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终结-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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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过程在唐帝国那里又重演了一遍，只不过来得更快，也更具戏剧性。这是一段不断被人提及说起，反复被人编撰演绎，并用多种形式（著作、论文、小说、诗歌、戏剧、电影）来回顾的历史，因此特别值得反思。
唐，是帝国历史上的第二座高峰。它的辉煌被和汉一起并称为〃汉唐气象〃。不过，汉的伟业基本上是本族和本土的，唐的成就却是多民族和国际性的。或者说，较之开辟了〃丝绸之路〃的汉，唐的成就更是多民族和国际性的。请看名单。隋唐两代，被征服的西域各国有：高昌（新疆吐鲁番）、龟兹（新疆库车）、党项（甘肃西部）、吐谷浑（青海）。维持通商友好关系的有：焉耆（新疆焉耆）、疏勒（新疆喀什）、于阗（新疆和田）、天竺（印度）、？？？宾（克什米尔）、康国（中亚细亚中部）、波斯（伊朗）、大食（阿拉伯半岛）、甘棠（里海之南）、朱俱婆（葱岭之北）、泥婆罗（尼泊尔）、石国（中亚细亚北部）、大秦（东罗马帝国）。这还只是西域各国。其他，则还有高丽（朝鲜半岛东北部）、百济（朝鲜半岛西南部）、渤海（辽宁、吉林两省境内）、契丹（河北东北部及辽宁部分）、吐蕃（西藏）、突厥（中国北部）、回纥（中国北部）、南诏（云南）等等，不一而足。他们或被征服，或来朝贡，或来通商。唐帝国国门大开，一视同仁地表示欢迎，也一视同仁地相互学习。
这就是世界性的超级大国了。于是大唐帝国的京都长安，就成了地地道道的国际化大都市，其中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相貌古怪服装离奇的〃追星族〃。唐帝国的政治、军事、文化，都是他们狂热崇拜和竞相模仿的对象。其中最热忱的是日本人。他们派遣的〃遣唐使〃，起先每次三五百人，后来每次两三千人。除正副使节外，还有大量的留学生和学问僧。有的来了就不再回去，有的回去就立即照搬。京都和奈良，就是仿照长安修建的，只不过规模和范围远远不及而已。
大唐，难道不是盛世？
唐成为帝国的黄金时代，原因是多方面的。魏晋南北朝长达三百多年的动乱是一个原因（这一点我们后面还要再说），隋的统一中国也是一个原因。没有魏晋南北朝三百六十九年注入的生命活力，没有隋的创业奠基，就不会有大唐盛世。从这个意义上讲，唐太宗的所谓〃贞观之治〃，不过是摘了个桃子。当然，能够摘桃子，而不是像隋炀帝那样把桃子丢了，应该说还得归功于李世民的雄才大略和改革开放。
李世民非常得力的举措，就是坚持、发展和完善了隋王朝创立的两个制度科举制度和官制制度。《新唐书》的《选举志》 一开始就说：〃唐制：取士之科多由隋旧。〃其中一个重要的规定，就是〃学者皆怀牒（谱籍）自列于州县〃，也就是凭户口或出生地证明自由报名参加公开的考试，并根据考试的成绩成为国家公务员的候选人。这就是科举制度。科举制度是一种人才选拔制度，中国古代叫〃选举制度〃（选就是选择，举就是提拔）。这样一种制度，要远比秦汉的察举（察举征辟）和魏晋南北朝的荐举（九品中正），更合理也更有利于国家。它的意义，我们以后还要再说（详本书第三章）。这里要说的是，正因为科举制度既有利于人才选拔，又有利于中央集权，因此它也就被后世王朝所继承，并视为关系到王朝命运的头等大事，而且一直延续到公元1905 年。
与此相同步，自隋始，郡县僚属（副职）不再由主官（正职）自辟（自己选配）。〃大小之官悉由吏部〃，也就是所有的官员都由中央任命。这无疑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另一项也是由隋创立的重要制度是〃三省六部制〃，即中央机关分为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其中尚书省下又分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中书省负责办理下行的文件，门下省负责审核上行的公事，尚书省总揽六部，负责所有的行政工作。这样看来，中书省有点像立法部门，门下省有点像监察部门，尚书省则有点像行政部门。三省分权，同为宰相。但这种〃分权〃（实为分工），只是为了皇帝更好地集权，甚至只是为了更好地办公（中书、门下两省其实不过是皇帝的秘书班子），和西方的〃三权分立〃完全两码事。
