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高启明-第6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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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德嗣皱了下眉，想说什么，但是没说出来。
会议上接着又就一系列的后续问题进行了讨论，特别是何时对海南全岛施展占领的讨论。实际占领必然牵扯到驻军和干部配置的问题，这两者现在暂时都很缺乏。经过讨论会议作出决定，先占据澄迈－琼山一带，控制海南出入口岸，然后再逐一对全岛各个州县进行实际占领。
“这样的话，岂不是还要扩军？”有人在下面窃窃私语。这次战争结束之后陆海军总人数超过万人。原本在企划院、元老院和政务院里就有一种声音，希望战争结束之后进行裁军，将海陆军人数缩小到一个较为合理的范围，或者至少使得军队的规模不再膨胀。
现在要占领全岛，海南全府有州县十三。除去临高之后，每个州县至少要派驻一个连的驻军，全岛就需要十二个步兵连的基本驻军。这样一来，陆军不但不能裁减，还得增加一部分才能够用。不仅元老院和行政官僚体制内的人员不愿意看到陆军的进一步膨胀，海军同样也不希望在人力紧张的状况下陆军急需蚕食有限的人口资源。
“不需要扩军。”马千瞩说，“利用现有的兵力就可以了，我们实际上用不着每个县都派驻一个步兵连。”
“不派驻军，我们的统治权建立不起来啊。”没有武力作为后盾的政权显然是不能行政下乡的，而行政下乡这是他们最为看重也是竭力推行的一点。
光靠远处的威慑力就无法有效的行政，少量的干部根本不能沉入基层，一旦触及到地方势力的核心利益，就会被地方势力用暴力或者非暴力的手段“挤”出去。进行一次二次的报复并不能产生长期性的效果。最后就只能对地方势力让步：通过出让部分行政权力来换取地方势力的合作，保证纳税完粮。这无非又是在重蹈唐宋以来政权不下乡的覆辙了。
早在第二次反围剿作战之前，中央政务院就专门组织民政委员会的人员，对战后如何在尽量少派驻军队的前提下保证派出干部能够在当地有效的作为进行了研究。
进行这项研究的人并不是军人，但是研究人员对日本人在东北和华北的治安战和建国之后建立基层政权、肃清土匪的行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之后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完善的县级政权，每个县至少应该有一个县中队能够供县领导直接指挥，这样才能保证最起码的武力威慑和治安。如果不能做到这点，至少要保证在发出求救信号之后2～3天内能够有救援部队赶到。
“一个县中队就是一个连，和刚才说得每个县一个步兵连有区别么？”邬德虽然很赞同一个县一个中队的设置，但是这个每县一个中队的布置依然超出了企划院原先的打算――尽量减少军队的规模。
“有很大区别。”说话的人是被指派进行这项研究的民政人民委员会的副人民委员刘牧州。一个长着络腮胡的小白脸，举止儒雅，尽管说着一口尽量字正腔圆的普通话，不时却会露出苏白的口音。
“县中队是一种地方武装，换句话说类似武装警察。不管是训练还是装备都可以较为简单。包括人员和维持经费也可以尽量取自于地方。”他说，“我建议县中队可以尽量用本地人担任，军饷也不需要象正规军这么高。”
刘牧州的方案是派遣武装工作队进入各个县，尽量以大明官方的名义进行。比如澄迈的“善后局”就是一个范例。其他地方虽然不能用善后的名义，但是其他名义类似的官民合办机构诸如“乡约局”、“绥靖局”等等临时机构均可拿来借用。先从插手当地的主要问题入手，逐渐把权力扩大到县政的各个方面。等到时机成熟，再清理县里的胥吏阶层，全面控制县政。
