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哲:秦城监狱的6601号犯人-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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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国家的需要〃（！！！！）又以安慰口气说：〃你来了，就安心地呆着吧，注意保护自己的健康。有什么要求，告诉我，凡能做到的事，我都尽力而为。
〃他的话对不幸者确实是点慰藉。
但是好景不长。大约1967年11月间，来了部队，实行军管，陆陆续续接替了原来的全部管理人员。进入1968年，听说原来的瞥理人员已经全部进了〃学习班〃。
秦城监狱虽然〃掌握〃在部队一些人手里，但是他们既不会管教．也不会安排工作，而只会做一件事，就是折磨人、污辱人、骂人、搞点小动作之类。他们对所有的在押人员只会说一句话；〃你是反革命〃或
〃你是反党分子〃。若是反驳他一句，他立即反问：〃不是反革命，为什么把你关在这里？！想出去，没门！〃是啊，多么简单的〃真理〃！又是多么容易的颠倒！
已经有一年多没有人同我纠缠了〃，自从这些〃大兵〃来到，就开始了大缘无故、无休无止的无聊折磨。他们不断地故意敲牢房的门，即使人休息的时间，也要唤醒，使人无法安宁、无法休息，饭食也只有窝窝头和咸菜了。
他们似乎把监狱当做〃练兵〃的现场。一天午休后*来了一批人，有穿军衣的，也有穿便衣的，但从面孔上看，并不生疏，都是军人
然而见面却却无话可说。尤其是午龄大的，当军官的话很少，而是小青年冲在前。其中一个很积极，但说不了几句就词穷了，只能不断地重复那几句话，赵不到结束点。时间就是这样被车轱辘话滚过去。
当〃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响彻云霄时，我意识到弹片会落到我的身上。于是我自己争取主功，把我所了解的与刘少奇有关的事，以及我同他的往来，详详细细、清清楚楚写了…篇长长的交代材料。交出去之后，却石沉大海，毫无反应。过了大约两个多月，来了一批人，指责我
〃交代不彻底〃、〃避重就轻〃、〃没有讲到点子上〃等等。我请他们提出具体问题、具体要求。他们无法回答，只是一味地纠缠、加压。我明白了，并不是我争取主动就能立功的，既然存心折磨你，还能让你主动？于是新的一轮又开始了。
根据他们的要求，我把已写过的〃交代〃又重新写了一遍，显然仍是〃交不了卷〃、〃过不了关〃
每天来同我谈话的，全部是军人，海、陆、空、步、骑、炮，各军种各兵种都有。他们历来不提具体问题，实际上也提不出任何具体问题，而只是一个劲地、盲目地催逼、加压、谩骂。他们的意恩集中到…点，就是要我编造：〃如何伙同刘少奇反对毛主席的〃？当我弄清了他们的意图时，我反问道：〃前不久你们花了很长时间、说我伙向高岗反对刘少奇，而现在又说我伙同刘少奇反对毛主席。试问：我到底是反对刘少奇，还是伙同刘少奇呢？〃那位操着胶东口音的校级军官竟理直气壮地回答说：〃这并不予盾！〃真使人啼笑皆非，还能同他们说清楚一句明白话吗？
继而追问刘少奇同斯大林的〃特务关系〃，我反问道：〃是斯大林要收买刘少奇做特务工作吗'〃回答说：〃当然不是斯大林自己，而是他的特务机关这样做的〃，我说：〃如果你们不了解苏联，那么也可以根据我们中国的国家领导和各部委的关系做出点椎理。想一想，斯大林作为党的领袖、国家的最高领导。会亲自去做收买特务的事情吗？他们的政府官员以及其他任何人，谁敢触动斯大林的客人？！〃他们茫然了。
但是，这些可怜的人，作为他人的工具，不由他不拼命地、厚颜无耻地蛮干。车轮战没有停，只是再也不敢提问题，一昧地压、逼、催。就这样持续了两个夏天。到了第二个夏天（1968年），他们日夜突击，轮番威逼，一刻不让休息。
我被关在一间小屋子里，门窗紧闭，屋内闷热，温度高达40度以上。他们打开电风扇，只对着他们自己吹，把我置于墙角，并面墙站立，不准动。这样持续了二十余天，我的两腿两脚红肿，血液下沉淤积，血管膨胀以至坏死，脚面裂开血口，然后化脓。但恶狼般的嚎叫仍不绝于耳，既不让休息，叶不让就医。这时有从〃学刁班〃返回来的督理人员看到我的伤势严重．请来了医生。〃天哪！那位医生活像个〃何仙姑〃
