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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

悠悠南北朝:宋齐北魏的纷争史-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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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华识势也识人,一席话把三个大臣的心理分析得十分透彻,其中带有猜测的成分,但也很在理。刘义隆与他的两个哥哥不太一样,不爱玩而喜爱读书,还写得一手好字,颇明事理。听了王华的建议之后,刘义隆笑道:“爱卿是想做当年劝汉文帝进京即位的宋昌吧?”长史王昙首、南蛮校尉到彦之也都劝刘义隆动身,刘义隆心中有底,说:“朝中诸公受先皇遗命,不会背弃,何况我手下的兵力也足以制人,有什么好怕的!”
刘义隆把王华留在荆州,又让到彦之镇守在襄阳以防不测,然后起程接见傅亮等众臣。孰料一场宫廷政变之后,南方歪打正着地出现了数十年来难得的好局面。












刘义隆一见到傅亮,便拉着他的手号啕大哭起来,哀痛极深,左右都被感染得落泪。悲泣一阵之后,刘义隆就问起两位兄长被废被杀的始末,边问边哭,两边众臣没有一个敢抬头看一眼的。傅亮见此场景,一时张口结舌,无话可说,汗水完全湿透了衣裳。
头一招稳住了众臣,确立了威严,刘义隆心中便有了底。他将荆州一带的事务向到彦之、王华等人仔细吩咐停当,便带领自己的亲兵,以中兵参军朱容子做贴身侍卫,登上来接驾的大船,前往建康。
当年(公元424年)八月,刘义隆抵达建康,先谒父皇的陵墓,再受百官的玺绶,大赦天下,改元元嘉,这就是宋太祖文皇帝。
宋文帝刚一继位,不能完全掌握朝中的情况,毕竟建康不是自己的“地盘”。于是他对文武百官一律加官晋爵,徐羡之晋位司徒,傅亮加封开府议同三司,谢晦晋号位将军,并正式批准他去荆州做刺史,檀道济晋号征北将军,王弘则晋位司空。犯下弑君大罪的徐羡之等人大松一口气:咱们的官位不降也就罢了,居然还升了,看来皇上是默认了咱们的行为,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然而一系列政令中有一条却耐人寻味,容易被人忽略:宋文帝恢复了刘义真的庐陵王的爵位,并将刘义真的灵柩及他的母亲和妻子都迎回建康。这其实是个很明显的信号,说明宋文帝对于这场小的政变并不会善罢甘休。可是徐羡之等几个文士的脑袋少一根筋,政治敏感性太差,以为宋文帝只是做做样子而已,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一片升官令中,有几条才是宋文帝真正想要做的,他开始重用荆州旧部,把王昙首、王华升为侍中,并封王昙首为右卫将军,王华为骁骑将军,又把护卫朱容子封为右军将军。对手中有兵的到彦之,宋文帝让他做中领军,委以军政要务,同时也让他稳住赴江陵上任的谢晦。
安排停当,转眼到了第二年,徐羡之、傅亮两个觉得自己任务完成,便上表要求归政。宋文帝也不急着接受,下诏不许。徐羡之等人琢磨了半天,认为皇上对他们还是比较信任的,就继续上表,再度要求归政。宋文帝也乐得玩这游戏,再次不许。直到第三次表送上来,他才勉强答应。徐羡之心中不踏实,回府之后不再理事,身边的侄子徐佩之以及程道惠等人坚持认为这样做不合时宜,苦劝了一阵,徐羡之又重新就任(作为一名文官,这时候可能有些预感了)。
于是上上下下又安静了一年。元嘉三年(公元426年)风云突变,宋文帝准备行动了。他明白在整个废立过程中,徐羡之、傅亮、谢晦三人为主谋,檀道济、王弘二人则只是为形势所逼,而且王弘与宋文帝之间还有一层关系,他是亲信王昙首的兄长,因此,他暗中拉拢檀、王的势力,并确立了对内诛杀徐、傅,对外征讨谢晦的基本方针。为了确保行事周密,调兵遣将的同时,朝中对外宣称准备北伐魏国。
北伐并非小事,傅亮心中担忧,便小心翼翼地打探情况,得到的消息是,朝野上下还在犹豫不决,皇上不日将派外监万幼宗前往江陵与谢晦共商大计。傅亮赶紧写一封信,派人到荆州通报。
由于朝廷的一些行动十分异常,很多人都已经打听到宋文帝将有大动作,单单瞒着徐羡之、傅亮两个事主。谢晦的弟弟谢皭在朝中担任黄门侍郎,闻讯大惊,连夜派人快马报知谢晦,让他早做准备。
谢晦先得了傅亮的书信,不以为然地对咨议参军何承天说:“万幼宗这两天就要到,傅公知我多事,所以提前写信告诉我呢!”
