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百年-中国1908-2008-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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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四运动之后的发展来看，这几位在当时的表现还是非常理智的。之后，北京的学生运动不再进行暴&力破坏活动，而是在法律范畴内据理力争，寻求支持，五四运动最后的胜利和他们当时采取的策略是分不开的。而放火的匡互生虽然依然积极，但太过激进和毛糙的表现却不能使他赢得更多的支持，于是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5月7日，以蔡元培为首的校长团出面斡旋，徐世昌很给教授们面子，把学生放了回来，可此时的学生们哪里还有心情坐在教室里读书啊。讨论政￥治又不不是讨论自然科学问题，别管对不对，几乎是人都能插的上嘴，我们都是从那个年龄走过来的，一说闹％学*潮，人人心里长了草，在爱国热情支配下，精神是亢奋的，体力是用不完的。蔡元培老先生有些左右为难了，他当然爱国，他当然愤恨于列强对我中华的羞辱，但另一方面，他又不认为一帮毛头孩子喊喊口号能起什么作用，学生是应该安心读书的，只有读好书，才能救中国，所以他阻拦劝说学生们重回教室，可是心里长了草的同学们，谁又听他的呢，不听拉倒，我老人家去也！！！老头走了，去了杭州，妳们爱怎么闹怎么闹，与我无关。别的校长是否和蔡校长一个想法，不得而知，但他们纷纷采取了统一行动——辞职。
没有校长的学校是自由的，能够为国为民鼓与呼的学生们是快乐的，运动蔓延的速度很快，各地学生联合会，教职工联合会纷纷成立，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相继罢&课，学生是单纯的，他们虽然没有长者的深思熟虑，却也没有长者的瞻前顾后，爱国，打着爱国的旗号，做着爱国的事情，这就是学生。
纷纷扰扰的的运动在半个月后达到了高潮，19号，总罢％课开始了，不上课的学生走上街头，演讲、发传单，号召大家抵制日货，“抵制日货”可以算作成语了，自五四时代被提出以来，几乎成了历届愤青的通用政治口号，但自该成语诞生以来，就一直处于尴尬的境地，1919年这年，在抵制日货的强大声浪下，对日进口创历史新高。愤青们会说，人民愚昧，呸，妳们只会说日本人每年从我们这里赚了多少钱，如果我们大家都不用他的东西，我们的民族工业就如何如何，他们就被咱们整的如何如何的陈词滥调，喊了90年了，有效果吗？怎么就没丁点进步呢。我以为该改改口号了，叫“打败日货”，所谓“抵制”是人家的东西又好又便宜，我就是拧着劲不买，那能坚持长久吗？所谓“打败”是咱生产出比他更好更便宜的产品，让老百姓就不想买他的东西，所谓“抵制”不过是在中国一隅，所谓“打败”则可发扬到全世界，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树立信心，积聚勇气在全世界范围内去打败日货，而非几十年如一日捂着被打红的脸骂娘。
在学生们的不懈努力下，士农工商都知道了远在不知道多远的欧洲，还有几位代表着我们的外交官，而这些外交官在列强的逼迫下，有可能要出让山东了。“抵制日货”不是目的，让大家知道日本是坏蛋才是目的，这个目的确实达到了，因此日货抵制与否倒不重要了。
再说巴黎那哥几个，虽然并不和睦，但在国家利益问题上几个人还是表现出了足够的爱国热忱，他们在尽最大的努力保卫者国家利益和尊严。在一次次不得已让步后，5月6日，中国代表团提出了有限签字的主张，即我们可以签字，但签字同意的内容是除中国山东以外的条款。毕竟国际事务不同于市井小民打鸡骂狗，牵涉面要广的多，争得此利益的同时可能会丢掉更多的利益，因此一个出色的外交官是不能像火烧赵家楼的那帮学生一样冲动的。可人家竟然连这个除了保留脸面再无实际意义的要求都不予答应。
此时已经不是总理但依然大权在握的陆军总长段祺瑞，就在总统召开的针对此事的特别会议上说，美英都不可靠，我们现在必须依靠日本，可咱们政府却全然不考虑我们对日本的依赖，在巴黎与日本为敌，这是不利于我们国家整体利益的，力主马上签约，了解此事。
5月21日，北京政府在段祺瑞势力的压力下，正式电令陆征祥：“和约签订之际山东问题保留主权，既不能带来何等实质性利益，无庸固执，可无条件签字。若王正廷、顾维钧拒绝联署，可使施肇基连署。”
