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终结-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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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失败了，六君子洒血街头，立宪派如鸟兽散。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尽管集权不等于专制，专制不等于独裁，但帝国制度发展到明清已是专制制度，这两个王朝也都是专制政权。对于专制制度和专制政权而言，实行宪政无异于自杀，康、梁们的努力便注定是徒劳。尽管在〃庚子之变〃的刺激下，改革和变法又旧话重提，但已风光不再，机会不再。戊戍变法的出尔反尔，辛丑条约的丧权辱国，已使清廷的威望丧失殆尽。人们对这个王朝不再抱有希望，各种试图取而代之的力量在暗中集结，跃跃欲试。帮派、会党、商界、社团，各怀主张当仁不让；尾大不掉的封疆大吏们则心怀鬼胎，见风使舵，〃藉人民之后援以抵制中央〃。他们甚至站在民众一边与朝廷对抗（比如1909 年爆发的要求速开国会的请愿活动，就受到地方督抚的默许和支持）。就连帝国派出的公费留学生，不少也变成了帝国的掘墓人，积极参加革命组织，宣传革命主张。朝廷勉强做出的改革姿态，显然已不能满足民意。
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相继去世，也使原本只有一线生机的变法维新事业雪上加霜。光绪是改革派，慈禧是女强人；前者有开明形象（有号召力），后者有丰富经验（有威慑力），因此尚能维持，甚至给人指望。接手的两个人却根本不可同日而语隆裕是典型的妇道人家，懦弱无能，毫无主见；载沣是地道的平庸之辈，倒行逆施，鼠目寸光（比如竟干1911 年5 月抛出极其不得人心的〃皇族内阁〃）。更可笑的是，面对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他们竟采取能拖就拖的无赖政策，以为只要拖延抵赖，就能蒙混过关。拖到1908 年，面对如火如荼的立宪运动，才勉强承诺1917 年正式立宪，居然还想再拖九年。他们不知道，历史其实是有大限的。大限一到，机会全无。1911 年10 月10 日，来不及等到清廷兑现其立宪的诺言，革命就爆发了。爱新觉罗家族失去了最后一次救国也自救的机会如果〃君宪〃成功，他们至少还能保住一个大清帝国的国号，以及一个徒有虚名的皇帝称号。
说起这段历史，人们常常扼腕叹息于维新党人的书生意气，光绪皇帝的软弱无能，愤愤不平于保守势力的冥顽不化，慈禧太后的独断专行。其实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大清王朝赖以存在的那种集权、专制、独裁的制度，与共和、民主、宪政是格格不入的。它的变革，实属无奈，也无法从中国政治文化的传统中找到可资借鉴的经验。我们知道，任何变革，都只能在历史传统和现存条件下进行。脱离传统和现实的移植，势必水土不服，难以成活，清末民初便是如此。可以说，正是这一传统的阙如，以及两种制度、文化、传统的格格不入，不但使维新变法胎死腹中，而且使共和的历程一波三折，一误再误。
第六章 共和之路 三 错失良机
公元1911 年，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大清，在内外交困中灭亡了。随同它一起被埋葬的，还有整个帝国制度。这一次，在治乱循环中折腾了二千多年的中国人，已不愿意重蹈改朝换代、成王败寇的覆辙，他们决心进行一次真正的革命革制度的命。
帝国的历史终结了，取而代之的是民国。
民国其实就是共和国。民国或共和国，译成英文，都是RePublic 。因此，民国的灵魂是共和。民国时期〃反复辟〃斗争的口号，也是〃保卫共和〃。这可谓当时许多精英人物的共识，即拥护民国，必赞成共和。然而，刚刚走出帝国时代的中国人，却并不当真知道共和为何物。袁世凯是不知道的。他即便不公然称帝，骨子里想当的也是皇帝，也会把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当作皇帝来当。在他看来，所谓〃革命〃，只不过是为他提供了一次〃禅让〃的机会，让他得以由人臣而天子，黄袍加身，君临天下。共和云云，则不过是他龙袍上另一种纹样的图案而已。也就是说，他要学的是司马炎和赵匡胤，不是华盛顿。