“一开始的武装工作队必须有强大的武力作为保护，一个步兵连是应该有得。否则很难应对当地的复杂局面。根据各方面的情报汇总，琼州府各县的匪患都非常严重，而且地方上的豪族大姓差不多就是土皇帝，几乎个个拥有武装。没有强大的武力作后盾谁都不会鸟你。”刘牧州阐述着他的具体行动方案，对马千瞩等人来说这没什么稀罕的：无非是GCD当年接收政权的时候搞过的一套的翻版：派遣工作队－深入群众，了解情况，寻找合作者－培训当地干部－建立组织－建立地方武装－全面清算旧势力……最后，政权就建立起来了。刘牧州的做法并不稀罕。但是他们面临的是比GCD更困难的局面：中华民国的二十多年历史尽管是一场悲剧，但是起码在全国的大多数地方都有些或多或少接受了现代思潮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小商人、工人和农民，一个县城，最糟糕也总能有一所小学，有几个几十个中学毕业生，几十个几百个小学毕业生。他们要面对的却是一个什么也没有的社会。这个社会的知识分子几乎无法依靠，他们的学识和地位对穿越政权没有多少用处，反而非常危险。他们又拥有极大的话语权。穿越者们，不但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而且满身都散发着海外蛮夷的气味。
马千瞩听着他的计划：接收政权将采用滚动式模式。先是澄迈、琼山、儋州、定安这一批官府统治基础较为深厚，开发较早，人口密集的地区――能够尽快从中获取大量的人口和粮食资源――挟着这次大胜的余威，一鼓作气的派出工作队去接收。然后建立组织，每个县先成立民兵，然后再是县中队。等到这几个州县稳定之后，再到下一批的州县。这样第一批只需要出动三四支工作队和步兵连就可以办妥，不会一下挤占太多的干部和军力。
“……边接受边进行干部和军事人员的培训，”刘牧州说着，“接受一个地方，站稳一个地方，再渗透一个地方……”
刘牧州说完之后，杜雯要求发言：“我们现在缺乏干部，特别是缺少能深入农村的干部。”杜雯长期搞社会工作，深知干部问题的重要性，“土著干部够用。而很多元老不愿意深入群众，有高高在上的贵族情结我认为至少应该进行一种强迫义务，每名元老，每年都要抽一定的时间下乡，到地方上工作”
会议室里引起了一阵骚动。这个主意从理性上来说很好，但是显然很不受人欢迎。有人审慎的表示了反对意见：并不是每个元老都适合去作群众工作的。
“可以做支持性和技术性的工作。”杜雯继续坚持，“最起码，可以去扫盲。”
“我看这个问题可以提交元老院讨论。”主持会议的萧子山决定把皮球踢到元老院去，反正她的提案事关全体元老，元老院讨论最合适。到了元老院这个提案被枪毙那是一定的了。
“下面我们谈谈阵亡和伤残抚恤问题……”刘牧州继续说道，搞优抚工作是件稳定人心的大事，过去因为没打过什么大仗优抚相对简单。这次伤亡人数较多，工作就比较复杂了。当下将优抚待遇和条件大致通报了一下。
这时候吴迪说：“优抚上面的开销还是很大的，我希望执委会考虑能否设立一个专项的基金或者干脆就搞一个军人保险。”
保险是金融系统一直鼓吹的制度。因为临高的经济规模小，商业活动也不够发达，加上大部分经济活动是国有企业，所以保险制度被视为“非急需”的体制建设，一直延后。不过金融系统的人一直没有放弃这方面的努力。
现在的军人抚恤正是一个绝好的推进保险制度的机会，所以吴迪立刻抓住了这个机会。
他的提议是先从社会保险制度搞起。
“等于是变相强制储蓄。”吴迪说，“暂时我们的商业保险需求量不大，可以把社会保险先搞起来。否则未来的养老、医疗、优抚方面的开销会逐年增加，所以这方面要早下功夫抓起来。”
首先在军人中推行强制保险制度，军人必须缴纳军饷收入的若干比例作为保险，这份保险用来支付军人死亡、负伤、残疾的抚恤费用。
“……如果军人在退伍的时候一切平安，这笔费用可以以现金的方式直接发给他，充作退伍费。”吴迪对这个方案已经考虑了很久，“我们同时可以在职工、公务人员身上推行推类似的政策。对我们稳定金融和社会秩序都有很大的好处。特别是现阶段还不需要大规模的支付各项社会福利的空档期，正好是积累资金的最佳的时间。”
