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哲:秦城监狱的6601号犯人-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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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孤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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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辆公安的囚车不是现在那种警笛鸣叫的囚车，而是一辆普通的小卧车，但它是道道地地的囚车。囚犯就是我。我没有被戴上手铐而是像一位首长一样坐在车内，两旁有人〃陪伴〃，但我是道道地地的囚徒。汽车驶出北京的德胜门，一直向北，向北。车内除了不时的喇叭声外，再没有别的声音，没有人说话、我不知道开往何处。这是1966年下半年，我国的〃史无前例〃开始不久。（注：不知道当年的边区保安处一局局长师哲这时是否回忆起在延安他配合康生抓别人“特务”时的情景）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快速行驶，到了一座不高的山脚下。从山下到半山腰，筑有高高的围墙，围墙里面有几座楼房、这楼房很特别，远望去，只有几排小洞洞，大概就是〃窗子〃。啊：这是监狱、这就是建成不久的秦城高级监狱！在那人妖颇倒是非混淆的年月，多少革命的功臣在这里吃尽了铁窗之苦！后来，幸存下来的、原北京市公安局长、后任中央调查部副部长的冯基平说：〃我要是知道我建的这座监狱是关押我自己的话、我一定会把它建得更好一些。〃
（注：有句成语叫“作茧自缚”）
…个无辜的人被关进四面不透风的监狱，他的心情是不言自明的。在这时，任凭他是怎样叱诧风云的人物，也变得那样软弱无力，任人摆市，屈辱、悲哀、愤怒一齐涌上心头．但也只能停在心头！
把我送进这高墙之内，我也并不太感到突然。因为在此之前，我已经坐了三年多不叫监狱的监狱。
欲加之罪 何患无词
1962年9月，正当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之际这样的会，一向是党中央做出重大决策、喜讯频传的会议，我照例以兴奋的心情期待着。。。。。。。突然，陕西省委接到中央组织部急电：〃立即派人护送师哲回北京〃。省委当然照办。我心里纳闷：是调我去北京？又何须〃立即〃〃
派人护送〃'要处置我吗？处置我什么呢？尽管百思不得其解，也得服从命令。于是*陕西省委〃立即〃派出秘书长〃护送〃我到北京。不过我心里始终是坦然的、踏实的。因为我自己了解我，中央同志和毛主席都了解我。
（注：如果想起延安的事，就未必坦然）
到了北京，…下飞机，便有车接了直奔中央组织部。一向干部到此如归、倍感亲切的组织部此时却令人窒息。他们让我坐在一间屋子里休息，门外工作人员乱哄哄跑来跑去，互相打听着
〃师哲到了没有〃的声音，我都听得见，我更加莫明其妙，但是除了等待，还能怎样？
过了个把小时，副部长李楚离才出现在我的面前，几句问候的话之后，便陪我驱车到万寿路招待所去见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安向找介绍了十中全会情况，还谈到康生在会议上给毛主席递了个条子：〃有人写小说反党〃等等，接着又说明这些事都与我〃无关〃，调我回京，只是〃
为了弄清高岗、习仲勋等人的问题。你过去接近过他们，你应该了解一些问题，你要老老实实，有啥说啥，向党交代清楚〃，云云。他提的问题，可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我同高岗、习仲勋之间的关系以及全部活动；二是高、习二人都干了哪些坏事；三是我和他们一起干了哪些坏事；以及我所知道的应该向党彻底交代的所有问题。谈完后，送我回到家里。
我本着对党忠诚老实的态度，以一个党员应有的责任，想帮助党把问题弄清楚。可难就难在我找不出坏事，但为了预防自已有好坏不分的地方，只好不分好坏，凡是我知道的，…股脑儿交代，于是用几天时间，写了详尽的材料交给安子文。
