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终结-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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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帝国早就该死了。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它就事实上不再有创造力和生命力。后来那些〃发明创造〃，都不过雕虫小技。之所以还出现了一个〃大唐盛世〃，只因为汉唐之间有一个369 年的魏晋南北朝。〖贼吧Ｚei8。Ｃom电子书下载：Zei8。 贼吧电子书〗
魏晋南北朝是帝国史上一次极大的反常。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都发生巨大变化。首先是东汉帝国的大厦在宫廷政变和军阀混战中轰然倒塌，然后是一系列的王朝更替和外族人侵，刀光剑影天翻地覆，城头变幻大王旗。在北方，匈奴、鲜卑、揭、氏？？？、羌，五胡乱华。少数民族袅雄相继问鼎中原，不断建立起五花八门历时极短、带有部落制和奴隶制色彩的新政权。中原地区汉胡杂处，比例倒挂。少数民族逐渐汉化，汉民族同时也在不断〃胡化〃。在南方，庄园坞堡林立，豪雄拥兵自强，失去土地和中央政权保护的自耕农，纷纷投靠豪门，成为国家编户齐民以外的〃部曲〃和〃荫户〃，地主经济退化为领主经济。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动荡不安。朝代迭次更替，政局极不稳定，唯一的统一王朝西晋，竟然重新实行〃封建制〃。晋武帝司马炎在公元277 年大封宗室子弟为王公、郡公、郡侯、县王，而且有职有权，可以管理境内的民政、财政和军政，封国多达二十一个。前有三国鼎立，后有六朝更迭，整个魏晋南北朝，变成了春秋战国的汉胡杂糅版。
然而，这个中国历史上国家最分裂、局势最混乱、社会最痛苦的时代，却又是思想最活跃的一个时期。唯我独尊的儒学摇摇欲坠，异端邪说反倒风靡一时。六经注我取代了寻章摘句，标新立异压倒了因循守旧，离经叛道成为学界时尚。在统治阶级无法进行强有力钳制和束缚的情况下，〃家弃章句，人重异术〃（《 宋书· 臧焘传》 ），论辩成风，〃是非蜂起〃（刘伶《 酒德颂》 ）。以玄学怀疑论为哲学前导，印度佛教文化为助燃剂，一股新颖先进的思潮席卷全国，魏晋南北朝成了春秋战国之后又一个思想文化的丰收期。
这就为后来的大唐盛世奠定了基础。事实上唐帝国的成功，原因之一就是以〃儒道释并存〃的〃三教合流〃替代了〃独尊儒术〃，以〃胡汉一体〃的〃对外开放〃取代了〃故步自封〃。只要看看盛唐三大诗人李白、杜甫、王维就知道。他们一则诗仙（道），一则诗圣（儒），一则诗佛（释），缺一而不成其为盛唐。可见只有开放的胸襟，才有辉煌的文化。
然而，等到宋明理学来重振儒学时，帝国就不可救药了。本书无意评价宋明理学，也不认为它们就一无是处。事实上，问题并不在儒学是好是坏是对是错，而在于再好的思想一旦独尊，都必然僵化。国家的统一不等于思想的一统。统一而不一统，则兴，盛唐是证明。统一而又一统，则亡，东汉是证明。如果冥顽不化地一定要坚持一统，那就最终只能以自杀的方式来激活生命力和创造力，魏晋南北朝是证明。
与思想禁锢相同步的是皇权的加强，始作俑者则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西汉初年，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大体上有一个分工。国家元首是皇帝，政府首脑是宰相。皇帝所在曰宫，宰相所在曰府。皇宫相府，各司其职。皇帝代表国家的统一和主权，有如董事长；宰相负责行政、军事、监察的具体事务，有如总经理。这原本是帝国时代最好的制度，却被汉武帝破坏。汉武帝为了加强皇权，在皇宫之内另立〃内朝〃，以大将军统之，宰相（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所在的相府则变成了〃外朝〃，等于一个国家有两个政府。此例一开，后患无穷。以后只要皇帝强势，就会破坏制度，侵夺相权。明的〃内阁〃、清的〃军机〃，不过是汉武帝〃内朝〃的翻版。然而汉武帝另设〃内朝〃，还只是一个公司任命了两个总经理。明清两代的做法，却是皇帝一个人既当董事长，又当总经理。帝国大厦独木难支，它能不江河日下吗？
