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野史-第120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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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简大员抵印度时，须详言中国受洋药之害已数十年，非不欲迅即禁绝，奈自今关税亦以此项为大宗，实亦难于禁止；而印度向以栽种罂粟为立国之基，若骤欲禁绝，揆情审势，亦断办不到。现在彼此商议以三十年为限，每年印度运到中国洋药，以九万箱为则。自立约之年起，此九万箱统由中国派员设局收买。以后按年递减三千箱，至第三十年限满，洋药即可断绝。印督须将此意，晓谕通国种植罂粟之人，遵照按年少种三千箱之罂粟，减至三十年，此患永除。在中国不禁之禁，而在印度并不减少饷源，又得禁止毒药害人之美名。此三十年中，尽可设法变计，讲求树艺黍稷，皆能获利。又必须印督允准，除中国收运洋药之外，他商一概不许购买，即香港、新嘉坡、槟榔屿等处所需烟土，历年若干，亦应由出使大臣与英外部商定，查明按年递减，不准溢出原数，致被滋蔓。其印度属地有产洋药之区，亦由印督行知照办，并须印督派员在各该属从严稽查，以杜偷、漏、浮、冒诸弊。至外洋各口抽收税课，亦须商令照中国各口一律，以免畸轻畸重，致生弊端。
（一）印度洋药价值，自立约开办之日起，每箱需银若干两，此三十年内，不得加减。在印度设局收运，必须验明真正好土，然后按箱给银。
（一）印度总督须保其洋药除中国收买之后，不得分毫余胜。缅甸等国，一概不准购买，以免浸灌云南等省。
以上四条，与印度总督、英国外部商定之款，增损随时再酌。
（一）既与印度立约收买洋药，则中国罂粟本干例禁，自应请旨严饬各直省禁绝，否则无以服印度之心。
（一）设立总局，拟名曰“督销洋药局”，取销毁之义，派员总办，由此洋大臣主持，即在天津创设总局，香港、上海各设一总厂，其通商口岸各设分局。查照历年洋药进口税册，各该口每年进口若干箱，即分运若干箱，只准照此定数，亦按年递减，不准加多。
（一）洋药税课，每箱输关平银一百八十两，内拟提出十八两充作公费。缘开办之际，设局有费，缉私有费，察探有费，及逐年递减，通都僻壤施药劝戒，一切皆应有费。皆出自公费之内，非十中提一，不能敷用。
（一）洋药运到，各口存置栈房，不得零星寄顿。售出若干，即纳税若干。其税仍在该口新关完纳。无论运往内地何处，厘捐一概免完。各关监督、税务司、应令会同督销局，认真查察。
（一）在印度买洋药时，价值必须一律。抵中国后，除去印度原价及沿途水脚、保险、关税等项，其各口卖价，须由总局核定，禀报稽考。
（一）此项收买洋药之款，应由总办自向银行立约，言定在印度收买若干，即由该银行付银若干。俟洋药抵华售出，将银付还。其间往返，约两三个月，均以每年每百两七两合算，按月付息。其设局建厂栈各款，须各向银行借垫，即于每箱扣提十八两内，分年加息付给。均由总办之员，自行担承经理，如有短付情事，与国家无涉。
以上六条，乃中国自行办理之大略。所有详细节目未尽事宜，随时禀请核办。