在他们看材料的过程，我有三四天的空闲时间，我便利用这个时间去探望了一次老熟人王世英。此时，王世英任山西省省长，因病在北京休养（我在〃披着人皮的魔鬼〃一文中多次提到他所受的迫害）。他一见我十分惊讶，说我不该在此时回北京，最好立即回原驻地去。当我告诉他是中央组织部调我回来时，他傻眼了，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他想告诉我〃事情不妙〃，但他〃有口难言〃，我只呆了一会儿，他便送我几个大苹果，我明白：他既是祝我平安之意，又是告诉我该告辞了。他送我离开时，紧紧地握了我的手。不料这次见面竞成决别！
不祥之兆纷至沓来，但我仍无法情测，我能蒙受什么祸事！
三四天过后，安子文对我说：〃你的交代．领导（我立即意识别这个
〃领导〃就是康生）看过了。但他说不行，过不了关，交不了卷（这些都是我早已听厌了的康生惯用的语言）还需要老实交代。〃
安子文虽然嘴上这样说者，但我能觉察到他内心的愧疚。他口不由己啊！到了〃文革
〃，他也被打倒了，并被发配到安徽，当他的儿子安民去探望他时，他对孩子说：他一生做过两件昧良心的事，而第一件就是对不起帅哲。我并不怪他，他又有什么能耐不执行〃领导〃的指示呢？他自己也同样逃不脱厄运。
安子文这次同我谈过之后，再未露面。过了两天，由李楚离向找宣布：〃自即日起，你同中央组织部再没有关系了，你的事由另外一个部门接管了。〃这是在中央组织部宣布的，当时便由公安部派来的人把我接走，送到东总布胡同（原李宗仁的公馆）软禁起来。没有让我向家人告别，从此*我便从家中失踪了十几年，就在我的头上套上了〃金箍〃，这
〃金箍〃不是用符咒控制，时紧时松，而是用〃螺丝〃 一圈、一圈地紧箍下去的。 〃唐·吉柯德〃同我搏斗
自从我被软禁在东总布胡同那座楼里之后，唐·吉河德式的人物同我博斗就开始了。三年中同我〃谈话〃的人总有二三十人，加上前后向我要材料的将近百人。开始时还有四五位象是高级点的（副部长级）干部，一来到，先要表现出自己的非凡，但顶多一两次，就不再露面了。其中一个较低级一点的干部，说他老早就认识我，他在统战部工作过，还参加过建设民族文化官的领导工作，我们一开始交锋就搞僵了，经过几次折腾，他也不来了。可是隔了…段时间，他又出现了。这次是他一个人来的，表现得非常谦逊和蔼，声音低沉。寒喧过后，他说他对不起我，要我原谅他的粗暴，因为〃领导〃要求他对我要严历，他是不得已而为之，时是违心的。后来知道．那是他即将离开此项工作之前，来向我仟悔的。
接着来的像是…个局级干部，可能是从外地调来的。一开始也是来势汹汹，装腔作势，大喊大叫，拍桌打椅，以势逼人。但谈不了几句话，就思路闭塞，语言枯竭，无所措手足，一副狼狈相。我讽刺了他两句：〃演〃二堂会审〃也没用，拍惊堂木更没用，我是蒙冤受害者，但却不是被人陷害了的苏三。〃不料倒生效了。此后，他再也不敢拍拍、打打了。我从他的言谈中发现，他每次同我谈话之后，都是要向康生汇报的，然后又用康生教给他的那套来攻击我。有一次我说：〃你这一套，我1942…1943年在延安时，就从他的嘴里早巳听厌了，那时他就是这样教我们的，但这…套毫无用处、现在就更没商用处。还来重复这一套，岂非自找麻烦？！其所以没有用，就是因为它不科学，不实事求是。〃
（注：话外音“老子用这套时，你还穿开裆裤呢。”）这个可怜虫竞反问我：〃在延安时你听谁说的？〃我说：〃你自己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如果你愿意捉迷藏，那咱们就玩个够吧。但是我要告诉你：我在延安听他讲的比你在这里说的还要多得多。不过．这一套过去就不灵，现在更不灵了：〃后来有一次他自我介绍说：他在延安杨家岭会见过任弼时，但〃不知为什么没有遇见你这位政治秘书？〃此话他在以后还重复过几次，用意何在，不得而知。我看他很像是长征过来的老干部，执行任务坚决，但是渐渐地也就亮了底。他告诉我：康生教给他的妙诀是对我的每一句听，都要问个〃为什么〃，对每一句话都应该提出…万个〃为什么〃，使我永远回答不完。可是他试验的结果，自己也觉得十分无聊、于是我们常常只是对坐，沉默无言，哑戏一场又一场演过之后，他再也不来了。
