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终结-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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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官要先打五十大板，这叫什么〃平等〃？老百姓到衙门里打官司，要跪在地上听侯发落，稍有辩驳就要〃掌嘴〃，又叫什么〃平等〃？没错，中国古代是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说法。且不说这做不做得到，也不说同时还有〃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就算做得到，也不能证明那时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子犯法要与庶民同罪，皇帝犯法呢？同罪不同罪？比方说，杀人偿命，借债还钱，皇帝杀人，怎么从不偿命？事实上，皇帝根本就不会犯法，因为他自己就是法律。皇帝杀人也不算犯法，因为那是代表国家。〃联即国家〃； 〃联即法律〃，那还要法律干什么？所以中国古代许多法律法典，都不过一纸具文，顶多也就是用来对付老百姓，打发书呆子。这样的制度如果也能叫〃法治〃，那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实际上中国法家的开山鼻祖管仲早就一语道破天机。《 管子· 任法》 说：〃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实用也。〃头一句倒很像话，好像是主张法治，而且把〃法〃提到很高的地位。但接下来就露了马脚。原来这个至高无上的〃法〃，其实不过是让君王们用着方便顺手的（圣君之实用也）。于是，人与法，就有三种关系。有立法的，管仲称之为〃生法〃；有执法的，管仲称之为〃守法〃；还有受制于法的，管仲称之为〃法于法〃。立法的是君王（生法者君也），执法的是官员（守法者臣也），受制于法的是民众（法于法者民也）。如果无论什么人（君臣上下贵贱），都能有法律意识，遵从法律，依法办事（皆从法），那就是治世。
那么，这个〃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岂不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否！所谓〃皆从法〃，是说君主有权力立法，官员有义务守法，也有权力执法，民众则有义务老老实实地受制于法。显然，在管仲等人的〃法〃面前，君臣官民是不平等的。君王只有权利没有义务，民众只有义务没有权利，官员则介乎二者之间，对民众有一点〃权〃，对君王则只有〃义〃。当然，要说君王一点义务都没有，也不客观。君王也是有义务的，那就是能够按照自己立的〃法〃来治国，不要说话不算话，自己定的规矩也不照办，更不要一点规矩都不讲，如此而已。可见虽云〃皆从法〃，但怎么〃从〃，并不一样；〃从〃什么，也不一样。民众之所〃从〃，是〃君王之法〃；君王之所〃从〃； 则是〃自立之法〃。这难道也叫〃平等〃？
事实上，中国古代的〃法〃，历来就被实事求是和恰如其分地称作〃王法〃，即帝王实施专政之法。也就是说，作为依靠公共权力和法律规定来管理社会、处理事务的成熟国家，帝国更看重的是权力，而不是法律。他们的〃法律〃，只是为了保证权力的行使没有障碍，顶多要求统治者在行使权力时有个章程，能〃规范行使〃（从法）而已。这样的〃法〃，与其说是法律，不如说是规矩、尺度、律条、纲纪。此其一。
第二，这些〃法〃既然是〃王之法〃，当然就不是〃民之法〃，也不会考虑其中要有保障人民权利的条款。那些〃生法者〃要考虑的，是如何保障自己的权利和权力；更关心的，是如何镇压反叛，惩治不臣。因此他们对〃刑法〃的兴趣，要远远大于〃民法〃。如果说有什么〃民法〃的话，在他们眼里也不过〃治民之法〃；而所谓〃司法〃则不过是〃听狱〃，甚至只是他们敲诈勒索的机会。既然如此，那些只被威慑恐吓却不受任何保护的民众，他们对待这些〃治民之法〃的态度，也就会像他们对待官府一样，只能是避之唯恐不及。
然而就连这样的〃法〃，也被认为不可靠。孔子说，用政令引导，用刑律规范，人民不敢犯罪，却不知廉耻（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用道德来引导，用礼仪来规范（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既知廉耻，又愿归服，即〃有耻且格〃（《 论语· 为政》 ）。因此即便立法，也得把道德和礼仪写进去，并作为纲领和根本（比如唐律开宗明义即云〃德礼为政教之本，刑法为政教之用〃）。也就是说，德治为本，法治为末，礼为法纲，律为法目。显然，法治和人治都不被认可。德治，才是帝国及其思想家所主张的。