，她站在门外老远的地方望望，问我：〃你是不是害过梅毒？你这病是哪儿传染来的？这病设法治！〃我要求给点消毒棉和绷带，我自己包扎，她理也不理，转身走了。。。．
野蛮啊！有真理的却无起码的生存权利；无真理的却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种权力利用了愚昧，才能实现如此非人的野蛮行径：在这走投无路的日子里，我的确产生过自杀的念头
江河有源 事出有因
大凡人在与世诀别之际，总要回顾自己的一生，尤其是受迫害者，总要追寻到这步田地的渊源。
我在其它的回忆文章中，已经叙述过我自己种下的祸根。尤其是因为我对康生了解得太多了，所以在劫难逃。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蛛丝马迹，我都回忆起来
1950年至1952年间，在中南海的工作人员中流传着一些闲话，主要是对刘少奇的意见。这些意见是说1949年开国大典时，江青匆勿从莫斯科赶回北京，为的是参加天安门的庆典，而毛主席坚决不允许她登上天安门城楼，然而刘少奇却把王光美带上去了。1950年毛主席从莫斯科回到北京时，他又不让江青到车站去接他，而在此之前，刘少奇从莫斯科回京时，王光美却到清华园车站迎接了刘少奇。还有其它一些不利于团结的流言菲语，都有损于诸领导的威信。我心里存不住话，实在忍不住，便直接向毛主席反映了。毛主席听了以后，耍我把自己听到的的话告诉刘少奇、周恩來、朱德等同志，这就使我大大为难了、尤其因为我知道这些流言菲语大部分源于江青，其中的隐情又难以尽知，而毛主席的话又不能违抗。（注：再让你多嘴！）不得已，我硬着头皮向刘少奇反映了些话，提醒他注意就是了。
1950年和1952年间，江青又有两次去苏联。一次是张果男陪同，一次仍是林莉陪同。江青作为主席夫人，苏联给以特殊的待遇单独一幢小楼，中央联络部还派干部陪同，配合警卫随从、专门的医护人员和单独的小灶等等。
江青享受了这一切之后，又不满足了。主要是不满意她仅仅以主席夫人的身份出现在人前，而没有什么公职头衔，感到自己的身份不够光彩、不够辉煌。她为此所进行的活动我们不可能尽知，但我的亲闻可知其一二。
1952年初夏的一个上午，毛主席的机要秘书打电话给我，说来了两位苏联大夫，要我立刻到主席那里去。我当然不敢怠慢，可是一走进他的门，就感到气氛异常：室内一边坐的是毛泽东和江青，另一边坐的是苏联大夫和一位翻译。这位翻译我认识，是卫生部的，俄语讲得较流利。他们谈兴正浓。我立即意识到我的来临是多余的，而毛主席正以厌恶的目光盯着我。我非常尴尬。正想找个借口离开时，江青却把毛泽东拉到另一间屋子里去了。过了十多分钟，他们转回来，态度竟然大变
阴转阳。毛主席只是面向着我，而且只要我向他翻译，不让卫生部那位翻译插嘴。这又使我十分窘迫，但我还是表示对那位翻译的信任和敬重，我们共同商量着翻译。我很为这位翻译同志也为我自己难过。事后我了解到：机要秘行通知我去，只是照过去的常规办的。他不知道常规已发生了变化！
在1953年初夏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忽然质问：〃从哪儿来的这个书记处的政治秘书室，又把他安在我的身旁？〃这个政治秘书室是在西柏被时，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的。它是中央书记处各秘书集体办公的单位，经常工作是为主席、副主席们处理各界、各团体和群众来信等事宜，室主任是我，已工作了四个年头。当与会者说明这一情况时，主席又说：〃那我为什么不知道呢？〃大家说：〃你大概忘记了。〃主席又说：〃我只要一个秘书小组就行了，不要那个政治秘书室。〃于是当即决定另成立了秘书组，除了我以外，还是原来那斑人，只是组长由江青来担任。杨尚昆受命向我传达了这一决定之后，还加了一句；〃你看这老人家，大家都知道，只有他说不知道。〃其实不管采取何种方式，对离开这个工作岗位，却是为自己庆幸的。（注：外人当然不如夫人可靠）
接着，毛泽东专门宴请了秘书组的组长和副组长等人。这样，江青既有了官职，又有了政治地位，白然身份也提高了。但她只是挂个名而己，并不做什么实际工作。就是这样，她仍欲壑难填．过了一段时间，她又向主席提出了新的要求：送给毛主席的有关戏剧、电影、舞蹈等文艺类材料，要求由她批阅；接着又要求分担文艺活动方面的指导事宜。
