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百年-中国1908-2008-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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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百里一生从事对日军事战略研究，其诸多观点最后都被用在了抗战之中，其理论主要有三点，
一是持久抗战，“彼利急，我利缓；彼利合，我利分；彼以攻，我以守。此自然之形势，而不可逆者也”，“我侪对敌人制胜之唯一方法，即是事事与之相反，彼利速战，我恃之以久，使其疲弊；彼之武力中心在第一线，我侪则置之第二线，使其一时有力无处用。”
二是全面抗战，“不畏鲸吞，只怕蚕食”。如果让他占据一个地方稳固一个地方，那么我国将被蚕食掉，但如果我们发动全面抗战，日本国土狭小、物产不丰，那么他将无力在大纵深对我进行持久攻击。因此，不打是不打，要打，就要尽可能将战线拉长。
三是大纵深防御作战，他主张国防线划分应按照“三阳线”（洛阳、襄阳、衡阳）为准。中国不是工业国，是农业国。对工业国，占领其关键地区它就只好投降，比如纽约就是半个美国，大阪就是半个日本。但对农业国，即使占领它最重要的沿海地区也不要紧，农业国是松散的，没有要害可抓。因此在“三阳线”以东地区，我国应利用空间换取时间，消耗和疲惫敌人，同时积蓄力量，加强战略后方；此线以西，资源丰富，幅员辽阔，足以持久抗战。
我们看到，蒋百里的前两条论点，即持久抗战和全面抗战，必须依赖其第三条大纵深防御作战的成功，要想实现大纵深，实现“三阳线”梯次防御，就不能任由敌人由北向南打，必须要调动敌人从东向西打。
我理解蒋百里的战略方针就是主动和敌人打，打的同时，配置下一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失守，第二道防线继续迎敌。一个地方开始打的同时，其它地方开辟第二、第三、第四战场，使敌人无法集中兵力实现其速决的战略目标。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一败、再败、再再败都是可以接受的，那是局部的失败，却可能换得战略的成功，我们明知道守不住，但还要一座座城池的守下去，随着一座座城池的失守，我们将时间拖一个月又一个月，一年又一年，直到将日本的战略资源耗尽。——“胜也罢，负也罢，就是不要和它讲和”。
蒋百里为了实现其持久抗战的战略，在抗战开始后，又提出了《新式游击战战术纲要》，“指挥必须统一”、“必须分散”、“人员必须精选且预授以相当教育”、“人员愈少愈好”。“不在伤敌人而在破坏其物品，因大量物品袭击较易而功效较大也”，目的就是阻止敌人在沦陷区以战养战，并增加敌人在沦陷区的军力布置，减小正面战场的压力。
虽然蒋百里这些战略构想有很大的合理性，但不可否认，其实施风险也非常大，第一、要改变敌人的进攻方向，就必须在上海主动开辟第二战场。第二、要主动将抗战烽火燃遍全国。第三、要以疲弱之国力与强大的日本拼消耗。这完全是险中求胜，弄不好就能和自杀划等号。蒋百里虽然是中将军衔，但他没打过仗，虽然后来的抗战实践中证明了这套纸上推演的正确性，但在当时，这些想法却纯属纸上谈兵。
蒋介石敢于将这一战略构想付诸实践，首先是认可了蒋百里的分析，也就是说即使打不赢，也不要紧，我们可以成功的将敌人重兵吸引到上海，然后再向内陆转移，绝对不能被逼到东南沿海。而另一方面，我认为，在淞沪会战之前，蒋介石是将持久抗战当做备选的，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如果只是将敌人的攻势转变为由东向西，那么这场战役根本不需要打3个月，事实上，蒋介石几乎调动了可以调动的所有的武装力量，是寄希望于毕其功于一役的拼命的打法。
这么想，我想也可以理解，毕竟和日本拼消耗，谁也没有把握，而上海当时的情况，给了蒋介石为首的统帅部以一丝遐想的空间。
