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惊变 作者:徐磊、梅毅-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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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否则别人会怎么看？于是他等了一会儿说：“去留都由你们自愿。”也就是默认了。从此那些怨尤的言语便平息了下来。
十八日，玄宗任命剑南节度留后崔圆为剑南节度副使，十九日从扶风郡出发，当晚，在陈仓（今宝鸡）住了一夜。
六月二十日，玄宗到达了散关，以陈仓到散关的距离来量一下，与从兴平到武功的距离大致相等，由此可见，推测他十七日是到了武功而非岐山是有一定道理的。玄宗在这里把护卫的士兵分为六军，派颍王李璬先去剑南，让寿王李瑁分别率领六军随后。这本也无甚可说，不过散关可是个很有名的地方，同时也是军事要地，“铁马秋风大散关”说的就是这里。有这样的说法：东函谷、西散关、北萧关、南武关。此说见于《史记集解》中引东晋徐广（字野民）的话，而南宋徐天麟的《西汉会要》也持此说：“关中，谓咸阳，秦所都也。东函谷关，南峣关、武关，西散关，北萧关，故咸阳曰关中”。后来又有说是东潼关、西散关、南武关、北锁关。无论哪种说法，都体现了“关中”名称的由来，即指四关之中的地方，铁马秋风的散关，正是关中的西大门。
玄宗一路马不停蹄，于六月二十五日到达河池。这时蜀郡长史崔圆前来迎接，并说蜀中富饶，粮食大丰收，且兵马又强壮。这一路上逃跑的官不少，难得有个这么殷勤的，可以想象玄宗是多么高兴，当天就任命崔圆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仍兼任蜀郡长史。同时又任命其它一些官员，不是很重要，不细说了。崔圆本人也没什么特别的政绩，要说有什么事值得一提呢，除了这次马屁拍的恰到好处之外，就是他曾让王维、郑虔、张通三位画家去给他家作画。这话怎么说？因为那三人都接受了伪官，当时都在等候处理，由于崔圆是宰相，又有大功，所以三人都想求得这位宰相大人的解救，据说三人“运思精巧，颇绝其能”。唉，看来就算是诗佛王维也未能免俗，可叹可叹。
然后，玄宗走了好久，至七月十二日，才又有他行程的消息，这时是到了普安。二十天左右才刚到这里，难道是安禄山在长安享乐的消息传到了玄宗耳朵里，所以玄宗放松了警惕，以致后面的行程变慢了？抑或是路程加长了？最好的办法当然是查地图，于是找了一张四川地图，又找了一张陕西地图。据说河池是在宝鸡西南的凤县一带，于是拼命在地图上找。可怜我眼睛都看花了，连张良墓都找着了，居然没找到目标。郁闷之下，忽然一瞥看到了两个浓黑大字：凤县。原来正因为太醒目了，所以才没看到，再郁闷一下。那翻过头来再找普安吧。也是先找了半天没什么眉目，忽然间看到剑阁的旁边有个括号，括号里写着：普安。噫，莫非后世流传的令人愁肠百结的剑阁就在这里？不过，玄宗在剑阁的遭遇我们后面再说，先说路程。由凤县到普安，确实距离远远大于从散关到河池，粗量了一下（当然是量地图），直线距离前者约是后者的四倍左右。从散关走到河池，用了五天，四倍的话恰好是二十天。确切的说，玄宗应该是走了十七天，离二十天还差三天。看来他们非但没有放松警惕，反而走的越发的快了。
在普安，时任宪部侍郎（宪部即刑部，陈冠明《房琯行年考》中说，天宝年间改刑部为宪部）的房琯赶来晋见玄宗。这充分印证了如果及时得知玄宗出逃的消息，还是有机会从长安跟来的。当然能否及时知道情况也和官位高低有一定的关系，小官多数怕是不会晓得的。当玄宗曾问过高力士，说谁会跟来？高力士回答道：“张均、张垍兄弟和他们的父亲张说受到陛下的恩惠最深，何况张垍还是驸马，所以他们兄弟一定会先赶来。当初大家都认为房琯应该拜相，但陛下却并没有重用他，且安禄山也曾举荐过他，所以房琯可能不会来。”玄宗摇摇头说：“未必。”房琯赶到后，玄宗就问起张氏兄弟的情况，房琯说：“我约他们一起跟，可他们却犹豫不决，看他们的意思，好像有什么难言之隐。”玄宗看看高力士，说：“我早就知道他们不会来。”玄宗这一次预料的很准，虽然房琯真的来到了，但张氏兄弟真的没有跟来，固然说明了玄宗这一次看人没看错，但玄宗本人当是很郁闷的吧。于是当天，玄宗就任命房琯为文部侍郎、同平章事。