不过〃三省六部制〃的意义仍不可小看。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任何统一王朝都是巨型帝国。任何一任皇帝无论贤愚，都必须也只能依靠官僚集团来管理国家。这个官僚集团历朝历代人数不一，但即便精兵简政，对于那位〃孤家寡人〃来说仍未免过于庞大。如果没有起码的权力制衡，没有相应的制度安排，权力的运行就将无法控制。因此，帝国制度建立之初，即有行政、军事、监察的〃三权分列〃；至隋唐，则又有尚书、中书、门下的〃三省分权〃。这是因为，虽然行政、军事、监察三权已分掌分治，但行政权（相权）仍嫌过重，有威慑君权之虞。这就要再分一次，即削减相权。宋代开国以后，太祖鉴于唐末五代政局紊乱，内则权奸专横，外则藩镇跋息，乃尽收地方之权于中央，复收中央之权于君主，实行唐末以来文武分权的中书省与枢密院〃二府制〃，进一步用枢密院来制约中书省（宋代中书省其实包括唐之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到了明代，朱元璋干脆取消宰相，皇帝由国家元首而兼任政府首脑，就更是集权了。当然这是后话（详见下节）。总之，科举制度选拔官员，三省制度制约权力，有了这样一个基础，大唐帝国就可以实行它的全面对外开放政策了。
这里面也许有种族方面的原因。隋唐帝国的创始人是都有少数民族血统的。隋文帝杨坚有鲜卑血统，唐太宗李世民则有晋北胡人血统，因此无论胡汉，均能一视同仁，无论中外，均能兼收并蓄。唐太宗曾对身边的人说：〃自古皆贵华夏，贱夷狄，联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联如父母。〃他们甚至对各种宗教也能一体扶植，不加阻挠。唐代皇帝因为姓李，原本是推崇道教的，但玄奘自印度归来，太宗竟亲自接见，并资助他翻译佛经。其他如景教（基督教聂斯托利派）、袄教（拜火教）、摩尼教（一种古波斯宗教），都在长安设有寺院，其教正长老则由政府不分畛域地授以官位品职。叙利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鞑靼人、西藏人、朝鲜人、日本人、安南人，都在这里和平共处，和衷共济（请参看黄仁宇《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有如此开阔的胸襟，岂能不天下归心？
然而，唐因混血皇帝而兴，又因混血将领而衰。公元755 年，被称作〃营州突厥杂种胡〃的范阳节度使安禄山起兵反唐，自渔阳以十五万之众南下攻占洛阳，次年攻进长安。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创造过开元、天宝全盛局面，此刻已年逾古稀的唐玄宗李隆基仓皇出逃，在马嵬坡处死了他的爱妃杨玉环和宰相杨国忠之后，逃进四川。这是唐帝国由盛而衰的一段分水岭。其时间，距公元618 年李唐代隋，是一百三十五年；距公元907 年朱温灭唐，则是一百五十二年，差不多刚好相等。
安禄山据说是被杨国忠逼反的，因为杨国忠老在皇帝面前说安禄山要造反，结果安禄山不反也得反。这一反，才发现伟大的唐帝国是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一捅就破。所谓〃帝国精锐部队〃，不过是宫廷里中看不中用的仪仗队；被后人一再追忆的〃开元全盛时〃，则不过病态繁荣。〃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便捷的交通和丰富的物产原来并非国家人民所用。实际上，中央集权也好，开明专制也好，说到底，都不过是为了巩固皇权，甚至只是为了极少数几个人的穷奢极欲。维系这种统治的东西其实是很脆弱的。因此，一旦王纲解纽，也就不堪一击。最后，九五之尊的皇帝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保不住，只能〃回看血泪相和流〃。当然，他同时丢掉的，还有皇位。
这场叛乱最后在胡人（回纥）的帮助下平息了，大唐王朝却也从此一撅不振。尽管此后它又维持了将近一个半世纪，但已无复当年的盛况和锐气。只要读读中晚唐的诗就知道，其气度与盛唐已不可同日而语。什么〃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许浑），什么〃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杜牧），那几乎是一片挽歌。