那么，帝国的〃德治〃又如何呢？
第三章 伦理治国 二 无德之德
帝国的法治不是法治，帝国的德治也不是德治。
德治原本是原始社会的管理方式。那时资源和财富不多，族群很小，有限的一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自然不妨实行〃部落内公有制〃。在部落和氏族内部，所有的东西都归全体族民共有，并按照原始道德（德）和风俗习惯（礼）来支配和分配。这就是最早的德治和礼治。应该说，这种制度曾经是很美好的。没有子女的老人和失去父母的孩子，都能得到赡养和供养（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统治和奴役没有存在的余地，权利和义务也没有差别（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分工则完全出于自然（男耕女织）。支配人们行为的依据，除了生存的需要，就是原始的、纯朴的道德。领导者并不需要花费多少气力，便可〃垂衣而治〃。这就是历来被人们崇拜和向往的〃尧舜之世〃。
这样一个时代可能确实存在过。恩格斯在他的《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一书中，曾经描述和赞美了那个时代和那种制度。恩格斯说：〃这种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一种多么美好的制度啊！没有军队、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为什么会〃有条有理〃呢？有〃德〃啊！
然而，即便是在这个时代，也不仅只有脉脉温情，同时还有野蛮的暴力。正是这种野蛮的暴力，导致了后来的一系列战争。包括九黎战涿鹿、炎黄战阪泉，也包括五侯争霸、七国争雄。所以我们不能把那个时代想象得太美好，更何况它早就一去不复返。氏族社会过去了，部落时代过去了，就连邦国时代也过去了。纯朴野蛮的原始社会，已经不可逆转地被权力至上的古代社会所替代。这个时候，如果再鼓吹原始的、纯朴的道德，鼓吹所谓〃尧舜之治〃，即便不是欺诈，也是愚昧。实际上正如恩格斯所说，它只不过〃被滥用来替暴力掠夺财富的行为作辩护〃（《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因此儒家和帝国统治者一再推崇、标榜和鼓吹的〃德治〃，便带有极大的欺骗性，正所谓〃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毛泽东《 贺新郎· 读史》 ）。反倒是另外一些思想家的头脑要清醒得多。比如老子，就曾以他独有的睿智和冷峻，说出了许多人不愿意正视的事实和不愿意接受的道理〃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老子》 第十八章）。也就是说，一个社会如果起劲地标榜和鼓吹道德，这个社会就一定出了问题。
的确，从部落到国家，是一种〃离开古代氏族社会的纯朴道德高峰的堕落〃；而〃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的帷幕，则是由〃最卑下的利益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的（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 ）。这种堕落甚至有章可循，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 老子》 第三十八章）。从三皇五帝到西周封建，再到春秋战国，走的正是这样一条路。
首先是〃失道而后德〃。道，就是氏族社会的社会制度和时代精神。它的特点，是财产公有，酋长公选，社会讲究公正、信义与和平，即《 礼记· 礼运》 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结果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所有的人都是亲人，或被看作亲人，也都能得到应有的抚养、赡养和亲爱。这就叫做〃大同〃。后来，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了（大道既隐），部落公有变成了家族私有（天下为家），所有的人都只顾自己的家庭和家族（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生产劳动也只为自己（货力为己），公权力也变成世袭（大人世及），圣人们只好出来制定礼仪以为规范。这就叫做〃小康〃。启废禅让是〃小康〃的开始，西周封建则是〃小康〃的既成。这时，原始的、素朴的道德既已沦丧（大道既隐），就不能再讲〃道〃了，得讲〃德〃。