七月十五日，玄宗——啊不，这时得说是高升一级的太上皇，似乎是累了，三天都没有离开这里，而是在此下了一道后来颇有争议的制书（此制为跟随入蜀的贾至所写），这个不妨回头再写。除了制书起到的副作用之外，制书起到的另一个作用（可惜就是没起到应有的作用），就是大家终于知道了李隆基的行踪，使他免于被列入失踪人口。
不知玄宗是否当日起程，反正三日后，他们已到达了巴西，即今天四川绵阳附近。考其行程，手测一下地图，大约是从河池到普安的1/2。5，即五分之二。其实具体是多少也不必弄的太清楚，因为即使弄清楚了，玄宗的真正行程，也不可能是直线，所以怎么也都会有误差，只能说是大致的情况。不管取二十天，还是取十五天，计算一下，这一次应用的时间是六至八天，玄宗三天左右便走了两倍的路程，似乎太快了一点，但若加上十二日算起的三天，时间却正好。所以，十五日玄宗很可能并不在普安，而那道制是在普安下的则没有问题，也许这是障眼法，又或许是流传时间上的误差。在巴西，又来了一个迎接的太守，崔涣，当然玄宗又很高兴了一回，加上与他谈话很投机，另有房琯的推荐，当天即任命他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又任命韦见素为左相。这一路上玄宗任命了三个同平章事，再加上一个左相，等于共封了四个宰相。这若是到太平时期，绝对属于滥赏，但乱世谁也顾不上了，多封几个宰相说不定还能再招几个人来。
玄宗的蜀中行总算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十天后，即七月二十八日，历尽千辛万苦的唐玄宗终于到达了成都。史书上这里只写了一句：“庚辰，上皇至成都，从官及六军至者千三百人而已。”大约是史官和玄宗一起累的不行了，连话都懒的说了，所以玄宗没什么行动，而史官也正好偷懒。再量一下行程，基本上是从河池到普安路程的一半，所以十天的时间还算正常。至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一路上，玄宗都是马不停蹄，不曾有丝毫懈怠，历经一个月零十一天的艰难跋涉，终于到达目的地了——这可是曾让李白喊出“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登天之路啊，真难为了老人家。想来玄宗居于深宫之中，肯定谈不上天天锻炼，也没喝壮骨粉之类的东西，可身体实在很棒。众人当初都不想入蜀，除却遥远之外，可能也担心自己受不了路途的艰险，玄宗却是一往无前的抱定入蜀的念头，现在想想，也难怪呢，人家体格有这个资本，所以不怕，不然换李亨试试，这么走一个多月，到成都之后非病倒不可。其实走上栈道的不止是一位老人，还有另一位老人，高力士。从记载来看，高力士比李隆基大一岁，但有人考证出来高力士比李隆基又小那么几岁。无论如何，“高将军”也是一位老人了。
也许曾有两位白发苍苍的老者相互搀扶着，步履蹒跚的走过栈道。栈道下的绝壁，可曾使他们后怕？夕阳西下，落日的余晖也逐渐暗淡下去，听着山中猿猱凄哀的叫声，玄宗可曾黯然神伤？杜鹃那“不如归去”的悲啼，可曾引起他对长安的思念？——也许，兼而有之吧。然而更动人的，是剑阁那些在冷雨凄风中颤抖的铃儿们，它们无助的清脆铜音，谱成了玄宗心中一曲无限惆怅的悲歌……
不错，剑阁闻铃。
玄宗在剑阁的一夜哀伤，历来是文人们不肯轻易放过的题材。《长恨歌》里面写到了“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长生殿》里二十九出直接题为“闻铃”，里面有一段《武陵花前腔》，很是经典：
淅淅零零，一片凄然心暗惊。遥听隔山隔树，战合风雨，高响低鸣。一点一滴又一声，一点一滴又一声，和愁人血泪交相迸。对这伤情处，转自忆荒茔。白杨萧瑟雨纵横，此际孤魂凄冷。鬼火光寒，草间湿乱萤。只悔仓皇负了卿，负了卿！我独在人间，委实的不愿生。语娉婷，相将早晚伴幽冥。一恸空山寂，铃声相应，阁道崚嶒，似我回肠恨怎平！
