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终结-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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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终结》全集【实体书精校版】
作者：易中天
内容简介：
　　　　《帝国的终结》就是易中天先生对于中国历史的一种解读方式，或者说是对于中华帝国从形成、发展到终结的历史的一种独特理解。读者诸君如果静下心来，细细品味，便不难发现，他对于“封建”本意的理解，对于“天下为公”的“公天下”的理解，都有一些独到的看法，显现了对历史与现实的睿智与敏感。
　　　　秦最终夺取了天下，只能归结为秦国有当时最管用的制度，或者说，他们把这个新制度建设得最彻底。这就是初具规模的中央集权制。
这是一个帝国制度不断成熟、完善的过程，它表现为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秦创郡县制，汉因之；隋创科举制，唐因之；宋创文官制（文臣将兵制），明因之；明创阁臣制，清因之。
　　　　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伦理治国或者说独尊儒术的原则维护了帝国制度，却让我们民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皇帝对官员常有一种复杂的心理。一方面，他离不官员；另一方面，他又近乎本能地认为帝国的事情会坏在这帮家伙手里。
　　　　奇怪，帝国的产权怎么会成为问题呢？“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不是很清楚吗？
　　　　公元1911年，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大清，在内外交困中灭亡了。随同它一起被埋葬的，还有整个帝国制度。

作者介绍：
　　　　易中天，1947年生，湖南长沙人，198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现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长期从事文学、艺术、美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著有《〈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艺术人类学》、《黄与蓝的交响——中西美学比较论》（与邓晓芒合作）等著作。近年撰写出版了“易中天随笔体学术著作·中国文化系列”四种：《闲话中国人》、《中国的男人和女人》、《读城记》和《品人录》。

文章试读：
　　　　从某种意义上说，帝国是自己把自己杀死的。实际上帝国制度自其创立之日起，就为自己留下了隐患，种下了胎毒，埋下了祸根。只不过因为有王朝更替这样一种自我修复功能，也因为一直缺乏彻底变革的外部环境，才延绵了两千多年。但到了辛亥革命前夜，大清王朝已内外交困，诸多弊端已积重难返。面对新的文化与制度，它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还没有自救之路。于是武昌首义第一枪，就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是，帝国制度果真就一无是处吗？如果当真一无是处，它为什么会被创造出来，会被我们民族认可，会延续了那么长的时间，而且如无西学东渐，还不会寿终正寝？制度当然是重要的，但制度并不决定一切，因为它还要为其他因素所决定。一种制度得以诞生并表现出效能，必有诸多方面的原因；而一种新的制度要代替旧的制度并获得成功，也需要经济、社会、文化、历史许多方面的前提和条件。帝国制度被废除后，我们民族并没有立即走向共和，而是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就证明了这一点。


序言　　樊树志

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先生、总编高若海先生，要我为易中天先生的大作《　帝国的终结》　写一篇序言，当即欣然同意。如何下笔颇费踌躇。以易先生目前〃学术明星〃的声望，正如他的名字一样―　〃如日中天〃，所写的书，都是读者争购的畅销书，无须我的序言来锦上添花，何况我的序言未必能够〃添花〃。之所以〃欣然同意〃，不仅仅是作者和出版社方面的盛情难却，确实发自内心。在我认识易先生之前，已经在新闻媒体上有了文字之交。