何承天忧虑地说:“外面早就传开了,皇上西征的事都定了,万幼宗哪还可能来!”
谢晦依然不信,还自作聪明地让何承天先拟个奏折,提议北伐最好放在下一年。这时又有江夏内史程道惠派府内的中兵参军乐冏前来送信,也说朝廷要行动了。谢晦这才意识到不对,却还不死心,对何承天说:“万幼宗还没来,如果再不来是不是就不会来了呀?”
何承天着急,答道:“哎呀,都火烧眉毛了,将军还存幻想?万幼宗怎么还会来?还是快点想办法对付吧。”
谢晦这个人,长得帅,又有诗才,以前曾代刘裕写过应制诗,但是碰到这种事情就慌了手脚,赶紧向何承天问计。何承天不算是个庸碌的参军,建议还是有些见地的:“朝廷实力强大,以天下之兵而攻打荆州一地,强弱悬殊。马上动身,到境外以求活命(言下之意当然是投靠北魏了),此乃上策;或者屯兵义阳(今河南信阳),将军亲自率领大军在夏口迎战朝廷的军队,如若打败了,就从义阳出边境北投,这是中策。”
谢晦沉吟半晌,缓缓道:“荆州乃用武之地,兵粮充足,姑且一战,万一打不赢,再走不迟!”于是让何承天书写表文,准备以“清君侧”(指的是宋文帝身边的王弘、王昙首、王华这三位诬陷忠良)为名起兵。
(何承天给出的上策基本上就是谢晦此时的唯一选择,乘早动身,还可以像司马休之那样客死他乡,到了北魏说不准还能混出点名堂。谢晦赖以对抗朝廷的荆州地处长江中游,自东晋末年以来就一直是割据的主要场所,从桓玄、刘毅到司马休之,无不如此。但这几位的下场呢,竟没有一次成功的先例,可见以荆州一州之兵对抗天下,其可行性大有问题。谢晦若能仔细研究以前几位军阀失败的教训,也许就不会冒险做出打不赢再走的决定,所以谢晦此人缺少一点自知之明。)












宋文帝那边抢先行动,他将屯兵广陵的檀道济招入建康,对之安抚;然后下诏公开徐、傅、谢三人杀二王的罪行,命有司捉拿徐、傅二人,对于谢晦,他则派到彦之为前锋,檀道济为后继,即日征讨,并让雍州刺史刘粹阻断其向北的退路。
谢皭正在中书省值班呢,风声一动,便立即派人通报傅亮:“宫内要行动了。”
傅亮找了个借口跑回家,又派人告诉徐羡之。徐羡之自从归政后一直心惊胆战地过日子,听到消息后二话没说,一个人跑出城西,找了个烧陶的土窑,自缢而死。
傅亮出城逃跑,也许是想死在兄长傅迪的墓前吧,半道上被屯骑校尉郭泓收捕。文帝专程派人送诏,说:“以傅公在江陵迎驾之诚,朕当保你诸子无恙。”
傅亮仰天长叹:“我傅亮受先帝之托,废黜昏君而立明主,是为社稷着想啊。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于是一片刀光血影,傅亮被斩首,妻子儿女迁往建安(今福建建瓯);一同被杀的还有徐羡之的两个儿子,以及谢晦之子谢世休;谢皭暂且收押,只有徐羡之的哥哥侥幸被赦免。
就剩下一个谢晦了,宋文帝向檀道济求教讨伐谢晦的方略,檀道济对这位昔日的同事十分了解,答道:“微臣曾与谢晦一同随先帝北伐,入关大战中的计策,十有八九都是谢晦所献,他的才略自有过人之处。但他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从没独自带兵打过仗,指挥作战恐非所长。微臣了解谢晦的才智,谢晦也了解微臣的勇武。如今我奉命讨逆,一战必擒他前来!”
宋文帝大喜,立即下令戒严,到彦之、檀道济等诸军并进,攻打谢晦的江陵。谢晦也已得到了徐、傅二人的死讯,便传檄天下,讨伐皇帝身边的三王,以弟弟谢遯为竟陵内史,以一万兵士留任,以大将周超防备北面的刘粹,自领兵两万兵发江陵,舟舰众多,在江面上连成一片,旌旗蔽日,蔚为壮观。谢晦登高远望,不禁感叹:“可恨不能以此大军为勤王之师啊!”
