意。耶律楚材打动蒙古统治者的主要理由是改为牧场，收益不如剥削汉地农民大。

基于这种思维方式，蒙古人的剥削比史上其他任何大一统王朝要更赤祼祼。元朝将全国人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公开实行民族歧视政策。为了防止汉人反抗，蒙古人规定，不许汉人学习武艺，不许汉人上山打猎，甚至夜间禁止汉人通行。《元史·刑法志》载：

诸夜禁，一更三点，钟声绝，禁人行。五更三点，钟声动，听人行。

违者笞二十七，有官者听赎。其公务急速，及疾病死丧产育之类不禁。

也就是说，每天晚上八点到第二天早上六点，老百姓不许上街行走。和这一条相配合的是在以上时段，不许百姓点灯。汉人百姓，生活如同奴隶。

经济上的剥削比政治上的歧视更令底层百姓难以承受。蒙古皇室手笔粗豪，挥霍阔大，日常生活奢靡无比，宫廷的花销大得惊人，据天历二年（公元1329年）中政院的报告，“皇后日用所需，钞十万锭，币帛五万匹，绵五千斤”。他们做起佛事来更是漫无节制，最多时一年做佛事五百多次。据延禧四年（公元1317年）统计，每年内廷做佛事，要用面四十三万九千五百斤、油七万九千斤、酥油二万一千八百七十斤、蜜二万七千三百斤。

这些费用最终是由底层社会来承担。还是以朱元璋家为例：元朝实行职业世袭制，将一部分人户另立户籍，承担某种专业性的徭役，如站户（承担驿站的徭役）、矿冶户（开采铁、银等矿）、猎户（从事打捕）、水手户（充当河运与海运的水手）、灶户（煮盐）、窑户（烧造瓷器）等。朱家巷的朱家先祖们本来是淘金户，按规定，每年需向官府交纳金子。但南京附近并不产金，于是只好靠卖粮换钱，再到远处买金子充数。这样折腾几年，把仅有的一点家产赔光，才不得不北渡长江。然而到哪里都逃不脱官府的搜刮。五四逃到淮北之后，还没有过上几天安稳日子，官府就开始来收税。按照元朝规定，淮河南北的农民要缴纳人头税、农业税和科差。人头税每人二石谷，约合今天的360斤。朱五四家三个成丁，就要缴1080斤谷。税粮要由税户自己输纳进仓，按国家规定，每石税再纳鼠耗三升，份例四升，而实际征收的要远远大于这个规定。元代前期官员胡祗矞说：“鼠耗、份例之外，计石二三可纳一石谷。”如此算来，1080乘以125％，就变成了1350斤。科差主要包括丝料、包银、官吏俸钞三项，是按户缴纳。规定每户纳丝1。4斤，包银钞四两（银钞二两合银一两），官吏俸钞五钱至一两。按购买力计算，元代一两银值四石谷，则三两多银值2160斤谷。所以三丁之家，一年要负担3510斤谷的负担。我们估算朱家那时每个劳动力可生产粮食2000斤，则总产量6000斤中的一多半要交给国家。这尚是国家正式规定的税收，各地政府的层层加税还不在此列。

从战国到明清，两千多年间，中国的农民，只有在农民大起义后建立的新王朝初期，能够温饱有余。而其余大多数时期里，都处在仅能勉强维持生存的处境之下。据庞卓恒在《人的发展与历史发展》中介绍，在正常年景下，中国农民一般状况下每年产品的剩余率不会大于5％。而中世纪一个占有全份地的普通英国农奴户净余率为26％。他们一年生产的粮食约为4641公斤，除去租税、种子、口粮后约可净余粮食1224公斤。从这个数字看，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和欧洲农奴比起来要低很多。

由此可见，中国官僚阶层对广大农民的剥夺，远远严酷于欧洲的庄园主。中国农民被迫在简单再生产中耗尽全部潜能，使他们无法像西欧的农奴一样，有剩余财力来发展自己的智力，拓展自己的活动空间，由此推动起一个又一个的促成封建制度解体的重大历史变迁。

第七节　中国文化的贫困基因

贫穷从来不是好事。贫穷遮蔽了人的眼睛，让他看不到食物以外的东西；贫穷枷锁了人的身体，让他像动物一样不停地被原始欲望折磨；贫穷剥夺了人的力量、尊严和权利，让他在自然、神灵和权力面前自觉软弱，卑躬屈膝。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学者刘易斯提出了“贫困文化”的概念。他总结的贫困文化的特征我国从古代直到解放前都具备。如较高的死亡率，较低的估计寿命，较低的教育水平，为生存而进行长期奋斗，典当，过着受束缚的生活，终生忙碌而无闲暇，向往权力，大男子主义，只顾眼前，不信任政府，软弱无能，对地位差异敏感而缺乏阶级觉悟等等。这种贫困文化使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他们目光短浅没有远见卓识，他们视野狭窄，不能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认识他们的困难。

我们得重新定义文明与财富的关系。财富让人有了多余的时间和精力来关心自己的内心，关心视野以外的大千世界，思索那些与胃无关的奢侈问题。财富是文明生长的土壤。

古希腊文明就是建立在滚滚而来的金币之上的。因为贫瘠的土地无法养活自己，希腊人不得不尝试外出冒险。庞大的希腊船队源源不断地输出葡萄酒、橄榄油、陶器，运回粮食和金钱。有位经济史家断言：“公元前六至四世纪之间，希腊经济正飞速上升……若充分估计不同时代的具体情况，雅典经济给人的印象与十九世纪的欧洲有点相似。”

