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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部分

大唐惊变 作者:徐磊、梅毅-第20部分

小说: 大唐惊变 作者:徐磊、梅毅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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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否则别人会怎么看?于是他等了一会儿说:“去留都由你们自愿。”也就是默认了。从此那些怨尤的言语便平息了下来。 

十八日,玄宗任命剑南节度留后崔圆为剑南节度副使,十九日从扶风郡出发,当晚,在陈仓(今宝鸡)住了一夜。 

六月二十日,玄宗到达了散关,以陈仓到散关的距离来量一下,与从兴平到武功的距离大致相等,由此可见,推测他十七日是到了武功而非岐山是有一定道理的。玄宗在这里把护卫的士兵分为六军,派颍王李璬先去剑南,让寿王李瑁分别率领六军随后。这本也无甚可说,不过散关可是个很有名的地方,同时也是军事要地,“铁马秋风大散关”说的就是这里。有这样的说法:东函谷、西散关、北萧关、南武关。此说见于《史记集解》中引东晋徐广(字野民)的话,而南宋徐天麟的《西汉会要》也持此说:“关中,谓咸阳,秦所都也。东函谷关,南峣关、武关,西散关,北萧关,故咸阳曰关中”。后来又有说是东潼关、西散关、南武关、北锁关。无论哪种说法,都体现了“关中”名称的由来,即指四关之中的地方,铁马秋风的散关,正是关中的西大门。 

玄宗一路马不停蹄,于六月二十五日到达河池。这时蜀郡长史崔圆前来迎接,并说蜀中富饶,粮食大丰收,且兵马又强壮。这一路上逃跑的官不少,难得有个这么殷勤的,可以想象玄宗是多么高兴,当天就任命崔圆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仍兼任蜀郡长史。同时又任命其它一些官员,不是很重要,不细说了。崔圆本人也没什么特别的政绩,要说有什么事值得一提呢,除了这次马屁拍的恰到好处之外,就是他曾让王维、郑虔、张通三位画家去给他家作画。这话怎么说?因为那三人都接受了伪官,当时都在等候处理,由于崔圆是宰相,又有大功,所以三人都想求得这位宰相大人的解救,据说三人“运思精巧,颇绝其能”。唉,看来就算是诗佛王维也未能免俗,可叹可叹。 

然后,玄宗走了好久,至七月十二日,才又有他行程的消息,这时是到了普安。二十天左右才刚到这里,难道是安禄山在长安享乐的消息传到了玄宗耳朵里,所以玄宗放松了警惕,以致后面的行程变慢了?抑或是路程加长了?最好的办法当然是查地图,于是找了一张四川地图,又找了一张陕西地图。据说河池是在宝鸡西南的凤县一带,于是拼命在地图上找。可怜我眼睛都看花了,连张良墓都找着了,居然没找到目标。郁闷之下,忽然一瞥看到了两个浓黑大字:凤县。原来正因为太醒目了,所以才没看到,再郁闷一下。那翻过头来再找普安吧。也是先找了半天没什么眉目,忽然间看到剑阁的旁边有个括号,括号里写着:普安。噫,莫非后世流传的令人愁肠百结的剑阁就在这里?不过,玄宗在剑阁的遭遇我们后面再说,先说路程。由凤县到普安,确实距离远远大于从散关到河池,粗量了一下(当然是量地图),直线距离前者约是后者的四倍左右。从散关走到河池,用了五天,四倍的话恰好是二十天。确切的说,玄宗应该是走了十七天,离二十天还差三天。看来他们非但没有放松警惕,反而走的越发的快了。 

在普安,时任宪部侍郎(宪部即刑部,陈冠明《房琯行年考》中说,天宝年间改刑部为宪部)的房琯赶来晋见玄宗。这充分印证了如果及时得知玄宗出逃的消息,还是有机会从长安跟来的。当然能否及时知道情况也和官位高低有一定的关系,小官多数怕是不会晓得的。当玄宗曾问过高力士,说谁会跟来?高力士回答道:“张均、张垍兄弟和他们的父亲张说受到陛下的恩惠最深,何况张垍还是驸马,所以他们兄弟一定会先赶来。当初大家都认为房琯应该拜相,但陛下却并没有重用他,且安禄山也曾举荐过他,所以房琯可能不会来。”玄宗摇摇头说:“未必。”房琯赶到后,玄宗就问起张氏兄弟的情况,房琯说:“我约他们一起跟,可他们却犹豫不决,看他们的意思,好像有什么难言之隐。”玄宗看看高力士,说:“我早就知道他们不会来。”玄宗这一次预料的很准,虽然房琯真的来到了,但张氏兄弟真的没有跟来,固然说明了玄宗这一次看人没看错,但玄宗本人当是很郁闷的吧。于是当天,玄宗就任命房琯为文部侍郎、同平章事。 