2006　年上海书展，我应邀在书展现场（上海展览馆）作一次演讲，推介中华书局出版的拙著《　国史十六讲》　，演讲的题目叫做〃从新解读国史〃。演讲完毕后，有人提问：易中天在央视百家讲坛的〃品三国〃是不是〃戏说〃？我说：不是。他再问：是不是介于〃戏说〃与〃正说〃之间？我说：不是，就是〃正说〃。他问：为什么这样说？我说：他用《　三国志》　，而不是用《　三国演义》　来讲三国历史，对历史事实与细节有所辨析，所以是〃正说〃。只不过讲的方式和历史学家有所不同，生动活泼，引人入胜，令人耳目一新，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我还特别强调，由于他和百家讲坛的各位〃讲师〃的努力，通俗生动讲解历史．为大众喜闻乐见，激发大众对历史的兴趣，形成了近年来盛况空前的历史著作畅销的〃历史热〃，这是一件大好事。我作为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的专业人员，非常感谢他们，对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没有想到，这些话竟然在第二天的《　新闻午报》　上发表了，标题赫然：〃史学大师樊树志教授力挺易中天〃，使我感到意外。所谓〃史学大师〃当然是那位记者〃加冕〃的，本人何德何能，敢戴这样的〃高帽子〃！无论道德、文章都与前辈大师相去不可以道里计，这点自知之明还是有的。不过〃力挺易中天〃倒是事实，并未违背我的原意。后来听说，同样标题的报道，也见于海外媒体。可见，敏锐的新闻记者，感觉到这是吸引眼球的〃新闻〃。或许是因为，与大众一片叫好形成强烈的反差，在学者圈子里，对易先生颇多非议。我大概属于学者中的另类，敢于〃力挺〃，便成了〃新闻〃。我感到很高兴，新闻记者能够把不同声音公之于世，表明学术界并非只有一种声音。

此后，我在复旦的课堂上，多次重申了上述观点，并且向他们学习，尽力把历史讲得生动活泼，而又要入木三分，发人深思。这几年来，我每个学期都在复旦开讲〃国史概要〃，每次听讲者都有两百多人，看来〃历史热〃已经影响到大学。

央视百家讲坛推波助澜的〃历史热〃，对于我们历史学界来说，实在是一件大好事。不仅使得全民关注历史，而且也影响到了高考。据我从权威部门获得的信息，这两年上海高考文科考生，〃　3　＋　1　〃的〃1　〃　，多数考生的选择，已经由以往的政治转移到历史。〃历史热〃对于几代人的影响，将是无可估量的。

看来，历史应该写得〃好看〃，讲得〃好听〃，已经不单是一个形式问题。要从象牙塔里面出来，为大众接受，必须写得〃好看〃，讲得〃好听〃。但是，这个〃好〃，并非〃戏说〃。对于历史题材的电视连续剧的〃戏说〃之风，人们愈来愈厌恶。历史剧的编导们似乎依然故我，有人批评他们胡乱〃戏说〃，他们就借口〃我们不是编历史教科书〃来回敬。人们当然喜欢看有趣的戏，而不是乏味的教科书演绎。但总不能老是让大家看〃关公战秦琼〃啊！

换一个角度看问题，人们也可以批评历史学家，为什么历史著作老是写得枯燥乏味，面目可憎，令人望而生畏？老是写成〃八股〃腔的高头讲章？其实历史本身的人物与事件、情景与细节，是极其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充满了波诡云谲、风雷激荡，无须〃戏说〃，就可以写得有声有色。司马迁《　史记》　就是一个最佳典范，无须〃戏说〃，照样引人入胜，很〃好看〃。多年来持续畅销的黄仁宇《　万历十五年》　，把万历时代的历史用别具一格的笔法展现出来，既深刻又生动，令看惯了〃高头讲章〃的读者耳目一新。最近有一篇评介《　黄仁宇全集》　的文章，引用美国文学家厄卜代克的话：《　万历十五年》　把往事与现实纠结在一起，尽管它是一部严谨的学术作品，却具有卡夫卡小说《　长城》　那样的超现实主义的梦幻色彩。也有人感叹，黄仁宇讲故事的本领，使今日绝大多数职业史家无法望其项背。

这说明了一个道理〃史无定法〃，历史可以有不同的表述方式和解读方式。使历史成为科学的德国历史学家兰克主张〃如实直书〃，倡导客观、冷静、无色彩；以煌煌巨著《　历史研究》　闻名全球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用文明类型来阐述历史的走向；年鉴学派的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主张总体史观，远距离观察1500　年以来的世界。到了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那里，又是另一番景象，他用〃讲故事〃的笔法，向读者介绍他的研究成果，《　曹寅与康熙》　、《　王氏之死》　等脍炙人口的佳作，英文版和中文版都十分畅销。美国历史学界并不因为他擅长〃讲故事〃，而贬低他的学术地位。