实际上自盛唐以后，帝国制度就风光不再。之所以还能绵延不尽，除了我们民族一时半会还找不到更好的制度外，少数民族的不断输血也是一个原因。五代输一次，元输一次，清又输一次。每输一次血，民族精神就被激活一回。不敢想象，如果没有这些被称作〃胡人〃、〃番邦〃的少数民族，帝国的前途会是怎样？我想也只有两种结果：一种是像玛雅帝国那样彻底毁灭，另一种就是在死气沉沉中慢慢烂掉。不过，后一种可能性更大。
事实上最后的结果也是糜烂。大清帝国的最后一百年，仍是不可避免地陷人内外交困。他们自己就是〃胡人〃，不能指望再有〃胡人〃来帮助。更何况，这一回来打咱们的，是英吉利人、法兰西人、德意志人、俄罗斯人和日本人。他们虽然比〃夷狄〃还要〃夷狄〃，却已经不再是〃蛮族〃，而是〃列强〃。这回，轮到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跑到西边去打猎（两宫西狩）了，和当年唐玄宗的仓皇出逃一模一样。
王朝气数，何以如此？
看来，我们还必须对帝国制度作进一步的分析，看看帝国是怎样一天天烂下去的。
第三章 伦理治国 一 非法之法
帝国的麻烦在于集权，集权的麻烦在于皇帝。
我们知道，帝国就其发展趋势而言，并不是一般的集权，也不是一般的中央集权，而是集天下之权于一人。这个人，就是皇帝。从汉的削藩，到明的罢相，帝国不断集权的过程，其实就是不断加强皇权的过程。所以汉武帝要另立内朝，宋太祖要收回兵权，清雍正要再设军机，也就是不允许有任何威胁到皇权的可能。这就常常使人误以为帝国实行的是人治，即皇帝的〃一人政治〃。这种观点，在学术界和民间都有很大市场。
但这并不是事实。
中国历史上的皇帝人数不少，却未必都在当家作主。比如东汉皇帝十三个，成年践？？？的只有两个，即光武帝刘秀和明帝刘庄。剩下十一个弱冠登极的，献帝刘协明摆着是傀儡，可以不算，只有十个。这十个当中，没有活到十岁的又有四个。其余六个，真正有所作为的，≮我们备用网址：。Zei8。 贼吧电子书≯只有章帝刘？？？，其他不是享国日短，就是形同虚设。然而章帝之后，献帝之前，东汉还有一百零一年寿命。如果大权独揽的必须是皇帝，请问这一百多年如何维持？又比如，明代万历皇帝朱翊钧，也是孩提时代继位的。成年以后，又多年不理朝政。如果帝国的制度就是皇帝的〃一人政治〃，请问这四十多年怎样度过？
其实，中国古代的政治家们几乎从来就没有赞成过人治。不可否认，中国古代确实有〃重人轻法〃的思想。因为再好的法，也要人来执行。人不行，法再好，也不顶用，这就叫〃有治人无治法〃（只有能治理国家的人，没有能治理国家的法）。但，再好的人，也要死。人一死，他的政治也就结束，这就叫〃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简称〃人亡政息〃。国家要长治久安，当然不能寄希望于此。何况，人有善恶贤愚，并不都是〃治人〃。即便是智者贤人，也百密难免一疏，千虑难免一失。如果将国家的生死存亡系于一人之身，岂不危险？因此，人治的方式只能是特例，不能是常规。它往往发生在动乱时期和帝国前期。因为那时国家纲纪败弛，百废待兴，非得有超强人物来力挽狂澜不可。但，正如〃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人治可以开国，却不能治国。单靠个人的魅力和威望来治理国家，是靠不住的。实际上，〃任人任法，皆言治也〃（王夫之《 读通鉴论》 卷三），帝国不可能单纯地只讲〃人治〃。
人治是部落时代的产物。在部落时代，一个人成为领袖，成为管理者，靠的是他的个人魅力和能力。正因为他能力高强，又公正廉明，所以大家自愿服从他的领导，这就是柳宗元《 封建论》 中所谓〃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这时，领袖们得到的，是那种发自内心的尊敬。社会服从的，也是他们的个人意志和个人决策。这就是〃人治〃。