孙中山也未必十分清楚，他原本也是主张在体制内进行改革的。为此，他曾于1894 年上书两广总督李鸿章，请求变法。只是在诸如此类的努力失败之后，他才意识到〃目前中国的制度以及现今的政府，绝不可能有什么改善，也决不会搞什么改革，只能加以推翻，无法进行改良〃（ 1897 年孙中山与《 伦敦蒙难记》 俄译者的谈话），这才转而革命。可惜，孙中山虽然竭力主张推翻帝制，建设民国，但他对共和的理解也仍有局限。比如〃兴中会〃誓词中〃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云云，便与共和精神相左，也与〃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相悖。共和的要义之一，是各地区与各民族自由平等的和平联合。合众政府当中，理所当然地应有满族的一席地位，岂能〃驱逐鞑虏〃？可见也有问题。
真正懂得共和精髓并身体力行的是宋教仁。为了共和，他联合五党组成国民党，竞选议席；为了共和，他坚持政党内阁，拒不接受袁世凯的任命；为了共和，他与过去的政敌梁启超相约〃你上台，我愿在野相助，我执政，请你善意监督〃。最后，为了共和，他献出了年仅三十二岁的生命。宋教仁为中国民主宪政所作的牺牲和贡献，是永垂不朽的；他为中国民主宪政所作的探索和努力，也是万古长青的。
可惜，当时的中国只有一个宋教仁。更可惜的是，〃一个宋教仁倒下了，并没有千万个宋教仁站起来〃（骆驼刺《 重读宋教仁》 ），站起来的是一个又一个军阀段祺瑞、冯国璋、张勋、曹锟、孙传芳、吴佩孚、张作霖，正所谓〃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皖系和直系打，直系和奉系打，中央和地方打，南方和北方打。军阀们沿着水路、铁路和公路调动他们的部队，走到哪里，就用苛捐杂税把那里的老百姓盘剥敲诈得精光（费正清《 伟大的中国革命》 ），正所谓〃洒向人间都是怨〃（毛泽东《 清平乐· 蒋桂战争》 ）。
于是，重归统一，就成了时代的要求；铲除军阀，则成了革命的必须。1923 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达成协议，建立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1926 年7 月9 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八个军约十万人，兵分三路，从广东正式出师北伐，并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打败了吴佩孚、孙传芳，进占到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部分地区。
这当然是一件让中国人民看到了希望的事情，然而共和的历程却注定是艰难曲折。辛亥革命之后是军阀混战，军阀混战之后是北伐战争。军阀混战的结果，是〃民国〃变成了〃战国〃；北伐战争的结果，却是〃民国〃变成了〃党国〃。1927 年，蒋介石宣布进入〃民国建立三阶段〃（军政、训政、宪政）的第二阶段，即〃训政时期〃。1928 年，国民党通过了《训政纲领》 ，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于训政期间，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政权〃。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则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执会）行使。1931 年，国民会议又通过《 训政时期约法》 ，再次肯定了由国民党〃代行〃中央统治权的体制，并明确规定国民政府的主席由国民党中执会选任，五院院长亦然（后改为国府主席提请中执会选任）。于是，孙中山〃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党在国上〃的思想就变成了法律规定，民国也被〃法定〃为党国。
实际上，〃训政时期〃的民国不仅是〃党国〃，而且是〃军国〃。因为国民政府也好，国民政府的五个院（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也好，都要受军委会钳制。军委会即军事委员会，原本是国民政府的直属部门。1937 年，国民政府根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中常会）的决定，宣布由军事委员会（军委会）委员长行使海陆空最高统率之权，同时还授权军委会对党政军统一指挥。于是军委会就不但管军（军事）； 还管政（行政）、管党（党务），俨然政府之政府（太上政府），中央之中央（太上中央）。至于军委会的委员长，我们知道，一直就是蒋介石。而且，他也曾担任过国府主席（1928 年），兼任过行政院长（1930 年）。显然，这位蒋委员长，是孙中山去世以后国民党的柱石和灵魂；他的党国和军国，则无妨看作一个有民国之名无民国之实的〃后帝国〃，一个由不叫王朝的新王朝，我们通常称之为〃蒋家王朝〃。尽管这个王朝实际上是支离破碎、四分五裂的，中国在他们手上也从来没有真正统一过，但不等于就没有帝国遗风和王朝气息。实际上，当国民党像对待〃先帝〃或〃太祖〃一样，将孙中山奉为〃国父〃时，这些意思就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了。如此看来，共和绝非易事。更何况，我们还错过了好几次机会。
