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百年-中国1908-2008-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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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日14师团突破开封外围防线，并于当晚继续猛攻开封。6月5日开封守军撤退，6日日军进城，7日占领中牟县城。赵口属于中牟县，在中牟县城的正北面。此时赵口已经被扒开了一个小口，但水流太小了，根本无法起到阻敌效果。无奈之下，指示新八师在赵口以西的花园口再开一个工地，与赵口同时挖掘，这已经是和日军赛跑了，直接指挥决堤的是新八师参谋熊先煜，此人是佟麟阁将军的三女婿，虽然远没有他岳父那么尽人皆知，但这辈子也干过两件大事，一是38年2月，指挥炸毁黄河大桥，二是38年6月，指挥花园口决堤，熊先煜有记日记的习惯，他的日记成为后人研究这段历史非常重要的史料。
6月9日清晨，花园口决堤成功，然而费了这么大劲，下了这么大的决心，出水量也仅比赵口多一点，此时正是黄河枯水期之末、汛期之始，河水没流多远就成了涓涓细流，权当浇地了。
同日，土肥原下达了总攻击令，48小时内拿下郑州，情势异常危急，蒋介石焦急万分，他已经将全部希望寄托在水淹七军上，如果失败，则郑州危矣、武汉危矣。也不知道这算天公作美还是天公作恶，10日，天降暴雨，决口处水流如注，到11日，因为洪水的冲击，花园口最大时形成了1460米的巨大缺口，赵口也被冲开，黄河因为这两处人工决堤而改道了，一时间巨浪滔天，向豫东南滚滚而下。当决堤成功的密电传摆到蒋介石面前时，蒋介石并未面露喜色，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这次水攻计划取得了完全的成功：
1。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写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写到：“……29日，方面军在徐州举行联合追悼大会。仅第二军死于洪水人数便达到7452名之多”。
2。 日军被迫放弃从平汉路进攻武汉的计划，给武汉保卫战赢得了准备时间。
3。 整个黄泛区沼泽一片，无道路、无给养，形成天然屏障，使日军迟迟不能打通大陆交通线。
4。 使本来已经必然要沦陷的中原地区，又坚守了6年，河南为平原大省，耕地面积极大，如若该省在抗战初期即落入敌手，将大大增大我消耗敌人的难度。
“单纯从军事角度讲，花园口决堤，乃是我国处于经济、军事、科学、工业全面落后的情况下，面对强敌不得不采取的‘断臂图存’之举，事关国家危亡，华胄存续……”（熊先煜语），可这个“断臂图存”代价实在太大，那是数十万无辜百姓丧生（有说89万的）、上千万人民流离失所啊。
决堤事件发生后，中国对外宣称，日本人用飞机炸开我花园口大堤，造成我无辜平民重大伤亡，号召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全国所有媒体都纷纷指责日军暴行。日本人也不愿意吃这个哑巴亏，一口咬定是你中国人自己扒开的大堤。
对这件事的评价，我很纠结。把我搁到当时的中国去投票的话，只要这次行动不会危及我的至爱亲人我会投赞成票。有人说，你说这话除了证明你很自私还能说明什么呢？我想，除了证明我的自私，还表达了我对此事的观点——中国统帅部的决定是正确的。
日军被挡在了黄泛区外，华北方面的驻军不得不转道徐州，再南下蚌埠，然后才能攻击武汉，这个短暂的停顿，为国民政府收拢部队、布置防务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但也仅仅是时间而已，中日强弱悬殊的态势依旧，不久，挟连胜之势，日本卷土重来。
就在徐州会战刚刚结束的时候，日本就命令所有驻中国陆军全部停止回国，并在国内积极征兵支持中国战场，其目的就是攻取中南重镇武汉，为此，日本“陆军为汉口作战倾注了全力，没有应变之余力”。日本这次把能够派上场的海陆空所有军事力量都派了出来，本土仅留了一个近卫师团，也随时准备增援武汉大战。
日本的想法无所谓狂妄，完全合情合理，一个本就孱弱不堪，内斗不止的国度，在经过了九一八、一二八、长城抗战、七七事变、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和兰封会战等一系列惨败后，特别是兰封会战的耻辱性溃逃后，可以认为中国的战争基础和作战意志已被摧毁，只需挟全日本之力，给予国民政府最后的致命的一击，使中国彻底失去举起武器的能力，则可结束在中国的战争。