〃文革〃开始时，甚至还兼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文艺顾问等职。对所有这些，毛主席都迁就了她。以后的发展，已是人所共加的了。
这里只说与我有关的事。1954年秋，江青在同一位同志的谈话中说：〃要把师哲摘倒、搞垮、搞臭。〃为什么却没有说。江青何以对我仇恨至此？这耍追溯到延安时期我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之时，我那时既没有满足她要工作职位的要求，又不肯给她报销一大笔没有名目的账目，为此他怀恨在心。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力面，就是因为她同康生沆瀣一气，而康生是要把一切识他庐山真目的人通统至于死地的。而最可悲的是他们当时得到毛主席的信任和使用。
1954…1955年之交，一次因事到毛主席的办公家里，办完事后，他忽然对我说：〃你以后再到我这里来时，不要事先经过机要秘书，不要打电话通知他们，直接来就是了，我已经告诉了哨兵不要拦挡你。〃天哪！这又是怎么回事？我不仅没有受宠若惊，反而脑子里乱莲蓬一团，不知所以，只觉得后脊梁发凉。（注：竟敢怀疑领导用心不良！）过了不久，又一次会见了他，他这样对我说：〃你当我的秘书好吧？〃却不说什么秘书，更不说是否中央决定。我推说自己不能胜任，而他仍表示坚持，说我只是谦虚而已。这两次的会见，使我下意识地感到自己情况并不大妙。我拿定主意，一定要跳出这个是非圈子！又过了不多久，我到他办公室办完公事正要退出门时。他异乎寻常地走出来送我，并同我在颐年堂院子里来回踱步。他也边走边谈。忽然问我：俄语学院有多少学生？留苏预备部有有多少学生？我回答之后，他又问：〃你不怕俄语人才过剩吗？〃我听了非常诧异，因为我正承受着各方面需要俄语人才的压力，我怎能知道那么热乎的中苏关系会破裂？！于是我问答说：〃我因为培养不出足够的俄语干部，不能满足工作的需要，每次在国务院的会议上都受到冲击，这过剩又从何说起呢？〃他看我不开窍，不能理解他的意思，只好说：〃算了吧，今天不谈这个了。〃
早在1950年，任弼时同志刚刚与世长辞，康生就说过：〃师哲失去了弼时这个靠山，他是难以应付下去的。从哪方面冲击他、搞倒他，这是指日可待的事！〃我那时认为：〃你算什么算命先生〃。中苏关系出现了裂痕，康生又说：〃中苏关系破裂，师哲首当其冲！〃我仍认为我怎么能〃等同于苏联〃？
回忆到这里，想到一句俗语：'不怕贼伤，就怕贼惦记〃。我是早就被康生〃惦记〃着了。如何能逃脱他的魔爪？I
为了离开这个环境，我很费了一番苦心。如何摆脱现在的工作？怎样才能到地方上去？去哪儿？做什么？最后决定给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写信说明自己的愿往和请求，希望到地方上去做些实际工作，锻炼自己。这件事做得不周到的地方是事先没有向毛主席请示，（注：有心人啊。）而我给中央其他同志（刘少奇、朱德、周恩來、邓小平等）的信又没有转报给毛主席。所以我临行前去见主席时，他大为不满。说我要离开北京，他事先不知道。我感到十分窘迫，便说：如果主席有重要指示或意见，我愿意留下来，日后再走。主席问：'你什么时候走？〃我回答：〃再过两个钟头就要开车了。
〃主席说：〃既然这样，那你先走吧，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1957年1月，我到了济南，担任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在这里工作的期间，我才深深感到自己不了解也不适应中国的人情世故，并非仅凭积极努力的工作就能站住脚，我的处境是艰难的，但是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自己在生活上不检点，犯了错误。（注：什么错误？）这给排斥异已的势力和蓄意害我的康生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也应验了康生的预言：〃师哲要陷在山东的泥潭，拔不出来。〃
在处理我的问题时，康生极力插手干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