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谱电子书 > 历史军事电子书 > 去趟民国:1912~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 >

第30部分

去趟民国:1912~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第30部分

小说: 去趟民国:1912~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 字数: 每页4000字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1925年双十节,孙伏园在北京大栅栏一家西餐馆请客,答谢《京报》副刊的作者。在一间餐厅里/w/r/s/h/u/摆着一大张长条桌,面对面坐满了人,每人的座位上都有名签。席上钱玄同不断地和李伯玄、陈学昭这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开玩笑,两人都不知该如何对答。

1922年七夕之夜,赵眠云约郑逸梅、范烟桥、顾明道等五六人到苏州留园涵碧山庄闲谈,大家觉得这种聚会很有意思,便商量着结成一社。范烟桥说,今晚是双星渡河之辰,可叫“星社”。星社不定期聚会,所谈无非文艺。后来不断有人加入,十年后,恰好凑成36人——天罡之数。他们的聚会以茶会为主,点心都是自制的,一年中也有两三次较具规模的聚餐。

民国时期,苏州无衣食之忧的少爷们,每天无所事事,常去泡茶馆。茶馆渐渐便成了他们谈天说地的俱乐部,郑逸梅后来回忆说:“他们谈话的资料,有下列几种:一、赌经;二、风月闲情;三、电影明星的服装姿态;四、强奸新闻;五、讽刺社会……一切世界潮流,国家大计,失业恐慌,经济压迫,这些溢出谈话范围以外的,他们决不愿加以讨论。”

张恨水在南京当记者时,有个聚会的圈子,都是同行,大约二三十人,年纪从十几岁到四十多岁不等。圈子里天天聚,参与者或三四人,或七八人,如金圣叹所言:“毕来之日甚少,非甚风雨,而尽不来之日亦少。”聚会的地点也不固定,夫子庙歌场或酒家、照相馆老板汪剑荣家、医生叶古红家、新街口酒家、中正路《南京人报》或《华报》、中央商场绿香园等。聚会多是互为宾主,谁高兴谁就掏钱。在饭馆聚会,闹酒是难免的,偶尔也闹大一次,比如踢翻了席面,冲歌女大发脾气之类。喝酒以外的聚会,有时是喝茶,有时是到书场听大鼓,有时是到莫愁湖划船,有时是打麻将。十年后,张恨水在重庆忆及往事时叹道:“这些朋友,有的死了,有的不知道消息了,有的穷得难以生存了。”

章诒和在《伶人往事》里说:“尚小云广交朋友,因此他的饭局也特别多。他与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以及别的朋友每月总有两三次固定的聚会,各自出钱,也就是现在的AA制。他们聚会可不只为吃喝。这些大演员、名艺人常在一起谈论琴棋书画,切磋技艺,传递消息。地点多在前门外的泰丰楼饭庄,有时也在珠市口的丰泽园饭庄、煤市街的致美斋饭庄。”

民国初年,屈映光曾任浙江省长,逢人请他赴宴时,他便这样回答:“兄弟素不吃饭,今天更不吃饭。”

1931年1月8日,浦江清在清华工字厅西客厅请一些学界友人吃饭。到者有顾随、赵万里、俞平伯、叶石荪、钱稻孙、叶公超、毕树堂、朱自清、刘廷藩等。浦江清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席上多能词者,谈锋由词而昆曲,而皮黄,而新剧,而新文学。钱先生略有醉意,兴甚高。客散后,钱先生与斐云留余于西客厅谈,灯熄继之以烛。斐云即宿西客厅。余归室睡。”

张元济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经理时,招集聚会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如果以商务名义请客,就去外面的饭馆。请名流常去杏花楼(粤菜)、小有天(闽菜)、多一处(川菜)等大饭馆,费用由商务出;如果是熟人、同事,则常在家设宴,费用自理。每届新年,张都要请商务同事来家里喝年酒,由于人多地狭,需数日才能轮遍。张请客用西餐,家里的厨子名仁卿,做西餐有一手。每逢此时,张家的子女便与仁卿约定,每道菜留出一份,让他们也跟着沾沾光。张家的菜单大致为:第一道蔬菜牛肉汤;第二道鱼,经常是煎黄鱼块,另备英国辣酱油;第三道虾仁面包,把虾仁剁碎,涂在面包上,下锅煎黄;最后一道主菜,烤鸡或牛排,附加二三种蔬菜。末尾上甜点、水果、咖啡。

卢沟桥事变后,张元济常约一些友人到家漫谈时局,起初有叶景葵、温宗尧、颜惠庆、黄炎培等六七人,家里略备点心招待。后参与者渐增,便演成固定的聚餐会,地点选在爱多亚路的浦东同乡会。参加者扩大为文化界、实业界、外交界、金融界等名流,轮流做东,每两周一次,必要时增加一次,成为著名的孤岛双周聚餐会。陈铭枢、蒋光鼐等军方将领也曾应邀出席。再后来,聚餐会改在敏体尼荫路的青年会举办。张元济做东时曾记有账单,吃的是西餐,一客八角,有一汤、二菜、一点,很丰盛。聚会参与者中的少数人如赵叔雍、温宗尧、陈锦涛等后来成了汉奸。聚餐会也就无疾而终。