七月十五日,玄宗——啊不,这时得说是高升一级的太上皇,似乎是累了,三天都没有离开这里,而是在此下了一道后来颇有争议的制书(此制为跟随入蜀的贾至所写),这个不妨回头再写。除了制书起到的副作用之外,制书起到的另一个作用(可惜就是没起到应有的作用),就是大家终于知道了李隆基的行踪,使他免于被列入失踪人口。 

不知玄宗是否当日起程,反正三日后,他们已到达了巴西,即今天四川绵阳附近。考其行程,手测一下地图,大约是从河池到普安的1/2。5,即五分之二。其实具体是多少也不必弄的太清楚,因为即使弄清楚了,玄宗的真正行程,也不可能是直线,所以怎么也都会有误差,只能说是大致的情况。不管取二十天,还是取十五天,计算一下,这一次应用的时间是六至八天,玄宗三天左右便走了两倍的路程,似乎太快了一点,但若加上十二日算起的三天,时间却正好。所以,十五日玄宗很可能并不在普安,而那道制是在普安下的则没有问题,也许这是障眼法,又或许是流传时间上的误差。在巴西,又来了一个迎接的太守,崔涣,当然玄宗又很高兴了一回,加上与他谈话很投机,另有房琯的推荐,当天即任命他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又任命韦见素为左相。这一路上玄宗任命了三个同平章事,再加上一个左相,等于共封了四个宰相。这若是到太平时期,绝对属于滥赏,但乱世谁也顾不上了,多封几个宰相说不定还能再招几个人来。 

玄宗的蜀中行总算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十天后,即七月二十八日,历尽千辛万苦的唐玄宗终于到达了成都。史书上这里只写了一句:“庚辰,上皇至成都,从官及六军至者千三百人而已。”大约是史官和玄宗一起累的不行了,连话都懒的说了,所以玄宗没什么行动,而史官也正好偷懒。再量一下行程,基本上是从河池到普安路程的一半,所以十天的时间还算正常。至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一路上,玄宗都是马不停蹄,不曾有丝毫懈怠,历经一个月零十一天的艰难跋涉,终于到达目的地了——这可是曾让李白喊出“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登天之路啊,真难为了老人家。想来玄宗居于深宫之中,肯定谈不上天天锻炼,也没喝壮骨粉之类的东西,可身体实在很棒。众人当初都不想入蜀,除却遥远之外,可能也担心自己受不了路途的艰险,玄宗却是一往无前的抱定入蜀的念头,现在想想,也难怪呢,人家体格有这个资本,所以不怕,不然换李亨试试,这么走一个多月,到成都之后非病倒不可。其实走上栈道的不止是一位老人,还有另一位老人,高力士。从记载来看,高力士比李隆基大一岁,但有人考证出来高力士比李隆基又小那么几岁。无论如何,“高将军”也是一位老人了。 

也许曾有两位白发苍苍的老者相互搀扶着,步履蹒跚的走过栈道。栈道下的绝壁,可曾使他们后怕?夕阳西下,落日的余晖也逐渐暗淡下去,听着山中猿猱凄哀的叫声,玄宗可曾黯然神伤?杜鹃那“不如归去”的悲啼,可曾引起他对长安的思念?——也许,兼而有之吧。然而更动人的,是剑阁那些在冷雨凄风中颤抖的铃儿们,它们无助的清脆铜音,谱成了玄宗心中一曲无限惆怅的悲歌…… 

不错,剑阁闻铃。 

玄宗在剑阁的一夜哀伤,历来是文人们不肯轻易放过的题材。《长恨歌》里面写到了“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长生殿》里二十九出直接题为“闻铃”,里面有一段《武陵花前腔》,很是经典: 

淅淅零零,一片凄然心暗惊。遥听隔山隔树,战合风雨,高响低鸣。一点一滴又一声,一点一滴又一声,和愁人血泪交相迸。对这伤情处,转自忆荒茔。白杨萧瑟雨纵横,此际孤魂凄冷。鬼火光寒,草间湿乱萤。只悔仓皇负了卿,负了卿!我独在人间,委实的不愿生。语娉婷,相将早晚伴幽冥。一恸空山寂,铃声相应,阁道崚嶒,似我回肠恨怎平! 