“七七事变”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在高呼“抗日到底”，可如今一败再败下，越来越多的人对抵抗失去了信心，对蒋介石的强硬立场产生怀疑，汪精卫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某次汪精卫问冯玉祥，大家都呼“抗战到底”，这个“底”在何处？冯说打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便是底。在被别人打的满地找牙几无还手之力之际，仍然能说此“大话”，实属痴人说梦，在汪精卫看来，“这简直是一个丘八的狂妄无知”。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记载时，一下就热血沸腾起来，真的很佩服冯玉祥，他也许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也称不得军事家，甚至不断倒戈让人对他的军人操守都产生怀疑，但因为他在抗战中的坚定立场，他可以告诉那些懦弱的人们——我是一个合格的男人。
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冯玉祥、毛泽东，这些蒋介石曾经的死敌，此时都坚定的站在了蒋介石一边，在强敌压境的险恶环境下，在懦夫们的聒噪下，依然喊着“抗战到底”的口号。不是每个人都能在这内外交困下，仍然能够保持坚定立场的，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在一败再败下，依然不放弃战胜对手的努力的，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摊上这么一群铁血兄弟，是蒋介石之幸，在这个时候摊上蒋介石这么一个性格极其刚毅的领袖，是中华民族之幸，只要努力没有停止，希望就永远存在。
为了鼓舞士气，振奋精神，蒋介石亲自到中央广播电台发表讲话：“中国人民和政府已被日本侵略者欺侮压迫到最后限度，中国军队为了民族之生存，决心在武汉地区与日军决一死战。抗战爆发以来，已经作战的经历，足以证明在阵地战上我军力量之坚强，将士作战之勇敢无畏。”
在日本倾国之力压向武汉的同时，国民政府也将全部海空军，计有战舰40余艘，飞机100余架招致武汉，陆军则利用花园口决堤所争取的时间，将第一，第三和第五战区之兵力尽数集结至武汉周边区域，共120个师，约110万人，成立第九战区，由陈诚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负责武汉防务，蒋介石亲自坐镇武汉督师。
这次作战，中国统帅部采纳了陆军少将郭汝瑰的建议，主力于武汉外围山地，依托有利地形，层层布防，结结实实的打防御作战，“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围绕武汉为核心，构成一条穿越豫、鄂、皖、赣4省，防御正面达1300余公里的巨大防线。
武汉会战进行了马当、九江、黄梅、广济、田家镇、瑞昌、马头镇、星子、万家岭、富金山、信阳等战役规模的战斗，艰苦的战斗历时四个半月，最终，日军再次以少胜多，武汉陷落。中国军人虽依然不能取胜，却再次用尸山血海证明了中华民族的不屈与勇气，虽败犹荣。特别需要提一下万家岭大捷，日军第106师团利用中国军队防线上的缝隙，仅携带6天口粮，在松浦淳六郎率领下，孤军深入我军后方，被第四军（铁军）缠住。第一兵团司令，名将薛岳先斩后奏，不等武汉指挥部发令，就已迅速调集10万大军在万家岭将106师团包围，在地形十分复杂的崇山峻岭之中，日军的装备优势受到极大制约，而中国军队的人数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其中，74军51师305团团长张灵甫，率敢死队从日军疏于防范的后山绝壁上攀援而上，出其不意一举拿下万家岭战场最高峰张古山。并在今后五日内，与日军反复争夺、激烈交锋，张灵甫多处挂彩仍坚持战斗，最终彻底阻断敌人归路，为万家岭大捷立下汗马功劳，106师团几被全歼。
这个张灵甫就是咱们前文提到的黄埔四期的大个子张宗灵，此人33年就已经是团长了，后因为杀妻之罪被投入监狱，抗战爆发，正是用人之际，国民政府下命令所有服刑官兵除政治犯外一律调服军役，戴罪立功，并保留原先军衔。张灵甫的老学长，黄埔三期生、五十一师师长的王耀武知道张灵甫是不可多得的悍将，立即将其收归帐下。张为了表示自己改过自新，不再使用张宗灵之名，而改叫“张灵甫”。抗战8年，此公战上海，守南京，保武汉，数战长沙，扬威赣北，喋血鄂西，厮杀常德，驰援衡阳，威震湘西，几乎每战必与，为中华民族的生存与自立立下汗马功劳。