此时，中国代表团的压力更多的来自国内，来自政府，屡屡抗命的结果，使几个人面临回国后受到严惩的可能，也许就此结束政治生命，第三谈判代表施肇基此时以陪同梁启超访英为名，擅离职守，返回伦敦，再未回归，其它驻欧各国公使也纷纷离开巴黎，只剩下四个谈判代表和驻法公使胡惟德等几个人，要说没有动摇恐怕也没有人信，陆征祥就有些摇摆，但在摇摆之下，以他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依然顽强的坚持，必须允许我们就条约中关于山东问题的三个条款保留意见方可签字。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几个人呢，首先当然是他们作为中国人，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热忱，其次，就是国内正在风起云涌的“五四运动”，从这场运动中，他们听到了人民的呼声，看到了人民的力量，使他们敢于和甘于违抗上命而换得一世清名。这里要为几位在列强倾轧和政府强令下，依然勉力坚持的外交官喝一声彩。
此时的北京，与巴黎遥相呼应，学生们再次成群结队走向街头，发表演说，反对政府妥协政策。参加演说的人中已经不光是年轻的学生，也出现了陈独秀这样的著名教授的身影，参加行动的也已经不单是学生，而是形成了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强大声势。整个政局开始不稳，政府开始抓人了，大量的学生被拘捕，但这和当初拘捕那32个火烧赵家楼的学生不同，现在的学生所进行的游行、罢课、演讲都是非暴力不违法的，政府此时大规模捕人立时激起了更大的反对声浪，上海，一个新兴的工业城市，此时接过了北京的接力棒，开始了大规模“三罢”行动，一时间运动声势波及全国。
6月8日，江苏督军李纯、江西督军陈光远、湖北督军王占元，及北洋军第3师师长吴佩孚等高级军政要员的介入从根本上改变了对峙双方的实力对比，这几人联名通电北京政府，声明对时局的处理意见，反对逮捕学生，政府按学生的意愿将曹、陆、章免职；不在对德和约上签字，召开国民大会，力争收回青岛。政府终于在全国人民的一片责难声中，放弃了强硬对抗的立场，迅速释放了学生，这次名不正言不顺的抓捕只历两日即告结束，并于6月10日下令将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币制局总裁陆宗舆撤职以谢天下。
6月24日，和会秘书长杜塔斯塔，在约会顾维钧说：不允许对约文作任何保留。法国外长亦称：“保留无先例”，力劝中国代表无条件在对德和约上签字。此时离签字的最后期限越来越近了，北京政府依然不给几个前敌外交官拒绝签字的命令。
6月28日，中国代表团做了最后一次极限让步，签字之前，我们发表一个口头声明，做个说明，我们今天签这个条约，但并不妨碍将来于适当之时机，提请重议山东问题，这总可以吧，这已经不是谈判，几乎是哀求了，求求你们给我留条内裤吧，做出这个让步的几个外交官心情肯定好不了。早晨，由驻法公使胡惟德将中国的意见带去和会磋商，中国代表团都不到签字现场，而是在住所等着，等到中午，协会秘书长回馈了消息——概不应允。靠，欺人太甚，忍无可忍就无须再忍，中国代表团当即决定，拒不到场，决不签字。陆征祥、顾维钧、王正廷、魏宸组四人联名致电北京政府：“此事我国节节退让，不料大会专横如此，竟不稍顾我国纤微体面，曷胜愤慨！弱国外交始争终让，几成贯例。此次若再隐忍签字，我国前途将更无外交可言。”由于拒绝签字是几个外交官个人决定，而非得到政府许可，因此几人以没有尽职为由，请求罢免并“交付惩戒”。
我弱，你打我我可能不敢还手，但我不能爬起来拍拍屁股就走，我要告诉你，我保留还手的权力，你等着。
感谢那些毛头小伙子，黄毛小丫头们，是你们的努力，唤醒了民众，是你们的努力，给予了中国百姓第一次民主启蒙，普通百姓是可以用非暴力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并最终改变政府决策的。
感谢几位外交官，你们辛苦了，你们的恪尽职守，并没有给中国带来负面影响，相反，你们向世人展现了弱国外交官的风骨，赢得了普遍的尊重与同情。
用陆征祥的话结束本节：弱国无公义，弱国无外交。