其实这些应该都来自于唐代一些笔记的记载,如《明皇杂录》里写道:“明皇既幸蜀,西南行,初入斜谷,属霖雨涉旬,于栈道雨中闻铃,音与山相应。上既悼念贵妃,采其声为《雨霖铃》曲,以寄恨焉。”这也便是词牌《雨霖铃》的来历。除此之外,不能不说当事人李隆基的一首诗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幸蜀西至剑阁》(阁一为门):“剑阁横云峻,銮舆出狩回。翠屏千仞合,丹嶂五丁开。灌木萦旗转,仙云拂马来。乘时方在德,嗟尔勒铭才。”单看词意,并未写到铃声什么的,其情调也并不很低沉。但既然有了这么一首诗,说明玄宗在这里还是很许多感慨的,否则也不会诗兴大发了。 

不过留在剑阁的也不都是凄凉,张邦伸《云栈红程》卷六:“二十里至上亭铺,古名郎当驿。明皇入蜀,雨中于此闻铃声,问黄幡绰:‘铃语云何?’'对曰:‘似谓三郎郎当!’”类似的记载在《历代诗话》等很多书中也有。但不同的是,很多地方都写作“唐明皇自蜀还京道中”,且听到的不是阁楼上的铃声,而是驼铃。究竟是在去的途中听到的,还是回来时听的?抑或是两次都听到了?这就不得而知了,但两次作用则明显不同,前者是给文人们准备的题材,可以尽展其才华,大作感伤文字;后者则是给唐宋诙谐调侃的人准备的,一句“三郎郎当”实在让人忍俊不禁,就连玄宗自己听后都“愧且笑”。 

“郎当”的意思有很多,如破败、紊乱,衣服不合身、不整齐,样子狼狈、颓废,还有形容不成器的意思,另外也通“锒铛”。虽则如此,其大意基本都一样。三郎郎当,郎当了自己,也郎当了天下。 

二、李亨的“西行漫记”——灵武之行 

玄宗到了成都,他的行动就算告一段落。下面该说说本章的主角李亨了。 

太子李亨留下来以后,却一时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广平王李俶也一样没主意,问道:“天快黑了,此地不宜久留,大家觉得该去哪里好呢?”结果众人都不说话。这时建宁王李倓说:“殿下昔尝为朔方节度大使,将吏岁时致启,略识其姓名。今河西、陇右之众皆败降贼,父兄子弟多在贼中,或生异图。朔方道近,士马全盛,裴冕衣冠名族,必无贰心。贼入长安方虏掠,未暇徇地,乘此速往就之,徐图大举,此上策也。” 

插点题外的东西,李亨曾任过朔方节度大使,就是他这个“节度大使”费了我一番功夫。为何不称朔方节度使呢?这个“大”字有什么特别么?《唐六典》:“若诸州在节度内者,皆受节度焉。其福州经略使、登州平海军则不在节度之内。凡亲王总戎则曰元帅,文、武官总统者则曰总管。以奉使言之;则曰节度使,有大使焉,有副大使焉,有副使焉,有判官焉。”《旧唐书》则说:“以奉使言之,则曰节度使,有大使、副使、判官。”对这个问题解释的似乎都不是特别清楚,而《新唐书》中写道:“节度使、副大使知节度事、行军司马、副使、判官、支使、掌书记、推官、巡官、衙推各一人,同节度副使十人……其后有持节为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者,正节度也。诸王拜节度大使者,皆留京师。”这就比较清楚了,诸王任节度大使,但都留在长安,真正起作用的正节度,其实就是副大使知节度事。 

建宁说当初朔方的将领每年送书信的时候,他大略也记得他们的姓名,这说明他们对朔方是很熟悉的,这是去朔方的一个有利条件。而当时河西与陇右的兵都靠不住,因此那两地都去不得,只有朔方,距离较近,军队完好,兵马也强盛,且河西行军司马裴冕出自名门望族,必定不会有二心(意思是名门望族的后人要顾面子不想辱没先祖的话,多半不会变节,倒不一定全是因为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虽然从这话中也透露出这方面的信息),这又是一个去朔方的条件。既如此,去朔方是有必要了,可是此时能不能去呢?建宁认为叛军正在长安大肆抢掠,一时还顾不上向外攻城略地,这正是前往朔方的好机会,如果再迟一步,也许就来不及了,到朔方以后再图谋大计,那时便可无忧,“此上策也”。确实,这称为上策毫不为过。在所有人当中,只有建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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