29军在华北与日军对战尤酣之际，国民政府就已经开始调动部队，至813淞沪会战爆发前，已经在上海集结了足够优势的兵力，几乎可以肯定可以迅速解决掉人数劣势的上海守敌。接着，如敌人从海上增兵上海，那么因为运力限制，就只能是梯次增兵，背靠大海，没有战略纵深，等于被我军围困在海滩之上，而我军在江浙驻军本就较多，华南、西南的兵力还在源源不断的开向到淞沪战区，可以肯定，我们将一直保持人数的绝对优势。特别让蒋介石高兴的是，平时这些表面唯唯诺诺，私下里离心离德的地方军阀们，这次接受命令竟是那么的痛快，虽明知要遭遇强敌，却几乎没人讨价还价。万众一心共筑长城的情形下，分期分批的歼灭增援之敌当然是可以期寄的，诱使日军在淞沪决战，起码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战术安排。
战事是从一个叫八字桥的地方开始的，开始阶段也并没有多激烈，只不过是双方巡逻兵之间的巷战而已，与之前的许多摩擦差别不大，还是从一件擦枪走火的小事开始的。日本人自然不会把屡战屡败的中国军队放在眼里，他们把大炮架在大马路上，在人口密集区平行射击，很快将中国军队打退。
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注45】，蒋介石同时下达了总攻击令，向世人宣布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只不过国民政府选择了战而不宣，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如果宣战，则日本可以根据交战国权力，依照国际公法行使封锁海港权和海上临检权，利用其强大的海军封锁我东南沿海所有港口，使我国的对外联系完全被割断，因此我们非但不能宣战，还必须赶在日本宣战前，尽可能的多买东西。
如果宣战，则其它国家为了保证不偏袒就需要保持中立，那样我们急需的武器、弹药、药品等就将无处购买。
有人还提出了其它几条原因，但我认为上述理由是最重要的。当然，日本也没有对华宣战，原因恐怕是他实在找不出一个宣战的正当理由，与其费劲编那个无论如何也编不圆的瞎话，不如就这么打下去吧。
很快日本人就感觉到了不同，以往的中国军队至多是进行有限制的抵抗，而这次则是不遗余力的进攻。
参与第一波进攻的除了国民革命军序列中最精锐的87、88两师外，还有原来就驻守上海的警察部队，另外又配备了2个装备德国火炮的重炮团，即炮兵第10团（100毫米加农炮）和炮兵第8团（150毫米榴弹炮），还有坦克和空军助战。在上海的日军于东北关东军、华北驻屯军不是一个序列，那两股人马属于日本陆军，而驻上海的日军属于日本海军，兵员并不是很多，当时驻上海的只有海军陆战队3000人，加上紧急从日本侨民中征召的退役军人，总数也只有4000人左右，可以说中国军队的军力在这一时段处于压倒性优势。这是依靠29军在华北“明修栈道”吸引日军注意，而后在淞沪“暗度陈仓”的结果。日本人也许并没有注意到国民政府的军事调动，也许注意到了，但骄横的他们根本也没有想到中国军队的这一调动是针对他们的。
紧接着，不待日本人做出有效反应，张治中、张发奎又率兵分左右两路掩杀过来，摆出了一副一举将敌歼灭的架势。
应该说，此次淞沪会战开始阶段，从战斗准备到战术指挥是做到了极致的，完全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可令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日本军人顽强的战斗意志和出色的单兵技术。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在自动步枪已经开始普及的二战时期，日本人却依然故我的使用着拉一下枪栓放一枪的三八大盖，为什么呢？原因有两点，一是三八式射程远，有利于精确射击，军事素养极强、作战心理稳定的日本军人非常喜欢这种射击方式，不管你多么山呼海啸的冲杀过来，他都会稳定的瞄准、射击，极少乱放枪。二是三八式比较长，有利于拼刺刀，从小接受武士道教育的日本军人们，向来不发怵野蛮的白刃格斗。中国军队冲入上海后，虽然连续攻克了许多的地方，但日本人逐桥逐楼的和你展开争夺，极大的限制了中国军队进攻的速度，为其援兵的到来争取了时间。
原本力主不扩大的日本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在8月14日晚上的内阁会议上宣称称：“事态不扩大主义已经消灭了，打到南京去，海军将做应该做的一切”。接着任命已经退役的攻坚战专家松井石根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先给他拨了两个师团开赴上海。松井石根在辞行的时候，向米内海相和杉山元陆相表示：给我5个师团，我一定能打到南京去。