富裕起来的平民要求政治权利，最终导致了民主政治的生成。

而中世纪之后，欧洲之所以能冲破黑暗，迎来文艺复兴，根本原因也在于随着生产技术的改进，欧洲的农奴能够越来越富裕，并且可以和封建主讨价还价，获得市民身份。他们的教育水平不断提高，精神力量不断增长，最终推动了商品货币化的浪潮，迎来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而中国却一直在贫困化过程中越陷越深。与西方社会的上升趋势相反，中国历史的发展却呈下降趋势。如前所述，中国农民的平均耕地在宋朝以后，再也没有回到人均十亩的水平以上。因此，宋代在中国文明史上成了最后一个辉煌的朝代。在那之后，元、明、清三代，贫困化的加剧日益消耗着中国人的精神，使中国文化进入了长期的停顿和倒退。“贫困对人的尊严和人性的堕落所造成的后果是无法衡量的”（查尔斯·威尔伯）。一个家族衰落贫困之后，其家族成员往往会由往日的信心十足意气风发而变得精神萎靡、气质鄙俗，而其家长的作风则也会日益目光短浅、专制、粗暴。中国的变化正与此类似。自宋朝灭亡之后，高贵气质和人文气息在中国文化中越来越淡薄，盛唐时的自信和宋代的优雅再也没能复现。相反，拘谨和懦弱日甚一日地在中国人的性格中发展壮大。

赤贫出身的朱元璋，则是中国文明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推手。

第八节　朱元璋的精神基础

从降生在这个世界上起到十七岁以前，朱元璋一步也没有离开过农村。

世界在他眼里，就是从南岗到北坡之间熟悉的一草一木。他所接触过的人，不过是村子里那百十口老老少少。

朱元璋符合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的一切条件。从懂事开始，他就开始了劳动生涯，跟在娘的屁股后面拔草，和小伙伴们上山打柴。十多岁开始，就去给地主放牛。穷人的孩子好养活，虽然吃的是世界上最恶劣的饭食，也没有耽误他长成一副魁梧的身材，只不过容貌丑了点：脑袋很长，下巴宽大，整个一张驴脸。《明史》含蓄地称他“姿貌雄杰，奇骨贯顶”。

虽然出生于世代赤贫之家，朱元璋却从小智商奇高，脑筋够用。又因为身强力壮，打架在行，他成了村子里的孩子王。他无师自通，知道怎么摆弄各类性格不同的孩子：那几个身强力壮有本事的，他加以笼络，为我所用。

其他那些跟屁虫，他该打就打，该骂就骂。全村的小孩子都归于他统一领导之下，老老实实听他指挥调遣。

这个未来的皇帝最爱玩的游戏是“做皇帝”。“你看，虽然光着脚，一身蓝布短衣裤全是窟窿补丁，破烂不搭，他却会把棕树叶子撕成丝丝，扎在嘴上作胡须，找一块车辐板顶在头上算是平天冠，土堆上一坐，让孩子一行行，一排排，毕恭毕敬，整整齐齐三跪九叩头，同声喊万岁。”（吴晗《朱元璋传》）谁叩头叩得不响，当时走下去，一脚撂倒，然后再叫边上的孩子继续打，直到打得他肯把头叩得嘣嘣响，脑门上长出大包为止。

唯一的文化活动就是听四邻八乡游串的说书先生来讲书了。什么《隋唐》、《三国》、《杨家将》、《大宋宣和遗事》。在这些评书里，他知道了“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知道了朝廷之上有“忠臣”、“奸臣”，知道了“宋太祖一条哨棒，打下四百八十座军州”。对于到今天为止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些评书演义，也就是传统文化中的粗糙的底层文化产品，而不是那些高雅的四书五经唐诗宋词，才是他们真正的精神基石，奠定了他们一生的思维模式。

朱元璋的童年实在是太平凡了。一般人出名之后，老乡们总会给他附会出一些如何幼年颖异、天生不凡的传说。可怜朱元璋的老乡们制造起这类本不需要太多原料的传说，都觉得有些困难。制造来制造去，不过编出了这样一个笨拙的故事。说是朱元璋和伙伴们一起在山上放牛，肚子饿了。有人说要是有碗白米饭吃就好了，那一个说吃肉才香，越说大家肚中越火烧火燎。

朱元璋指着眼前的牛说，这不就是肉吗？想吃咱们宰一条尝尝。有人说，那回去不得被打烂屁股啊？朱元璋说，管他呢，先快活一顿再说。说着抄起一把砍柴斧，就把一条小牛犊给宰了。有人带头，大家也就不怕了，有人帮忙剥皮，有人去捡树枝，生起火来，大家痛痛快快吃了顿烤牛肉。不一会儿，地上只剩下一条牛尾巴。吃完牛肉，大家才害怕起来，谁也不知道回去怎么交代。朱元璋脑筋一转，把牛尾巴插在山石缝里，和大家约好，就说小牛钻进山洞里了，怎么拉也拉不出来。大家齐声说好，一哄而散。

这么弱智的传说当然不可能是真事。这个本来为神化朱元璋而制造出来的拙劣故事，唯一透露出的真实信息，却仍然是贫困和饥饿。

在对一个人精神世界发展至关重要的青少年时期，朱元璋所能接触到的外界资源太少了。史称朱元璋自小资质俊秀，《明太祖实录》载，“太后尝谓仁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