帝国的黄金时代从此一去不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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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中央集权 五 集权；再集权
历史的经验总是会引起注意，前车之覆也理所当然地是后车之鉴。然而，作为集权主义者，尤其是那些倾向于专制和独裁的〃雄略之主〃，几乎没有一个人会认为前朝的覆灭乃是因为过度的集权。他们只会得出相反的结论。因此，他们的吸取教训，也只能是专制、专制、再专制，集权、集权、再集权。
宋、明、清三朝的情况，大体如此。
北宋帝国的巩固政策，周谷城先生概括为四句话：集兵权于中央，以文臣知州事，提高监察之权，优待被征服者（《 中国通史》 ）。宋太祖赵匡撤是军人出身。他能够当上皇帝，就因为他握有兵权。他比谁都知道军队的重要和危险。因此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确保他自己和他的子孙后代绝对能够指挥军队，而不是军队指挥他们。这件事甚至被说成一个具有戏剧性的故事杯酒释兵权。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而是表现为一系列的措施。
宋代的军队，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类：禁军、厢军、乡兵、藩兵。禁军就是中央军，也是帝国的〃精锐部队〃； 厢军就是地方军，即诸州之兵；乡兵则是杂牌军，甚至是乡勇、团练之类；至于藩兵，大约连有组织的民兵都算不上，只能算是散兵游勇，因此史家也有不把藩兵计算在内的。显然，诸军之中，最重要的是禁军。宋太祖夺回来的，就是这一部分的兵权。夺回来以后，全部集中在京师，统一指挥，统一操练，统一调动，并指派最优秀的教官（《 水浒传》 所谓〃八十万禁军教头〃，大约就是此类人物）。其中最精锐的〃帝国卫队〃，皇帝还要亲自检阅。禁军根据国家需要轮流调往各边陲重镇，且三年调防一次。统军的将领，一律由中央政府任命的文官担任。这些文官，也是要轮值的。镇州的厢军，也要调防。总之，练兵的不带兵，带兵的不统兵。地方上没有常驻的部队，部队上没有常任的将领。这就叫〃兵无常帅，帅无常师〃（部队没有常任的指挥官，指挥官没有常属的部队）。
这当然有好处。最大的好处，就是任何人都不可能把国家的军队变成自己私人的军队。要知道安禄山之流之所以能够造反，就因为军队是他们自己的，手下的将士只认统帅，不认皇帝。一旦统帅有心谋反，顷刻之间就会大起祸端。即便一时不反，像中晚唐的节度使那样拥兵自重、尾大不掉，也是朝廷的心腹之患。所以，有宋一朝，防兵如防贼，绝不允许出现兵权大于皇权的可能。实际上岳飞之所以被杀，就因为他有〃岳家军〃，还有一个很不合适的口号〃撼山易，撼岳家军难〃。这就犯了赵宋王朝的大忌。更何况这时的赵宋，又是一个摇摇欲坠的逃命王朝，岂能不神经过敏，必欲去之而后快？说到底，秦桧其实不过帮赵构去了一块心病而已，正所谓〃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文征明《 满江红》 ）。
不过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像这样上下脱节，毫无凝聚力的军队，在战争中能不能奋勇当先，所向披靡，却又是一个大问题。兵权是夺回来了，但军队也废掉了。事实上，有宋一代，也几乎被公认为是战斗力最弱的一个王朝。不但并无能力收复失地，最后连半壁江山也保不住；而让寡妇上阵打仗，将军徒唤奈何的故事，大约也只能在这个朝代上演。
这可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唐解放思想，结果放纵了军人，引来杀身之祸；宋加强集权，结果限制了军队，丧失抵抗能力。帝国制度的左右为难，由此可见一斑。
于是到了明清两代，最高当局就觉得必须进行制度的改革。
改制是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始的，此人也是一个集权主义者。他的统治手段，也可以概括为四句话：厉行集权制度，提高专制权威，屠杀文武功臣，整顿地方吏治（请参看周谷城《 中国通史》 ）。这就比赵匡胤厉害多了。赵匡撤不过夺了武将的权，而代之以文官，朱元璋则还要夺文官的权。我们知道，明代原本是有宰相的，明代的宰相叫丞相。明代也原本是有相府的，明代的相府叫中书省。但是，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