淞沪一带被划归第三战区，由久已赋闲的冯玉祥担任总司令，蒋介石心腹爱将顾祝同担任副总。可战斗一直打到8月下旬，在负隅顽抗的日军面前，国军一筹莫展。空军冒险出动，不光轰炸日军目标，还多次与强势的日军进行空中格斗，以掩护地面部队。海军轻巡洋舰及驱逐舰10艘、炮艇、鱼雷艇20余艘，就这点家底，全用上了。可我们的陆海空协作配合能力比日军差多了，大家从没有进行过合练，那就只有各打各的，缺乏统一指挥和调动，战力自然要打折扣。而日军依靠停泊在黄埔江上的舰载大炮，有力的支援了其陆战队的防御作战，空军更是在最后完全控制了制空权，中国军队被迫在日军的空中优势火力下与敌对抗，伤亡惨重。
8月23日拂晓，增援日军松井石根率领2个师团先头部队在海空火力掩护下，在狮子林、川沙口、张华浜等方面登陆。应该说这是在战前就预料到的，而且这正是中国统帅部所希望的。可我们却没能按计划将敌人消灭在滩头，日军还是强行登陆成功了。战斗进入到了惨烈和焦灼的状态，日本人固然顽强，但这次他们看到了一支他们根本不认识的中国军队，他们前仆后继，不畏牺牲，表现出了令日本军人动容的勇气与决心，这种勇气和决心使得自恃甚高的日军在开战一个月后，依然不得不继续采取防御作战，这在近代中日对抗史上是从来不曾有过的。
蒋介石见无法攻破日军防线，遂撤换了冯玉祥，亲任第三战区司令，继续从全国调兵遣将，支援淞沪战场。可这又将中国另一软肋暴露出来，就是我们的兵力运输能力，铁路和公路运力都太小，兵根本调不上来，很多部队不得已将部队拆分，有的坐车有的步行，因此别看最后后号称有75个师投入了淞沪会战，但真正参战的中国军队却远没有达到70万人（有说60万的，有说40万的），而这并非满员的75个师是梯次投入战斗，编制混乱、缺乏统一领导、各自为战。反观日本，则展示了其超强的战斗动员能力，他从8月14日才开始进行兵力调动，却很快在上海完成20万人的部队集结和陆海空军的协调指挥，要知道这些部队是分别从中国东北、朝鲜、台湾和日本本土向上海增兵的。
在淞沪大战正酣之际，一直久拖不决的中共地位问题终于得以解决。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虽然履行了他在西安的口头承诺，停止了对红军的围剿，但在给予中共合法地位的谈判中，双方却是始终难以达成最终一致。其时，西路军已经全军覆没，西北红军兵微将寡，继续支撑下去确实存在巨大的困难，因此在归顺中央政府这一大的原则问题上，中共并无异议。
37年2月10日，中共就致电即将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五项要求和相应的四点保证：
当此日寇猖狂，中华民族存亡千钧一发之际，本党深 望贵党三中全会，本此方针，将下列各项定为国策：
（一） 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
（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
（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
（五）改善人民的生活。
如贵党三中全会果能毅然决然确定此国策，则本党为着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愿给贵党三中全会以如下之保证；
（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
（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
（三） 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
（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就我看来，那五项要求基本是放之四海皆准，不是国民政府已经实施的就是国民政府宣要做到的，因此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