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百年-中国1908-2008-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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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份遗嘱内容如下：
一． 给全国人民的
余乃国父中山先生之忠诚信徒，自投身革命以来，无时不为三民主义在中国之胜利竭诚努力。然自三省陷敌以来，国事日蹙。共匪猖獗之势无日不堪其忧，虽数次进剿，然皆因吾党吾军贯彻领袖意志不力致功败垂成。党纪不严，国法不张，领袖亦无威法可言。各派政治势力，阳奉阴违，皆欲趁此敌犯北疆之际谋私图利。或割据为政，或以收复失地为由妄图不轨。学生民众亦受邪党异说之煽惑，助纣为虐。余深感有负国父嘱托，现陷于叛军之手，致全党全国蒙羞。在此九死一生之际，余决心殉国，切希吾党吾民珍视团结，举国一心，以国父三民主义为矢志不渝之救国谋略，上下精诚，务期早日实现国民革命之伟业。剿除共匪，铲除叛乱，则余死于九泉而无憾也！
蒋中正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二．给夫人宋美龄的私人遗嘱：
美龄吾妻：
吾决心殉国。经国、纬国吾子即汝子，望善视之。
蒋中正
三．给两个儿子蒋经国和蒋纬国的：
经国、纬国吾儿：
余只承认宋美龄为余惟一之妻，务望汝等以生母待之，则吾虽死九泉之下亦瞑目矣。
蒋中正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宋子文一看这三份遗嘱，知道这事难办了，蒋介石这已经是一心求死了，而南京何应钦那边是一心求战，张、杨如被逼入绝境，难保不退入山中，把蒋介石交给共产党。遗嘱拿出来，就被张学良给没收了，他向宋子文保证，如果发生战事，我以人格担保，把这几份遗嘱发送，但现在不行。
21日，宋子文再次面见蒋介石向其辞行，说是回去向政府汇报，再某良策，后日必归。蒋介石反复叮嘱他千万不要让宋美龄来，你也不要回来了。
可宋美龄还是来了，第二天就来了。宋子文和一同返回南京的端纳也同机回到南京，随行者还有戴笠。宋子文知道，只有宋美龄能够软化蒋介石的立场，也只有蒋介石立场软化，方可和平解决西安危机，来之前，他要求：“四天之内，飞机不能轰炸，陆军不得进攻。但假若四天期限已过，尚未寻出解决方案，此时委员长亦离开西安，他们可放手让飞机大炮轰炸攻打西安，及其它任何彼等欲攻打之地方。”宋子文真的很难啊。
在飞机上，宋美龄将一把手枪交给了端纳，告诉他：“如果叛军有任何对我不礼貌的行为，你就一枪打死我”。
专机缓缓的停了下来，走下舷梯的宋美龄看到了前来接机的张学良，两个人脑海里恐怕都会忆起12年前上海滩上那个初夏之夜，那时的宋美龄还是风姿绰约的宋三小姐，张学良则是人人艳羡的东北少帅，如今，少男少女的欢声笑语已随风远去，曾经的相互欣赏只能埋藏在心底，岁月的留痕使得宋三人青春不再，但却增添了沉稳大气的成熟之美。
“汉卿，这是我的东西，就不要再查了吧”。宋美龄指的是端纳。
“不敢”，张学良回答。
当宋美龄走进蒋介石的房间时，蒋介石潸然泪下，责怪美龄身犯险地，如入虎穴。蒋介石日记中记载了宋美龄的一句话：“宁抗日，勿死敌手！”，剩下的，两个人在一起还密谈了什么，外人很难知晓，但之后蒋介石立场开始软化。后人分析无外乎如下几点：1。只要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则张、杨可放他回京，否则性命堪忧；2。如不幸殒命，则中国将会陷入新的因权力分配而导致的争端，为日本所乘；3。何应钦等主战派巴不得你死呢；4。夫妻十年情份，实难割舍。
第二天，宋美龄亲自参与了和周恩来的谈判，口头达成了包括“停止剿共”、“改组政府”、“清除亲日派”，“释放七君子”，“准备抗日”在内的多项协议，不光如此，还答应暂时通过张学良为红军发放给养，张和周商定多少就多少，三个月后，政府改组完毕，正式给予红军番号，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共产党重新获得合法地位。