第一次是〃东南互保〃。
1900 年5 月，慈禧太后以大清帝国的名义向世界各国宣战，八国联军登陆天津危迫京城，朝廷号令各省驻军进京〃勤王〃。然而手握重兵的山东巡抚袁世凯，却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癸、铁路大臣盛宣怀和署理两广总督的李鸿章等疆臣互通声气，声称廷谕为〃矫诏〃，拒不从命。不但不从命，相反，李鸿章、张之洞等人还擅自与敌国签订条约，相约〃互不侵犯〃，公然置清廷生死于不顾。更有甚者，张之洞等人还暗中策划，万一太后与皇帝在战乱中罹难，东南诸督抚就共推李鸿章出任中国〃总统〃以主持大局。这就是近代史上有名的〃东南互保〃。
毫无疑问，抗旨，在历代王朝都是抄家杀头的大罪。私立〃总统〃，就更是要株连九族的。张之洞们胆敢如此，显然是有恃无恐。原因就在于，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朝廷仅仅依靠满人力量已无法镇压，只好大量启用汉族官僚（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而且，出于战时的需要，又不能不把许多原本属于中央的权力下放到地方。其结果，一是各省督抚的汉族化，二是地方势力的独立化，三是国家军队的私人化，比如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袁世凯的新军，便实际上都是封疆大吏的私人军队。他们首先是听命于长官，其次才是效忠于朝廷。朝廷对于地方，已是鞭长莫及；地方对于朝廷，则无疑尾大不掉。拥有相对独立财权、人权、政权、兵权的督抚，早已和地方士绅结成利益共同体，俨然独立王国。诸侯割据的局面，其实暗中已然形成。
这可真是天上掉下来的好机会。因为地区与民族和平联合，中央和地方妥善分权，拒绝绝对主义的中央集权，正是共和的内涵之一。我们知道，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人，都是手握兵权、坐镇一方的实权人物。他们的政治见解，又与李鸿章不尽相同。这就再好不过。因为这样一来，即便李鸿章出任总统，他也只能和这些人共治共享，不敢独裁。这些汉族督抚们拥有实力，敢于共和；互相制约，只能共和。东南互保，李代桃僵（由李鸿章替代犹如僵尸的清朝皇帝），联省共和，岂非夭赐良机？可惜未能如愿。
第二次是〃联省自治〃。
1920 年7 月，湖南谭延辏壮∽灾危⒂�1922 年l 月1 日开始实施省宪。这个倡议，得到了众多地方实力派的支持。除粤军总司令兼广东省长陈炯明和广东省议会外，支持者还有四川、浙江、云南、广西、贵州、陕西、山西、山东、江苏、江西、湖北、奉天、安徽、甘肃、直隶等省的政府、总司令或省议会。知识阶层更是连声叫好，支持者众，因为它体现了共和制度的精神。实际上，孙中山也曾有过类似主张。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在巴黎接见记者时就曾说，中国〃面积实较全欧为大。各省气候不同，故人民之习惯性质亦各随气候而变异。似此情势于政治上万不宜于中央集权，倘用北美联邦制度实最相宜〃，并称〃舍此别无他法也〃（《 孙中山全集》 第I 卷，第562 页）。1912 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亦发表宣言，称〃今者各省联合，互谋自治，此后行政期于中央政府与各省之关系，调剂得宜，大纲既挚，条目自举〃（《 孙中山全集》 第2 卷，第2 页）。可惜后来并未坚持。
袁伟时先生认为，联省自治是当时中国最好的一个选择。他提请大家注意，谭延辏А⒊戮济魉撬档摹ㄗ灾巍ㄊ怯惺凳翟谠谀谌莸模焊魇《加惺∫榛幔贫ㄊ∠芪等怀煞纭６腋魇《加胁簧俣懒⒌拿窦渫盘澹∫榛嵋膊皇窍鹌ね颊隆Ｔ诔戮济髦蜗碌墓愣踔料爻っ裱∫惨丫肌Ｕ庋闹贫认匀挥欣诟魇∶裰骰不崞仁怪醒胝鹬氐胤饺ㄒ妫婪ㄐ姓薹ㄗㄖ贫啦谩Ｕ饩褪窍执氖敌邢苷墓埠汀８慰觯谌嗡狡毡椴桓叩那榭鱿拢植渴敌忻裰飨苷匀槐热婵ㄈ菀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