向我问话的入越来越少，只剩下两三人，其中一位姓段的，是平山县人。他说：他从未接触和处理过像我这样一级的干部问题，〃今天居然出面审近你师哲，实在，实在。。。。。。〃
就这样度过了两三年，同样的话不知重复了多少次，实在无话可说了
有一次我自己提出问题，我说；〃我们已经谈了很多，谈了很长时间，但一直未触及我在苏联的十五年，如果你们对这方面有什么问题，请提出来，我愿意澄清。〃此人不敢表态，立即跑到楼下去打电话请示，一去两个多小时，转回来时则说：〃今天没时间了，下次再谈吧！〃
我明白了，他们同我谈话的范围是康生划定的，他们绝不敢越雷池一步，而康生对在苏联的一段是忌讳的（其原因见〃披着人皮的魔鬼〃一书） 。
过了若干天，一个上午，此人又来了。显然我要谈的问题，对康生是个威胁，他自已做贼心虚，不敢让我谈。经过策划、重新限定了范围，再把他派来。而来者却以为他掌握了新武器，神气十足地来同我博斗了。可惜他只个过是主子的传声简，他提的问题是：要我交代毛泽东同斯大林的来往关系。我问道：〃是谈毛泽东和斯大林个人之间的关系？两党之间的关系？还是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而且是涉及到哪些问题和哪个时期的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还是我国新政权成立之后？〃他不能问答，只是含糊地说：〃关于毛主席这方面的情况。〃我又问他：
〃是谁提出、谁委托你们谈这个问题的？〃他狂妄回答说：〃审查干部对谁都一样，对谁的问题都可以查问的。〃我说：〃你错了。不是对任何人、任何事你们都有权力、合资格审查的。〃这话激怒了他，他跳起来．恶狠狠地说：〃我们有权审查任何人！〃于是我要求他拿出中央的特别决定，而决定必须明确写清：〃中央责成师哲彻底交代毛泽东同斯大林、苏联之间的关系问题〃。我说：〃只要中央正式作出这样的决定，我自然交代一切。〃于是他们骂我〃狂妄自大〃、〃目空一切〃、〃不听从上级〃等等。我也毫不示弱．便同他们对骂起来，骂累了，他们走了。
他们用的是神经战，而我取得了主动权。对骂之后他们一连五天不照面。我也只好等待，并准备着对付可能来自任何一个方而的攻击。
那两位终于又露面了，他们出现在我的面前时，一改过去那种凶神恶煞的狰狞面目，而是笑嘻嘻地向我问好，问我的健康、饮食、起居等情况，闭口不谈实质性的问题。难道我需要这些虚情假意吗〃我需要的是解决问题！所以我实在忍个住了，便主动提出要谈。他们问我要谈什么？我已经意识到了上次的搏斗，我取得了胜利，索性再将他一军。于是我说：〃就谈你们上次提出的：毛主席在外事方面的事情！〃他们连忙声明：〃不谈那个问题了，此后再也不谈涉及到那方面的事情了。〃
我心里又好笑，又悲哀：可怜的无知的人啊，你们只能盲目地允当别人的棍棒！ 高墙之内形形色色
1966年初，我被转移到太安候街二十几号，此处世是一个独院。在这里，他们只来过一次，而是仅仅是来看看我，问我有什么要求，健康状况如何等等。
在这里住了不到半年，又把我转送到学院胡同，这里是公安部一位干部住家的后院、前后相通。在这里住了不到两个月（即1966年下半年，〃文革〃席卷全国之际。不过当时我什么也不知道），便被送进了秦城监狱。后来听说这是当时任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的决定。
在秦城，我的编号是6601（即1966年第1号犯人）。这时，监狱里关押的人确实很少，许多楼房部空着。安排我的那栋大楼里空荡荡的，大约连我只有三名犯人。房间里的窗子离地而一人多高，这就是从远处看到的一排排小洞洞中的一个。
我从被软禁到关进监狱以后的一段时间内，除了精神上的摧残和压抑以外，生活上的标准仍相当高，饮食很丰富。
在这里看管我的只有一个人，此人看来是老工作人员，有经验，很老练。每天都要来几次，一会儿要我出去散步，一会儿要我去做轻微的劳动，当我做不动时，他就来帮我，人很和气，说话做事也近乎人情，有时还同我闲谈聊天。我生活上的一切要求，他大部满足了我。如我要的一个小木桌、纸张、笔组、砚台以及脸盆等用具．他都一一弄到了。有一天，在闲聊中我问他：你们这里关押的当然都是有罪的犯人，但把无辜、无罪人管在这里，这合适吗？〃他回答得非常妙：〃这是国家的需要〃（！！！！）又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