在此基础上，蒋介石与周恩来会面，在周恩来面前，他是曾经的大哥、曾经的领导、是现在的领袖，想必架子拿的还是很足的，跟周说 “恩来，你是我的老部下，你应该听我的。”周说：“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指挥。”接着，蒋介石向周恩来当面重申了他的许诺：一、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二、由宋氏兄妹和张学良全权代表他解决与红军的关系问题。三、蒋回南京后，周恩来可以直接去谈判。得到蒋介石的这些保证，周恩来告辞而出。
事情到此，应该说西安事变解决的还是挺圆满的，国家终于可以停止内战了，特别是7个月后抗战全面爆发，更显出此次停战的重要意义。参与谈判的几方也都得到了好处，蒋介石可以安全返京了、中共也终于在悬崖边立住了脚跟。即使没有共产国际的命令，中共的这个选择也是正确的，因为杀了蒋介石根本无益于红军的艰难处境，只不过换一个人来继续打你而已。
不对，参与谈判的还有张学良和杨虎城呢？他们二人如何处置，怎么没见说啊？难道没有谈吗？这是一项重要内容，不可能不谈的，张学良不听众人劝阻，甘愿只身送蒋介石回京，张本人的胆识是一方面，但蒋给予他一定的承诺，想必也是他做此决定的动因。可具体是什么承诺，却成为了千古之谜。
25日，蒋介石在张学良的陪同下返回南京，得到了南京市民的热烈欢迎，与之相对的是，张学良旋即被拿下，29日，军事法庭开庭审理张学良，31日，军法会审判决“张学良首谋伙党，对于上官为暴行胁迫，减处有期徒刑10年，褫夺公权5年”。
1937年1月4日下午，张学良又接到国民政府发布的特赦命令：“经国府委员会讨论，一致决议接受蒋委员长请求，张学良准予特赦，张学良所处10年有期徒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
宋子文陪同张学良出席军法会审后曾说：“审判是走个手续，5天后汉卿保证回西安。”然而事实上，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即长期监禁，直到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辞世，90高龄的张学良方才获得自由，在长期的幽禁生涯中，一直陪伴着他的就是那位风华绝代的赵四小姐，之前赵四连妾的名分都没有，直到1964年二人才正是结为夫妻。晚年，张学良接受采访时，赵四也偶尔会插话，洗尽铅华的赵四小姐，完完全全成为了一位和善的邻家大妈，当然，曾经叱咤风云的少帅也成了一个极其善谈的邻家大爷。
杨虎城被罢免了兵权，令其出国，抗战爆发后，他毅然携家眷回国，当即被抓，开始了和张学良一样的软禁生涯，1949年9月17日，国民党大势已去，将杨虎城及其三夫人还有两个子女杀害。
虽然是口头承诺，但对于给中共的承诺蒋介石基本都兑现了，可对张、杨的呢？为什么从犯杨虎城被杀，而主犯张学良却安然无事呢？
大家普遍相信，西安谈判时，通过宋美龄和张学良的谈判，蒋介石是给予了张、杨宽大处理的承诺的。因此才有了晚年宋美龄屡次说对张学良不起的话。在张被软禁的时候，宋美龄一直和张学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照顾有加。张学良获得自由后，对记者说，没有蒋夫人，我早死了。原来，逃台之前，蒋介石也想杀掉张学良，被宋美龄强力阻止，跟蒋介石说：“你如果敢对那个小家伙（指张学良）不利，我马上出走台湾，把你的事都给你抖出来”。张学良重获自由后，对记者百无禁忌，谁都敢骂，谁都敢说，包括自己年轻时的风流韵事都津津乐道，可惟独对西安事变谈的少之又少，对于蒋介石对他的承诺，更是绝口不提。有记者试探的问他，是不是因为蒋夫人还在，所以你不愿意惹她不高兴。张学良没有说话，只是笑着拍了拍记者的大腿。于是大家就只好耐心等待，等着张学良说出史学家们都想知道却又都不知道的西安事变中这一重要细节。张学良非常长寿，2001年，百岁高龄方才撒手西去，只可惜蒋夫人更能活，2003年，106岁高龄方才离世，则当初的迷团就成为了千古之谜。
张学良非常认可宋美龄对自己西安事变的评价：他不要钱，不要地盘，要的是牺牲。
前面本来认为西安事变已经写完了，但后来发现还有一个人必须写上几句，否则不完整，所以补了如下这段话：
