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黑学完全使用手册-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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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没过多久，刘宇就发现这个兵部尚书没什么意思，朝中的士大夫们掣手掣脚，动辄得咎，很是不舒服。于是刘宇又去找刘瑾，要求改任吏部尚书。这时候恰好也有人给刘瑾送礼，希望得到兵部尚书的职位，刘瑾正在为难之际，见刘宇主动让位，大喜。他就立即把刘宇安排在吏部尚书的位置上，兵部尚书另委他人。
刘宇之所以想出任吏部尚书，那是因为吏部是任命州郡官员的所在，这其中的贿赂，必然不是一个小数目。实际也的确是这样，可是当刘宇来到之后，顿时大失所望，因为吏部另有一个叫张彩的人，和刘瑾同为一党，他早把任命州郡官员的权力抓在了自己手上，岂有让给刘宇之理？
刘宇非常失望，叹息说：“看来我命中注定要做一个清官了，那兵部原本就很不错嘛，我何苦非要到吏部来呢？”
看看这个刘宇，送了一万两银子的厚礼，落到最后，竟然连本钱都收不回来，真是天大的冤枉啊。然而他也怪不得别人，送礼之前不先研究好官场的生态情形，最后落得血本无归，实是情理之中的事。
相比之下，清朝嘉庆年间有个叫百龄的官员，此人对官场的习风倒是精研透彻。他刚刚到任的时候，绝不收受一文一钱，百姓感其恩德，称之为包龙图。等他的清廉名气尽人皆知的时候，他突然一变脸，大肆收受起贿赂来。有人惊问他何以自堕气节，百龄笑曰：“现今天下人都知道我清廉，老夫这清廉之名，正好拿来换银子。你要知道，我的清名在外，就算是有人把我收受贿赂的事情说出去，别人也是不肯相信的……”史书上说，百龄其人非常地精明，他在任上收受的珍奇宝物，多达数百桶，然后他再用这些宝物去贿赂皇帝身边的人，让这些人继续宣传他的清廉之名。可知此人在做官之前，早已是深入地研究过用清名换银子的法门。
还有一个叫王鸣盛的人，此人最早曾是富人家的教书先生，他每天走进富人家的宅子之时，一定要用双手做搂物状。有人问他何故，答曰：“不过是把他家的财气搂到我的怀里罢了。”
此后王鸣盛当上了官，立即大展手脚，大捞特捞，把捞上来的银子再送上去，要求做更大的官，捞更多的银子。于是就有人问他：“先生学问富有，才名天下，怎么还会贪恋这人间俗物呢，难道不怕连累到自己的后世清名吗？”
王鸣盛笑曰：“贪婪粗鄙，不过是一时的事情，而文章才是千古之事，我相信自己的文章传至百年之后，是没有问题的。到了那时候，人们读到我的文章，只会为我的清名气节所打动，谁又会多操心我活着的时候捞了多少银子呢？”
在王鸣盛眼里，收受及送礼已经构成了他人生哲学的一部分，但据说他写的文章，却多是慷慨激昂，悲烈高歌，尽为苍生鼓与呼。不过这些文章最终没有能够流传下来，究其原因，是因为他的送礼人生太过于肤浅，不过就是捞完了送，送完了升官，升官之后再捞这么三部曲，明显缺乏思想含量。
送礼送的是对方的主宰满足感，获取的是自己的利益。《三国演义》中的张松献地图，将这一送礼哲学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
刘璋大喜，收拾金珠锦绮，为进献之物，遣张松为使。松乃暗画西川地理图本藏之，带从人数骑，取路赴许都。早有人报入荆州。孔明便使人入许都打探消息。
这里说，成都的张松已经琢磨将自己的主子刘璋卖掉，他暗画地图，以此为晋身之礼，先去拜访曹操，可是曹操对张松不够礼貌。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曹操在张松这里没有获得满足感，你不事先满足当事人内心中的主宰欲望，礼物送上门来人家也不要。张松无奈，只好再走找刘备的路线。
书中说，张松未至，刘备已经是倒履相迎。明摆着，刘备渴望得到这份厚礼，可是事情发展下去，仍然是一波三折：