此次武汉的撤退，吸取了淞沪的教训，主动提前撤出，保存了有生力量。中国政府在武汉失守后声明说：“一时之进退变化，绝不能动摇我国抗战之决心……任何城市之得失，绝不能影响于抗战之全局……将更哀戚、更坚忍、更踏实、更刻苦、更猛勇奋进”。
至此，中国所有经济发达地区尽落敌手，所有出海通道均被截断，与苏联的陆路交通基本断绝，所有主要铁路线均被敌人掌握，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这还不是最危险的时候，更大的考验就在后头。
从“七七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开始，蒋介石的本心是以打促和的，所以从一开始就是边打边谈，可随着日本人的节节胜利，他们的停战条件也层层加码，在轻松攻陷南京后，竟然提出（一）在华北、华中、内蒙的非武装地带成立特殊机构（亲日政权）。（二）承认满洲国。（三）中国向日本赔偿战费。他妈的，这根本不是谈判，而是刀架脖子后赤裸裸的恐吓与威胁。国民政府好样的，强硬拒绝了敌人。
可汪精卫对于蒋介石的作为并不苟同，你们主战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争取国家能够生存下去吗，可这么打下去，中国必败，你们主战派所追求的目的又如何实现呢？随着日军占领区的扩大，海路交通的断绝，必将使我国四万万同胞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为救民于水火，蒋介石应该重开谈判大门。在无法说服主战派的情况下，汪精卫委托“低调俱乐部”的梅思平、高宗武秘密和日本人接触，双方很快达成协议：日方以宽厚的讲和条件支持汪精卫出马，汪精卫则脱离重庆国民政府另立中央，与日本签订两国和平协定，实现停战和和平。汪精卫当然知道此一步如果走错，三十年英名扫地不说，恐怕日后千百年被钉在耻辱柱上，在思考两天后，汪精卫说：决定了，只要能救民于水火，火坑我跳了。
他也不想想，日本人为什么这么快就答应了你，给了你比蒋介石宽松的多的条件，后来我们知道了，原因就两条，一是日本人打不动了，连续打了一年，驻中国的部队高达24个师团，四十多万人，人吃马喂、伤员救治、死者抚恤和战争开销耗资巨大，令资源贫乏、国土狭小的日本不堪重负。二是日本急需在其控制区恢复秩序，实现正常生产，惟其如此，才能保证以战养战。
汪精卫不抽烟、不喝酒、不嫖妓、不纳妾、不奢侈、不张扬、不结党、不营私、不贪功、不恋权，在道德和个人生活层面几乎无可挑剔，以他在国民党内无出其右的资历加上年轻时的“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英雄事迹，本可为后世留下一个混迹官场几十年，却出淤泥而不染的完人传说，只可惜一失足成千古恨。在1938年底，即使没有他的所谓“和平运动”，战争也自然会进入到战略僵持阶段，日本人短期内已无力组织大规模会战。也许汪精卫不去，日本人照样会扶持其它傀儡，但任何人投敌都不如汪精卫的破坏力大，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离渝出走，12月29日发表艳电响应近卫第三次声明：“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1939年1月1日，重庆政府宣布开除汪精卫党籍。
之前，虽然“抗战到底”的声音占了绝对主流，但说和做毕竟是两回事，喊口号的人并不一定是真心拥护国民政府的坚决抵抗政策，就算开始是真心的，经过这一年的大溃败，意志动摇的也不在少数，只不过不管以何种理由投降、屈服，都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所以开始大家还藏着掖着，首鼠两端、骑墙观望，到汪精卫公开和中央政府决裂，且得到了强大的日本人支持的时候，这帮孙子们就纷纷跳出来追随汪先生“拥护和平”去了。
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开始接管沦陷区，和重庆国民政府分庭抗礼，于是中国出现了两个中央政府，出现了两派中国军队，一派就是坚持抗日，隶属重庆中央政府的国民革命军，令一派就是隶属南京国民政府，但实际由日本人指挥，名字有好多，诸如东亚皇协军、兴亚同盟军、东亚同盟救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