事实上西周思想家强调的也正是〃德〃。从周公到孔子（孔子是西周思想的继承者和发扬者）； 〃明德〃、〃事德〃、〃敬德〃、〃好德〃、〃有德〃之类的说法不绝于耳。这其实是一种无奈。庄子说，河水干了（泉涸），鱼们来到陆地（鱼相与处于陆），相互用吹湿气和吐唾沫的办法来救助对方（相呴xu以湿，相濡以沫），这当然很道德，很感人，但又怎么比得上根本就用不着救助的〃相忘于江湖〃（ （ （庄子· 大宗师》 ）？可见人们提倡道德，只因为这个社会已经不道德了。现在，古代氏族社会的纯朴道德已经无可挽回地堕落，唯一的办法就只有高扬道德的旗帜。更何况，周夺殷人之天下，不标榜自己有德，不鼓吹上天〃唯德是辅〃，就没有办法维护自己政权的合法性。这就是〃德治制度〃诞生的原因。
不过，西周的〃德治制度〃并不只讲〃德〃，还讲〃礼〃和〃乐〃。因为道德作为一种对内心世界的规范，是无形的。用来治理国家的东西，却必须有形。因此还得要有〃礼〃。礼，包括礼仪、礼节、礼貌、礼法、礼教，其实就是一系列行为规范。它的作用，是能将〃德〃落到实处。那么，为什么还要有〃乐〃呢？因为〃礼〃是一种秩序，是文明对野蛮的镇压。这就要用〃乐〃来调剂、平衡。乐，既指音乐，也指快乐，也就是要求〃以德治国〃必须音乐般和谐，收到上下秩序井然（礼），人人心情舒畅（乐）的效果。按照周公对这种制度的设计，德为礼之本（根本）； 礼为德之表（表现），而乐为礼之辅（辅助），也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就是德；两个基本点，就是礼乐。礼辨异，乐统同，礼讲秩序，乐讲和谐，它们共同为德治服务。德治抓根本，礼乐来实施，因此又叫〃礼乐制度〃。
这是一种必须持之以恒予以认真实践的制度。否则，〃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 论语· 阳货》 ）。可惜，春秋时期的情况，恰恰就是〃礼坏乐崩〃。这个时候，再讲〃德〃，讲礼乐，就没什么用。于是孔子讲〃仁〃。仁，是孔子学说的核心范畴。《 论语· 阳货》 记载孔子的话说，礼，难道就是祭祀礼仪吗（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难道就是音乐舞蹈吗（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当然不是。是什么呢？是〃仁〃啊！不仁，要什么礼乐，又怎么对待礼乐？正所谓〃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论语· 阳货》 ）。显然，仁，是比礼乐更重要的东西。现在，礼坏了，乐崩了，道德沦丧了，只有〃仁〃才能救助，也只有〃仁〃才能救赎。这就叫〃失德而后仁〃。
战国的情况就更糟糕。不仅是〃礼坏乐崩〃，而且是〃杀人如麻〃。这时再讲〃仁〃，就未免滑稽。因此孟子讲〃义〃。义，是一种带有杀戮性质的东西。因此有〃大义灭亲〃，没有〃大仁灭亲〃；有〃义无反顾〃，没有〃仁无反顾〃。仁，是一定要反顾的，也是灭不了亲的，因为仁的本质就是〃亲亲〃（爱自己的亲人）。它至多只能牺牲自己（杀身成仁），无法对付别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而在战国时代，要对付的正是别人（也包括自己的不道德行为）。所以不能再讲〃仁〃，要讲〃义〃。这就叫〃失仁而后义〃。
到了荀子的时代，连〃义〃也讲不成了，只好回过头来讲礼乐。《 荀子》 一书中既有《 礼论》 ，又有《 乐论》 ，就是这个原因。这就叫〃失义而后礼〃。结果，是讲出了一个儒家的反对派法家（韩非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法家既不讲仁义，也不讲礼乐，讲刑律。因此，在〃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的后面，还应该加上一句〃失礼而后法〃。而这时，也正好就是帝国的前夜。
秦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全面试行〃法家法治〃的王朝。使用〃法家法治〃这个词，是为了将它与本来意义和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严格地区分开来。事实证明，这种残暴的所谓〃法治〃根本行不通。它甚至被当作〃暴政〃的同义词。不但被统治者忍无可忍，就连统治集团自己也不以为然。无奈，帝国的统治者们又只好去实行儒家所主张的〃德治〃，这正是〃独尊儒术〃会取代〃焚书坑儒〃的原因之一。
不过此刻的情况，与周公的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而历代王朝实行的，也与其说是〃德治〃（道德治国），不如说是〃礼治〃（伦理治国）。德治和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