然而，在我们国内一些学者那里，非常排斥用〃讲故事〃的方法解读历史的路数，不屑一顾。大概是多年来习惯于一种模式，看惯了〃八股文〃，一旦〃百花齐放〃，反而不习惯了。

〃史无定法〃的另一种意思是，历史是需要不断解读的。英国历史学家卡尔有一句名言：〃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问答交流。〃他的意思是说，人们只有借助于现在才能理解过去，也只有借助于过去才能充分理解现在。〃现在与过去〃是相对的概念，〃现在〃无止境地在延伸，它与〃过去〃的对话当然永无止境，永远不会停息，因此对于历史的解读绝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正如荷兰历史学家盖尔所说：〃历史是一场永无休止的辩论。〃如果同意他们的观点，那么我们应当提倡不同的作者，用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方法来从新解读历史。

易中天先生的《　帝国的终结》　，就是他对于中国历史的一种解读方式，或者说是对于中华帝国从形成、发展到终结的历史的一种独特理解。读者诸君如果静下心来，细细品味，便不难发现，他对于〃封建〃本意的理解，对于〃天下为公〃的〃公天下〃的理解，对于中央集权的理解，对于官僚制度与官僚社会的理解，都有一些独到的看法，显现了对历史与现实的睿智与敏感。

本书与他的《　品三国》　不一样，它是史论体裁，而不是叙事体裁，因此具有更大的自由度与主观色彩，读者诸君需要关注的重点并不在于〃故事〃，而在于作者对历史的点评与议论所闪现的思想火花。

序言难写，容易落入俗套，充满八股腔，很难令自己与读者满意。为名人的书写序言，更加难，这种难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俄罗斯天才作家莱蒙托夫曾经感叹，所有文章中，最难写的就是序言，为别人的书写的序言。实在是至理名言。

虽然难写，还是要写。写得不当之处，希望读者诸君和易先生的崇拜者谅解。

2007　年10　月5　日

引言　轰然倒塌的帝国

公元1911年10月10日晚，湖北武昌的一个军营里响了一枪。随着枪声倒下的不仅是大清王朝，而且还有存在了两千一百三十二年之久的帝国制度。

起义是在仓促间举行的。我们现在甚至不能确切地知道，到底是谁开了第一枪。然而这一枪的影响和意义却极其深远。用佚名《辎重十一营革命史略》的话说，即〃是声一响而专制倒矣〃。10月12日，武汉三镇全部落入革命军手中。十天以后，即10月22日，湖南宣布独立，陕西、江西等省继而响应。到12月初，全国宣布独立的省份已达十四个之多，约占当时二十二行省（不算被日本侵占的台湾省）的三分之二。12月29日，宣布独立的奉天、直隶、河南、山东、山西、陕西、江苏、安徽、江西、福建、浙江、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四川、云南十七省代表在南京举行会议，选举孙文为中华民国政府临时大总统。一个半月后，即1912年2月12日，隆裕皇太后颁发了宣统皇帝的退位诏书，大清王朝和帝帝国制度从此退出历史舞台。从武昌首义，到清帝逊位，前后只有半年功夫，正所谓摧枯拉朽。

有兴趣的史料学家尽可以继续去考证和争论武昌首义第一枪是谁开的。是熊秉坤，还是罗金玉、金兆龙、蔡济民？是在工程营，还是在辎重营？但我以为这并不十分重要。因为这一枪迟早是要打响的。不在武昌打响，就会在别的地方打响；熊秉坤或罗金玉不开枪，也会有别人开枪。用句俗套的话说，他们不过是〃替天行道〃。或者说，在做历史要求他们做的事情，在完成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因此，弄不清谁开了第一枪反倒更好，因为这种不能确知和无法确证，恰恰证明大清王朝也好，帝国制度也好，都已病入膏肓，行将就木，只用一个手指头轻轻一推，就全线崩溃，轰然倒塌，而且一朝倾覆，便再难回春。

帝国，怎么就如此不堪一击？

于是我想起了大秦王朝，想起了帝国制度的这个缔造者。的确，两个王朝的覆灭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即都是起始于偶发事件，都是首先由下级军官和士兵发难。他们〃斩木为兵，揭竿为旗〃，结果〃天下云集而响应，赢粮而景（影）从〃，最后各种政治力量一哄而起将那王朝颠覆。也就是说，贾谊《过秦论》的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