第十八章 知识分子缔造的无产阶级政党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这马老爷子是个德国大胡子，一生醉心于哲学、经济和政治的研究，研究成果颇多，洋洋洒洒的写了一大堆，后人将他的思想总结归纳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部分，合在一起就是马克思主义。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呢，就是我们上学都学过的政治经济学，其中最著名的观点就是剩余价值理论，他认为人类社会进入到奴隶社会后就有了阶级区分，而阶级又有先进和落后之别，具体到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没钱的阶级，也就是无产阶级是先进的，而资产阶级是是腐朽没落的，自然也就是落后的，他们利用资本获取了无产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而这些本该属于无产阶级的，所以他们是剥削阶级，这个观点和现在大学经济类专业必读的《西方经济学》的观点尖锐对立。科学社会主义认为生产社会性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必然也必须建立自己的政党，然后领导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彻底消灭阶级的存在，建立一个没有阶级矛盾，没有剥削压迫，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进而过渡到人民道德水平高度发展、物质极大丰富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这套理论有很强的内在逻辑性，他所描绘的世界大同的美好愿景也着实令人心动。然而在他的有生之年，他的理论并不为大众所接受，相反，其所倡导的暴力革命理所当然的为统治阶级所不容，一辈子不断被人从这个国家驱逐到另一个国家，甚至很多时候生活无着，在贫困与不得志中走完了人生旅途。不过，这几乎成为了历史常态，孔老先生那套玩意不光在当时不为大家广泛接受，甚至在身后还经历了“焚书坑儒”这样的毁灭性打击， 相比之下，马克思是幸运的，在他身后几年，他的学说就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有越来越多的下层知识分子开始接受并宣传马克思主义，35年后的1918年，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布尔什维克发动“十月革命”，一举推翻了沙皇的统治，不久即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苏联。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到高级阶段之后，其内在矛盾就会越来越深刻的体现，而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就会引发暴力革命，并最终由无产阶级埋葬资产阶级，但之后的事实一而再再而三的否定了马克思这一论断，最后走向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都非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似乎马氏所说的“矛盾”在发达国家反而得到了调和。
本文主写历史而非政治，所以咱们多讲会儿故事，少谈些主义。
随着“十月革命”的成功，马克思主义以极快的速度开始了在中国的传播，中国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人是陈独秀和李大钊，这二位当时都是北大的教授，当时的环境还是比较宽松的，可以自己办报纸、办杂志，想说什么都可以放心大胆的讲，不会有大的干涉，所以陈、李二人都写了很多的文章来介绍这一新的思想观念，因为当时还没有马克思原著的译本，陈、李二人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多来自其它人的转述与演绎，更多的应该来自布尔什维克的宣传，这些再加上二人对共产主义未来的理解和向往，就构成了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理想。之后，陈去上海，李留北京，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咱的党叫什么名合适，李提议叫共产党，陈独秀当即表示同意，对，我们就是要建一个符合马克思主义要求的无产阶级政党，消灭私有制，实现公有化，就叫中国共产党。之后两人各自开展工作，中国最早的两个共产主义小组在二人的努力下得以成立，并积极的鼓动和帮助其它地方建立共产主义小组。
除了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