孤岛时期,张元济还张罗过一次聚会。当初与张一起参加乡试并蛰居上海的,连他一共还剩五人。还有一位卢悌君常住海盐。1939年春,卢到上海,张元济借机把其他四人也请到家中一聚。五位客人都已年过七旬,由家人陪来,酒席由新华银行厨房操办。不用说,席间所谈不离几十年前的往事。

民国年间,中山公园简称公园,内设多个茶座,都是文人扎堆茗谈的地方,如来今雨轩、长美轩、春明馆等。来今雨轩多为洋派人物光顾;马叙伦、傅斯年、钱玄同、胡适等是长美轩的常客;春明馆则多为老派人物光顾,蒙文通、钱穆、汤用彤常在春明馆凑一桌。林损也常来春明馆,学者谭其骧年轻时,曾在春明馆被林拉着坐下聊天,林口语都用文言,每说完一句话就来一句:“谭君以为然否?”

1943年,上海20位属马的文艺界名人同过50岁生日。简称马会,又称千岁会。马首为画家郑午昌,生于正月初十;马尾是杨清馨,生于腊月。此外还有吴湖帆、梅兰芳、周信芳、汪亚尘、范烟桥等。适逢“孤岛”时期,他们在生日会上相约,誓不为侵略者服务。

北大教授刘半农说:“即如区区余小子,‘狭人’也(相对‘阔人’而言的调侃语),但有时竟可以一星期中有十多次饭局。”

鲁迅定居上海后,一次开明书店老板章锡琛请鲁迅在共乐春吃饭。陪客有江绍源夫妇、叶圣陶、胡愈之、周建人、樊仲云、赵景深等。席间赵景深说了一个单口相声《一个忘了戏词的人》,大意为某演员因为忘了戏词,只好叽里咕噜。鲁迅听后说,现在人与人之间,说话也是“叽里咕噜”的。

上世纪20年代末,新月派每周都有一两次聚会,每次两桌,参与者有胡适、徐志摩、余上沅、丁西林、潘光旦、刘英士、罗隆基、闻一多、梁实秋、叶公超、饶子离、张兹辏Ш驼庞砭拧P熘灸σ坏匠。蠹冶慊断膊恢梗蛭煸谙洗硬惶肝难В凰党院韧胬帧

1930年,杨振声任青岛大学校长时,有感于青岛有风景而没文化,便张罗了一个教授饮谈的聚会,每周一喝,地点在顺兴楼或厚德福,参与者起初为杨振声、梁实秋、闻一多、赵太侔、陈季超、刘康甫、邓仲存等七人,后闻一多提议请方令孺加入,凑成酒中八仙之数。

1920年,杨了公做东,在上海小有天酒家请姚鹓雏、朱鸳雏、成舍我、吴虞公、许瘦蝶、闻野鹤、平襟亚等聚饮。席间叫局,征来名妓“林黛玉”,林爱吃用洋面粉做的花卷,杨便用“洋面粉”、“林黛玉”为题作诗钟。朱鸳雏才思最敏,出口成句:“蝴蝶粉香来海国,鸳鸯梦冷怨潇湘。”笑谈间,刘半农飘然而至,他是出洋前到上海,在隔壁赴中华书局的饯行宴,闻声进来的。刘入席后,朱鸳雏说:“他们如今‘的、了、吗、呢’,改行了,与我们道不同不相为谋了。我们还是鸳鸯蝴蝶下去吧。”刘半农说:“我不懂何以民初以来,小说家爱以鸯蝶等字作笔名?自陈蝶仙开了头,有许瘦蝶、姚鹓雏、朱鸳雏、闻野鹤、周瘦鹃等继之,总在禽鸟昆虫里打滚,也是一时时尚所趋吧。”此后,刘半农放洋,一走了之,“鸳鸯蝴蝶派”却传开了。多年后,姚鹓雏遇见刘半农时说:“都是小有天一席酒引起来的,你是始作俑者啊!”刘说:“左不过一句笑话,总不至于名登青史,遗臭千秋。”姚说:“未可逆料。说不定将来编文学史的把‘鸳鸯蝴蝶’与桐城、公安一视同仁呢。”

西安事变的前一天,蒋百里奉命飞西安,住在西京招待所。当晚出席张学良、杨虎城的公宴,同席还有蒋作宾、陈诚、卫立煌、蒋鼎文、朱绍良、陈调元、邵元冲、邵力子等大员。散席数小时后,西安事变发生,蒋百里等便被张杨拘禁。蒋戏言:“昨日座上客,今为阶下囚。”两周后蒋等获释,杨虎城在绥靖公署与他们饯别,蒋百里又戏言:“昨为阶下囚,今又座上客。”