其实这些应该都来自于唐代一些笔记的记载，如《明皇杂录》里写道：“明皇既幸蜀，西南行，初入斜谷，属霖雨涉旬，于栈道雨中闻铃，音与山相应。上既悼念贵妃，采其声为《雨霖铃》曲，以寄恨焉。”这也便是词牌《雨霖铃》的来历。除此之外，不能不说当事人李隆基的一首诗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幸蜀西至剑阁》（阁一为门）：“剑阁横云峻，銮舆出狩回。翠屏千仞合，丹嶂五丁开。灌木萦旗转，仙云拂马来。乘时方在德，嗟尔勒铭才。”单看词意，并未写到铃声什么的，其情调也并不很低沉。但既然有了这么一首诗，说明玄宗在这里还是很许多感慨的，否则也不会诗兴大发了。
不过留在剑阁的也不都是凄凉，张邦伸《云栈红程》卷六：“二十里至上亭铺，古名郎当驿。明皇入蜀，雨中于此闻铃声，问黄幡绰：‘铃语云何？’'对曰：‘似谓三郎郎当！’”类似的记载在《历代诗话》等很多书中也有。但不同的是，很多地方都写作“唐明皇自蜀还京道中”，且听到的不是阁楼上的铃声，而是驼铃。究竟是在去的途中听到的，还是回来时听的？抑或是两次都听到了？这就不得而知了，但两次作用则明显不同，前者是给文人们准备的题材，可以尽展其才华，大作感伤文字；后者则是给唐宋诙谐调侃的人准备的，一句“三郎郎当”实在让人忍俊不禁，就连玄宗自己听后都“愧且笑”。
“郎当”的意思有很多，如破败、紊乱，衣服不合身、不整齐，样子狼狈、颓废，还有形容不成器的意思，另外也通“锒铛”。虽则如此，其大意基本都一样。三郎郎当，郎当了自己，也郎当了天下。
二、李亨的“西行漫记”——灵武之行
玄宗到了成都，他的行动就算告一段落。下面该说说本章的主角李亨了。
太子李亨留下来以后，却一时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广平王李俶也一样没主意，问道：“天快黑了，此地不宜久留，大家觉得该去哪里好呢？”结果众人都不说话。这时建宁王李倓说：“殿下昔尝为朔方节度大使，将吏岁时致启，略识其姓名。今河西、陇右之众皆败降贼，父兄子弟多在贼中，或生异图。朔方道近，士马全盛，裴冕衣冠名族，必无贰心。贼入长安方虏掠，未暇徇地，乘此速往就之，徐图大举，此上策也。”
插点题外的东西，李亨曾任过朔方节度大使，就是他这个“节度大使”费了我一番功夫。为何不称朔方节度使呢？这个“大”字有什么特别么？《唐六典》：“若诸州在节度内者，皆受节度焉。其福州经略使、登州平海军则不在节度之内。凡亲王总戎则曰元帅，文、武官总统者则曰总管。以奉使言之；则曰节度使，有大使焉，有副大使焉，有副使焉，有判官焉。”《旧唐书》则说：“以奉使言之，则曰节度使，有大使、副使、判官。”对这个问题解释的似乎都不是特别清楚，而《新唐书》中写道：“节度使、副大使知节度事、行军司马、副使、判官、支使、掌书记、推官、巡官、衙推各一人，同节度副使十人……其后有持节为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者，正节度也。诸王拜节度大使者，皆留京师。”这就比较清楚了，诸王任节度大使，但都留在长安，真正起作用的正节度，其实就是副大使知节度事。
建宁说当初朔方的将领每年送书信的时候，他大略也记得他们的姓名，这说明他们对朔方是很熟悉的，这是去朔方的一个有利条件。而当时河西与陇右的兵都靠不住，因此那两地都去不得，只有朔方，距离较近，军队完好，兵马也强盛，且河西行军司马裴冕出自名门望族，必定不会有二心（意思是名门望族的后人要顾面子不想辱没先祖的话，多半不会变节，倒不一定全是因为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虽然从这话中也透露出这方面的信息），这又是一个去朔方的条件。既如此，去朔方是有必要了，可是此时能不能去呢？建宁认为叛军正在长安大肆抢掠，一时还顾不上向外攻城略地，这正是前往朔方的好机会，如果再迟一步，也许就来不及了，到朔方以后再图谋大计，那时便可无忧，“此上策也”。确实，这称为上策毫不为过。在所有人当中，只有建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