至府堂上各各叙礼，分宾主依次而坐，设宴款待。饮酒间，玄德只说闲话，并不提起西川之事。松以言挑之曰：“今皇叔守荆州，还有几郡？”孔明答曰：“荆州乃暂借东吴的，每每使人取讨。今我主因是东吴女婿，故权且在此安身。”松曰：“东吴据六郡八十一州，民强国富，犹且不知足耶？”庞统曰：“吾主汉朝皇叔，反不能占据州郡；其他皆汉之蟊贼，却都恃强侵占地土；惟智者不平焉。”玄德曰：“二公休言。吾有何德，敢多望乎？”松曰：“不然。明公乃汉室宗亲，仁义充塞乎四海。休道占据州郡，便代正统而居帝位，亦非分外。”玄德拱手谢曰：“公言太过，备何敢当！”
有关送礼的哲学思想，全在这一段之中了。按刘备的心思，他恨不能冲过去按倒张松，将礼物从他的手中抢过来。可是刘备没有这样做，反而是故作矜持。何故？表面上看，这是刘备城府太深，是在钓张松，而隐藏在刘备内心深处的心理动机，却是因为张松仍然没有能够满足他的主宰欲望，直到张松这样做了，刘备才极不情愿地收下这份礼物。
送礼之难，难就难在这里，明明你送出去的礼物对对方来说非常重要，可如果你不能够降格以求，他就无法收下，这其中的心理障碍，必须要上升到哲学的层次上来，才能够加以解决。
不唯是送礼需要认真地加以研究，收受礼物也同样需要研究，许多情形下，送礼达不到目的，往往不是送礼之人缺乏诚心，而是收受礼物的人，对收礼缺乏理性的认知。在这种情况下，送礼之人就必须再度降格以求，以便提供给收礼之人一个心理台阶。
最后一个问题是礼物的选择，不是金银珠宝就一定贵重，也不是乡居土产就一定不值钱，什么该送什么不该送，一定要考虑到对方的价值取向。历史上有许多送礼却被拒之门外的故事。比如说东汉年间，有人给名臣杨震送上黄金，说：“这些你知我知，不要怕，尽管收下吧。”杨震却说：“天知地知，如何说没人知道？”最终礼物就没有送成。究其原因，是送礼之人缺乏对杨震的了解，在送礼的过程中发生了价值观念的激烈碰撞，结果碰了一鼻子灰。
实际上，只要稍微动一下脑筋，把黄金珠宝换成名贵的藏书，以高尚而优雅的品位为冲击，就能够一下子打动当事人的心。有关这一门学问，不管是否有心为官，都值得花费心血仔细地琢磨。
第83章 压力下的官场
古人说：宦海艰难。又说：仕途险恶。这两句话的意思都是说：做官难，难乎其难，官场如战场，同僚如仇敌，明枪易躲，暗箭难防，稍不留神，就会折戟沉沙，血本无归。
说起做官之难，好像就连老百姓都有一肚子苦水。坐在戏台下往上看，多么耿直的忠臣，也难免受到小人中伤，多么阴险的奸臣，到头来难免挨一刀。就连大鼓词里，都把“朝臣侍漏五更寒”视为人生的最大难事，老百姓们还四仰八叉躺在自家被窝里打呼噜，官员们一个个就得衣冠楚楚，冒着风霜雨雪，早早去点卯报到去了，单只是这份辛苦，就不是一般人能够受得了的。
可是世无常理，有人做官难，有人做官却是非常地容易。明末的时候，有一个叫张蓬玄的大臣，此人在大明朝的时候就是刑部尚书，等到了清朝，他已经七十多岁了，皇帝换过了，可刑部尚书还是他。有一天上朝，他一不留神，扑棱棱摔了个大跟头，顺着台阶滚了下去。清世祖顺治吓了一大跳，急忙飞赶过去，将这老头扶起来，一直扶到殿门之外，送张蓬玄离开。
比这张蓬玄更狠的，还有大明时代的张若麒，此人在大明崇祯朝官职还不算太大，只是个兵部侍郎。后来李自成攻入北京城，大杀朝官，偏偏对他高看一眼，委以重任，让他出任了大顺朝的兵部尚书。很快李自成就被满清打跑了，清世祖顺治坐了龙椅，又把这个张若麒请回来，继续重用。
这个张蓬玄，还有这个张若麒，他们两个到底有何不凡之处？怎么不管哪个朝代，都要请他们做官呢？
事实上，张蓬玄与张若麒，只是浩如烟海的官员流中普通的一员。我们读历史的时候，通常情况下会把目光盯在悲剧英雄的身上，比如说南宋末年的民族英雄文天祥，他那凛然的正气之歌，至今仍然让人热血激飞。然而如果我们仔细地阅读一下文天祥的历史，就会不无惊讶地发现，在文天祥的不屈气节之下，还隐藏着一个官运亨通的神秘人物。