田汉为人不拘小节。别人请他吃饭,他常带着七八个生客赴宴;他若请别人吃饭,则常不带钱或钱不够。无论他做东或别人做东,只要有他参加,十之八九会出现尴尬局面。他请客时,吃到一大半借故上厕所溜走而把一桌客人晒在饭馆,最后大家摊钱付账的场面,也时有发生。

孤岛时期,徐铸成等在上海编《文汇报》,曾受到敌伪集团的各种威胁。办报之艰辛可想而知。他们却苦中作乐,每两三个星期大聚一次。届时凡有家室的,做一样家乡的拿手菜带来,无家室的年轻人则凑钱买一些鸭翅、口条之类的熟食。待最后的大样看完,就码齐桌子,围成一圈,把酒菜上来。据说每样菜都有浓重的家乡特色,上海任何一家大饭馆也未必能做出来。员工都是三十上下的青壮年,三杯酒下肚后,有唱京戏的,有唱昆曲的。酒足饭饱后,大家相互搀扶、踉踉跄跄地到大方饭店过一夜。

抗战后期,王耀武驻防湘西,公馆在桂林。一次,他设家宴招待《大公报》的几个主要编辑。筵席极为考究,镶银的象牙筷子,细瓷的盘碗,一旁侍者均为穿白衣的“仆欧”,饭菜则山珍海味,无所不有。席间王常“不耻下问”:“按香港的规矩,现在要不要送手巾把子?”“照外国规矩,此时应酌什么酒?”显然他已野心勃勃地等着抗战胜利后出任封疆大吏了。王果然于1945年奉派接收山东,成为山东省主席。但几年后便成了解放军的俘虏。

胡适任中国公学校长时,有个时期逢周末常邀一帮朋友到家里聚会。一次徐志摩带去一本精装的德文色情书,图文并茂,大家抢着看。胡适则评论说:这些东西,一览无余,不够趣味。我看过一张画,不记得是谁的手笔,一张床,垂下了芙蓉帐,地上一双男鞋,一双红绣鞋,床前一只猫蹲着抬头看帐钩。还算有点含蓄。

1924年11月,《语丝》杂志创刊,出版十来期后,逐渐形成一个相对固定的作者圈。他们每月底聚会一次,每次一两桌不等。鲁迅和淦女士等主要作者从不参加聚会,周作人、钱玄同、江绍原、林语堂、王品青、章衣萍、吴曙天、孙伏园、李小峰、顾颉刚、林兰、章川岛等,几乎逢场必到,后来张凤举、徐耀辰、俞平伯、刘半农也每次都到,有时连夫人也一起邀请,情形近于联欢。席间古今中外,无所不谈。据说谈锋最健者当属钱玄同。

上世纪30年代,唐彛故且桓龅缴虾L泊呈澜绲奈难嗄辏髟游模钍苈逞肝姆缬跋臁R淮嗡ト砺饭乓嫘斯莞啊渡瓯āぷ杂商浮分鞅嗬枇椅恼怕薜木刍幔逞浮⒂ⅰ⒂舸锓颉⒉芫廴省⑿祉埂⒑纭⒘钟锾玫榷祭床渭印U馐锹逞负吞茝|头一次见面,鲁迅对唐笑道:“你写文章,我替你挨骂。”并说:“我也姓过一回唐的。”

1935年11月8日傍晚,史沫特莱坐一辆出租车来接茅盾,再接鲁迅,同去苏联总领事馆参加一个不公开的酒会。据茅盾回忆,出租车开到和苏联总领事馆隔着一条街的马路上,三人下车后换乘领事馆的一辆黑色汽车从后门进入院子。“总领事馆的大厅里已经到了一些客人,有宋庆龄和何香凝,还有一些外国朋友,其中有一对新从澳大利亚来的夫妇。大厅中央有一大餐桌,上面摆满了冷菜、点心、鱼子酱以及各种饮料,大厅四周摆着沙发,大家或坐或站很随便地交谈着,想喝酒或吃点心就自己动手,气氛欢快而融洽。酒会之后放映了电影。”酒会散后,鲁迅和茅盾仍由史沫特莱送回家,路上,史沫特莱告诉他们,这种形式的聚会叫鸡尾酒会。

上世纪30年代初,上海文化圈的一些人士组织过一个星期聚餐会,参与者大约十一二人,有郑振铎、茅盾、傅东华、叶圣陶、胡愈之、夏丏尊、徐调孚、陈望道、王伯祥等。每周聚一次,轮流做东,每人每次出一块钱,东家出两块。合计有十几块钱,当年这点钱就能办一桌很像样的酒席,因而他们就挑上海有名的饭馆轮流着一家一家吃过去。都是熟人,除了吃饭,当然还可以随心所欲地漫谈,这也是乐趣之一。

鲁迅去世后,茅盾周围聚集着一

返回目录 上一页 下一页 回到顶部 0 0

你可能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