在处理西安事变的中共要员中，还有一个人，就是博古，博古虽然在遵义会议后，从一把手位置上退了下来，但始终位居中共核心领导层，且在之后红军长征过程中，与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保持了高度一致，表现了很高的集体主义观念，我没有看到他为了个人荣辱得失去计较的记录，哪怕是只言片语。他只是一个在错误的时间被放在了错误的位置上的好人，他会整人、会犯错误，但我们却无法找到他在道德上的瑕疵，这是这部书中少有的活的非常干净和纯粹的人。
好，下一节：卢沟晓月下无尽的硝烟——敬请关注
第三十七章 卢沟晓月下无尽的硝烟
西安事变后，国民政府停止了对中共的围剿，内争全面停息，何应钦等对共强硬派被解职或公派出洋，自民国开国以来，国家首次实现了各政治派别的全面和解，哪怕这种和解只是表面的，对于多灾多难的近代中国，也是极其难能可贵。
这种难能可贵的和解，虽然出自西安事变的偶然，但偶然中蕴含着必然，毕竟全民族的和解并不只是国共停战这么简单。日本人对中国领土的窥觑由来已久，就在国共打的不可开交之时，中国军队在长城的义院口﹑冷口﹑喜峰口﹑古北口等地还与日军进行了一场持续两个月的激烈战斗，史称“长城抗战”。之后，“中日之间必有一战”逐渐成为广大军人的共识，那么“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就是一个必然的选择，至于很多人分析，如果张杨不鲁莽行事，也许中央政府可以在日军大肆侵华前夕，肃清“共匪”，没有后顾之忧的去抵抗侵略。我认为这是一厢情愿的事，不是说国民政府没有成功的可能，而是说没有成功的把握，起码谁也没有把握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成功。要知道参加过长征的这些红军指战员，经受了心理、生理的严酷考验，拥有过硬的军事技术和顽强的意志品质，国民政府也许有能力在短时间内杀伤其90％以上的兵员，但却谁也不敢奢望剩下的一成人马会放弃抵抗。李自成曾经被打的只剩18骑，但最后，好端端一个大明江山还是断送在了李闯和清兵的合力绞杀之下。如果没有西安事变，谁又敢保证明亡的历史不会在中国重演呢？
所以，我抛开党争，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来看西安事变，我认为——来的正是时候。
参加“长城抗战”的有西北军、东北军、晋绥军和中央军多支武装力量，装备最差的应该算是宋哲元的29军了，这支部队原属冯玉祥的西北军，中原大战后，冯玉祥战败，该部队划归张学良的领导，被编为29军。因为武器弹药缺乏，无奈之下，人手一口中式砍刀，在世界战争早已进入火器时代的时候，这只身背大刀作战的部队，显的是那么的另类。可他们却凭借着原始的武器，取得了长城抗战中喜峰口战斗的胜利，一时传为佳话。日本《朝日新闻》评论道：“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经此一战，宋哲元极其手下佟麟阁、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等名扬天下。
当然，即使中国军人表现的十分英勇，但整个长城抗战还是以失败告终，这是1933年的事，当时主政华北的张学良被迫下野。之后，中日双方在华北地区屡次发生小型冲突。1935年7月6日，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答应了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所提出的所有条件——“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承诺的主要内容是“取消国民党在河北及平津的党部；撤退驻河北的东北军、中央军和宪兵第三团；撤换国民党河北省主席及平津两市市长；取缔河北省的反日团体和反日活动等等”，这就是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至此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