这个人名字叫陈宜中，官拜宰相。当元兵南下之时，陈宜中正在和同僚闹矛盾，于是陈宜中就上书辞职，朝廷不许，国家离不了陈宜中。离不了就算了，陈宜中只好主持与元兵联系和谈事宜，但是元兵要求陈宜中过去做人质。老陈丝毫也不犹豫，拔腿就走，逃之夭夭了。
接下来文天祥聚兵民抗元救国，而南宋的小皇帝逃到福州，重新组建领导班子，千挑万选出来的宰相，还是陈宜中。
这个官运亨通的陈宜中，幸福地老死在领导岗位上，从未像民族英雄文天祥那样轰轰烈烈大悲大歌，所以我们才会忽略他。然而我们现在或许会明白过来，像陈宜中这种人，与明末的张蓬玄、张若麒一样，他们或许别的本事真没有，但对于如何做官，却有着超常的天才。
如此看来，做官也应该是有诀窍的。诚如晚清李鸿章所说：“这世上的事情，最容易不过的，就是做官了，如果一个人连官也不会做，那就实在是太没劲了。”所谓会者不难，难者不会，李鸿章之所以这样说，那是因为他知道做官的基本诀窍。不管任何事情，懂诀窍的人做起来，千容易万容易，而不懂诀窍的人做起来，却是千难万难。
那么，这个秘而不传的做官诀窍，又是什么呢？
要想弄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从官场上的上司说起。
仕途为官，最重要的就是和上司打交道，上司对你高看一眼，你的上升空间就大一点。上司瞧你上火，那你这官，可就不好做了。
那么，官场上的上司，又是如何看待下属的呢？
上司也是人，是人就有人的个性，人的特点，就会把自己的喜好和个性，带进自己的管理风格之中。只要你弄清楚上司是个什么样的人，喜欢的是什么，厌恶的又是什么，那么你做人做事，也就简单了许多。
大体来说，官场上的上司虽然形貌各异，高矮不同，脾性差异较大，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无论是大官小官，手里莫不是掌握着一定的社会资源，官越大，调度资源的能力和影响力就越大，因期待而紧张地盯着你的人也越多。老话说：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里说的“民”，就是盯着你的人。
百姓之所以盯着官员，因为百姓期待着公道。可除非你亲自坐到官位上，否则是弄不清楚这个公道究系何指的。要知道，所谓公道，纯系是一种主观的感觉，正如《苏三起解》中的丑角所说：“你说你公道，他说他公道，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夫公道二字，无非是百姓对于利益的自我解读，若是对我有利，亦或是我认同的结论，那么我就认为这是公道。反之，于我不利，不是我认可的结论，我就认为不公道。所以官员处理事情，得到的评价必然是百分之百的不公道。
何以如此？因为利益调配这种事，涉及多名当事人，有的人获得的多，就有人获得的少，得到多的人未必会认为你公道，因为他想得到更多。得到少的人势必认为你不公道，因为他得到的太少。
古时候曾有两兄弟分家，都认为自己得到的太少，对方得到的太多，就去官府处求告，地方官看到这案子，顿时就傻了眼。盖因这兄弟二人，都认为自己得到的少了，对方得到的多了，无论如何摆弄法，都不可能让兄弟二人满意。难不成遇到这种事，还让地方官自己掏出银两来摆平不成？
这种案子谁也解决不了，层层上交，最后终于碰到一个脑子灵活的官员。他吩咐，让这兄弟二人把分到手的家产交换一下，哥哥拿弟弟那一份，弟弟拿哥哥那一份，你们不是都认为对方拿的多吗？那好办，你们就去拿多的那一份吧。这样，才总算摆平，否则的话，审理此案的官员，纵然是不被骂为贪官，也难免糊涂之名。
官员的行政级别越高，所涉及的利益调配也越多，也就越难让部属或民众满意。正是这种“不公道”的负面评价，构成了对于官员的强大压力，人是自我的，哪怕是再坏的人，也希望听到别人给自己一个较高的评价，得不到正面的评价，心里就会产生巨大的失落感，而压力的感受，也会越来越强。
当这种压力超过心理的承受极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