邦国是由部落国家和部落国家联盟过渡而来的半成熟国家形式，因此也部分地保留了人治的遗风。尤其是在春秋战国，天下大乱，礼坏乐崩，群雄并起，逐鹿中原。普天之下，没有一个绝对的权威，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法度。要把族群凝聚起来，存亡继绝，卫国保家，确实需要领袖人物个人的能力和魅力。因此，那也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甚至直到秦末，都如此。读中国史，前面的故事总是比后面的好看，道理就在这里。实际上，在一个〃小国寡民〃的社会里，人治未必就不好。只要那人是〃治人〃，效果可能比法治还好得多。
帝国时代却不能再靠人治，因为帝国是完全的、成熟的国家形式。国家与氏族有三点不同。第一，氏族按照血缘来划分族民，国家按照地区来划分国民。第二，氏族靠个人魅力和威望来管理社会，国家则靠公共权力。第三，氏族处理事务、平息纠纷的依据是风俗习惯，国家的依据则是法律。这是恩格斯在《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一书中告诉我们的。由于凭借的是公共权力和法律，因此，帝国一个最微不足道的蕞尔小吏，也可能拥有比氏族社会全部机关加起来还大的权威。但也正如恩格斯所说：〃文明时代最有势力的王公和最伟大的国家要人或统帅，也可能要羡慕最平凡的氏族首长所享有的，不是用强迫手段获得的，无可争辩的尊敬。〃这就是氏族与国家的区别。
秦汉及其以后的历代帝国基本上符合上述三个条件，尤其是第一条。所谓〃以郡县代封国〃，其实就是〃以地区代血缘〃。人民不再是按照血缘关系来区别和划分的〃部落族民〃和〃邦国子民〃，而是统属于帝国并按照地区（郡县）来管理的〃编户齐民〃。这样一来，秦汉以后的中国，就该是法治的社会了。因为个人的威望消失之后，管理者、领导者或统治者所能依仗的，便只有权力；所能依据的，则只有法律。而且，正如恩格斯所说：〃由于这种法律，他们就享有特殊神圣和不可侵犯的地位了。〃（《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据此，帝国实行的应该是法治。
然而，也只是〃应该〃而已。
表面上看，中国早就有〃法〃，帝国也从来就有〃法〃。它有法律（律条），有法典（典籍），有法官（廷尉），有法院（刑部），有法网（皂吏）、有法场（刑场），有法堂（衙门），还有主张〃依法治国〃的学派（法家），俨然也是〃法治之国〃。可惜此法非彼法。中国古代的法律，与其说是〃法〃（约法），不如说是〃律〃（刑律）。它的主要任务，是规定官民人等但有作奸犯科当如何处置，另外也对民事纠纷提出一些处理方案。至于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是不讲的。再说那时也没有〃公民〃这个概念，只有〃臣民〃。臣民就是臣服之民。不臣（包括犯上作乱，也包括偷鸡摸狗），就要治罪。要治罪，就要有个尺寸。于是有〃法〃。显然，依照这样一些刑律来治国，也与其说是〃法治〃，不如说是〃律治〃。
这就与真正意义上的法和法治相去甚远。真正意义上的法，是〃全民约法〃，即有着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全体公民（或其自由自愿选出的代表）通过充分讨论、民主协商和相互妥协，制定的一种必须共同遵守的〃社会契约〃。这样的东西，在中国传统社会是从来没有的。邦国时代也好，帝国时代也好，都没有公民，也没有什么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人与人之间，是人身依附关系。子依附于父，妻依附于夫，下级依附于上级，所有的人都依附于皇帝。皇帝〃口衔天宪〃，他的话就是法律，哪来的什么〃全民约法〃？就连刘邦的〃约法三章〃，也不过是一方定下来由另一方执行的条款，不是双方民主协商的结果，与其说是〃约法〃，不如说是〃规定〃。这样的法，当然也只能叫做〃非法之法〃。
在这样一种条件下，显然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真正的法治有一条原则，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在帝国时代能做到吗？民告官要先打五十大板，这叫什么〃平等〃？老百姓到衙门里打官司，要跪在地上听侯发落，稍有辩驳就要〃掌嘴〃，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