社会保险可以说是借新债还旧债的滚动式支付，现在抓紧时间把基金做大，以后的政府投入就比较有效。吴迪特别强调这一点，打动了不少人的兴趣。邬德原本就很注重军人优抚的事情，现在看到吴迪拿出这么一个各方面都有利的方案来，他当即表示支持。
其他人也没有反对，于是决定委托德隆银行就这个问题进行专项调研，提出方案供元老院开会时候审核。
会议接着又通过了关于抚恤、善后、评功授勋、庆祝活动、伤残退伍人员安置和民兵复员优待的一系列政策。
这些工作大多涉及到民政事务，刘牧州忙得一个劲的记笔记，还要把从BBS上接收到的各种相关的元老提案提交给会议审阅――民政人民委员会没有正委员，他这个副职实际就是正职。
会议结束之后，刘牧州急匆匆的回了自己的办公室，他马上着手安排人去当澄迈善后局的“执事”。他准备将澄迈作为重点，首先啃下来，为后面的各个州县积累一点经验。
这个人选非常要紧，因为接下来他准备让此人来当驻澄迈的办事处主任――实际也就是未来的县长。
组织处给了他一份有志于服务地方行政的元老的名单和简历。刘牧州选了一个叫费祀的人。很快他的档案就到了民政委员会的办公室里。刘牧州给费祀打了个电话，让他准备下行李即刻报到。
随后他又打电话到芳草地，要胡清白看看行政班里有没有合适的土著学员可以作为工作队的成员派遣。正在忙活间，忽然杜雯来了。
“杜主任，你怎么有空来了？”刘牧州赶紧起身招呼。不用说这位社会工作办公室主任又要来面授机宜了。刘牧州很不喜欢她来插手，但是一点办法也没有，轮到下乡建立基层政权的经验和对农村社会的调研，没有人比她更高明了。
“有点事情，”杜雯毫不客气的一屁股坐在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澄迈那边是新区，我本来想亲自去走走看看，不过临高的事情也很多……”
“是，是，现在临高正在全面建立村级政权，您的事务很繁忙，这里的工作也离不开你。”刘牧州赶紧说道。
从级别上来说，杜雯是刘牧州的部下，但是刘牧州知道论及在穿越集团中的当领导的资历，杜雯远在他之上，特别她还是社会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业绩斐然――光一个临高剿匪期间在十三村地区的社会工作就足以自傲了。
也正是因为这样，刘牧州很怕她来插手，因为她一旦对政策实施指手画脚，自己是很难拒绝的――人要理论有理论，要实践有实践。
杜雯用一种“你在想什么我清清楚楚”的眼光扫了他一眼，往椅背上一靠：“我们社会工作部原本也是应该去澄迈作深入的社会调研工作得。现在我没法去，就推荐个人吧。”
“你要推荐谁呢？”刘牧州回忆了下社会工作办公室里的人员，原本只有杜雯和董薇薇两个，后来有过一个午木，但是又被调走了，现在应该还是一个只有主任、副主任的部门。
“刘月菲。”杜雯说，“这个人刚调到我们部门不久，很积极。”她说这话的时候有点不自然，“太积极了。干脆让他去外调好了。”
“是女生？到这样的准治安区工作恐怕不是很方便……”
“是个男人。”杜雯的言辞中很不屑，“你怎么安排他都可以――他的积极性很高，你可以先安排在澄迈，以后再安排到琼山……最好把整个海南岛都调研一遍。”
“好，社会调研也是很要紧的工作。既然他对这个很热衷是再好不过。”
杜雯无所谓的点点头，刘牧州感觉她似乎是松了一口气。接着她又说：“另外，我想就现阶段社会工作提几个意见。”
“洗耳恭听。”
“妇女工作。”杜雯着重说了这四个字，然后她很满意的看到刘牧州没有下意识的皱眉，“我们对本地的妇女动员的不够，宣传的不够。”
刘牧州的确是洗耳恭听。杜雯说得话不能算错，刘牧州知道海南的妇女其实很能干，吃苦耐劳方面甚至胜于男子。但是大家对妇女工作这块一贯认为是杜雯的恶趣味，所以基本上是不予理会。
“所以我建议，在这次派遣的工作队班子里一定要结合土著的妇女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