谢晦顺江东下,部将庾登之很快就逼近了到彦之进驻的彭城洲(今湖南岳阳东北,位于长江南岸),中兵参军孔延秀攻打彭城洲,到彦之的部下萧欣大败,丢掉了彭城洲,向东溃退。到彦之军心浮动,众将都想退守下游夏口,到彦之则坚持屯兵彭城洲东面的隐圻,静候檀道济的军队。
谢晦见宋兵龟缩不出,便得意起来,还天真地上表提出条件:“陛下若现在处置三王,臣立刻就勒兵西归,回去复任。”
谢晦正得意着,到彦之的“后援团”檀道济抵达,与其合兵一处,战船纷纷停往岸边。谢晦见了檀道济旗号,又惊又怕——原本还指望与他并肩作战,现在却成了对抗疆场的仇敌。谢晦心中没底,连日在江北观察敌情,一开始见对岸敌船不多,颇为轻视,也不马上出战。
渐渐地,下面上来的船只越来越多,前呼后应,首尾相接,一眼望不到边,谢晦手下的兵士们再无战心。南岸列舰完毕,便以排山倒海之势向荆州军猛攻,荆州军立时崩溃。谢晦连夜逃跑,在巴陵(今湖南岳阳)坐小船前往江陵。
驻守江陵的将军周超刚刚击败了前来攻打江陵的刘粹,还指望领赏呢,一听说谢晦兵败回江陵,明白大势已去,连夜孤身一人投降到彦之。
谢晦部众走的走,降的降,只得遵照何承天的中策行事,带着弟弟谢遯等七人骑马北逃。偏偏谢遯不争气,身体肥胖,骑不得马。谢晦一路上不停地等他,行进速度非常之慢,终于在至安陆延头(今湖北大悟东南)一带被人捉住,送往建康。
谢晦兄弟子侄及其同党孔延秀、周超等均被判处斩。临刑之际,谢晦的侄子谢世基口占四句,道:
伟哉横海鳞,壮矣垂天翼。
一旦失风水,翻为蝼蚁食。
谢晦应声续道:
功遂侔昔人,保退无智力。
既涉太行险,斯路信难陟。
吟罢声泪俱下。前来送行的谢晦之女,乃是彭城王刘义康的王妃。她披着发,光着脚,与父亲诀别道:“堂堂大丈夫,应当横尸战场,为何狼藉都市!”其情其景震撼法场,令旁人嗟吁不已。
王谢风流,依稀可觅。












铲除了谢晦的势力后,宋文帝刘义隆正式开始了他元嘉年间的统治。
首要的任务是解决民生问题。南北大战结束不久,江南的流民又有增多的趋势。宋文帝在即位初年便花大力气继续施行刘裕时期以来的“土断”政策,清理户籍,并抑制地方豪强。
所谓“土断”,按现在的话说呢,有点像临时户口转正。这个政策的产生源于永嘉之乱后大量中原流民涌入江东地区。东晋年间,政府为了安顿流民,采取了侨置州、郡、县的手段。比如说你是冀州来的流民,而真正的冀州已经掌握在北方政权手中,那么就虚设一个冀州,并在你的户籍上注明“白籍”,说明你不是居住地的土著,而只是侨居于此。凭借这样的侨户身份,流民就可以获得“优复”,豁免调役的负担。由于白籍人口渐多,东晋政府为了简化管理,增加税收,就要废除优待白籍侨户的政策,于是推行“土断”,逐步撤销侨置的州、郡、县,让白籍侨户直接并入所在地的州郡,受当地政府的管辖,与土著居民一样缴租纳税,接受徭役。
这样就造成了另一个问题,侨户原先享受的优待政策完全取消,很多人为了继续逃避调役,就投靠豪强大户。为此,政府又同步采取措施,对各地户籍进行盘查检对,严惩隐报冒报的情况,并重点打击豪强的势力。
早在刘裕之前,桓温曾在晋哀帝时期推行过一次土断,称为“庚戌土断”,比较彻底。而刘裕掌权时隔六七十年,江南经过了大小战乱,户籍重组正是时机,这次土断开始于东晋义熙年间,刘宋统治期间一直大力推行,因此也称“义熙土断”,其主要特色是法令严厉,收效显著。
在强制推行“土断”的同时,宋文帝也推行安抚的政策。即位当年,他就宣布一律免除老百姓拖欠政府的租税和债务。之后,他又多次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减免税收;对于鳏寡孤独,没有劳动能力的百姓,给予药品、粮食以及额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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