九年正月，总理衙门仍持七年左相之议，奏奉谕旨，饬出使英国大臣曾纪泽，将洋药加征税厘一节，与英外部商办，议久不决。十年九月初五日，奉皇太后懿旨，著户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同预筹军饷。十二月初八日，户部等衙门议上《开源节流疏》，其一为推广洋药捐输。内开“查广东省光绪初年筹备海防，由藩司招商黄近源包抽通省洋药，捐银每年认交洋银四十二万圆，五年为满，每年递加二万圆。嗣于光绪七年，经两广督臣奏准新商李玉衡自光绪六年接办，每年包抽洋银九十万圆，仍五年为满。各省如能仿照广东办法，招商包抽，每沿海各省以百万两，不沿海各省以数十万两为率，均可得银数百万两。惟各省水陆情形不同，或有不能仿办，自应另筹办法。
查《通商善后条约》内开洋药只准在口销卖，一经离口，即属中国货物，只准华商运入内地，外国商人不得护送，其如何征税，听凭中国办理等语。是运入内地之洋药，如何征税，按照条约，洋人原不能干预。今拟不分洋药、土药，发给华商行坐部票，按票捐银，以助军饷。其行票一项，应填写商人姓名、籍贯，按年请领。每票定以十斤，每斤捐银二钱，经过关卡查验另纳税厘，并由各关卡于部票内，填注该货经过年、月、日上，盖印戳为凭，以杜重复影射。无票者，将货充公，并行严办。于行店坐票，填写铺户姓、名、字号、住址，无论资本大小，按年令捐银二十四两，每年仍换票一次。如无票者，不准开铺售卖，并行惩治。惟洋药一离口岸，散漫难稽，且私带私贩，如何防杜，应俟各省议覆定章，一律举办。其未经离口之洋药，仍照条约办理，不在此例。”十二月，曾大臣电奏“洋药税厘，现争到一百一十两，刻将议约”等语；而香港设局未据陈及，盖设局香港仍办不到也。
先是，左相督军闽省，奏请加闽省洋药厘金二十两，合原征之数共为八十六两，令江、浙各省一律加重，以免避就。苏省因于十一年二月十九日起，每百斤先加银二十两，浙省亦自四月初一日起，照加二十两，仍按开源节流议内所加之数也。
二月十五日，户部、总理衙门会奏曰“查原奏内开值此时艰饷绌，财源无可再开，拟请将局征华商洋药税厘，量予加重。
闽省洋药进口，每百斤完洋税银三十两，照旧办理，至进口后，华商贩运行销，每百斤征华税银三十两、票税银十五两、厘金银十六两、军饷银五两，共征银六十六两。今拟请加增华税银二十两，应收耗余各款，照章随正加缴。厦门向归包征，责令核数加缴。惟江、浙、粤东各省，若不一律议加，私贩避就充销，有碍大局。仰恳敕下江西、浙江、广东各省督抚，一律加重征收等语。臣等窃维洋药一项，流毒已深，一时禁绝未能，则加重税厘，正可藉资补救。第恐抽厘愈重，走私愈多，必须设法严查，方不致有名无实。左宗棠等以时艰饷绌，财源无可再开，请将局征华商洋药税厘加重，自系实在情形。拟请旨先行照办，以济要需。原奏又称闽省洋药华税议加，江、浙、粤东各省，壤地相接，若不一律加收，私贩避就充销等语，此亦势所必然，所虑甚是。应请敕下江西、浙江、广东各省督抚，一律加重征收，以杜奸商，而维全局。再江南为南洋总汇，上海尤为商船所聚，拟请一并敕下两江督臣、江苏抚臣，将洋药厘金酌量加重，以归画一。至严防偷漏，设法稽查，是在各省将军督抚委任得入，认真办理，庶私贩可绝，而实效可期矣。”
又片奏曰“洋药一项，除洋税定章每百斤征银三十两外，各省厘税，尚未画一定章。在抽收局所，惟恐彼盈此绌，暗地减成；在贩运客商，无不避重就轻，任意绕漏。查光绪七年大学士左宗棠奏请加重洋药厘金，据各省督抚覆陈直隶津海关向章，每百斤收正加厘捐银二十四两，地方善举耗资等银八两零；山东东海关向章，每百斤收厘金银二十四两；江苏、上海向章，每箱收厘金银二十五两，减为五五折；镇江每箱三十余两，减为四折；浙江宁波、温州向章，每百斤收厘金银三十四两，洋行、土行劳金六两；广东向章，每百斤收厘金银十六两，贴饷七两，海防经费膏厘元茶每百斤共收银四十八两三钱，白茶每百斤共收银五十六两六钱；江西九江关向章，由华商完纳水路洋药税银三十两；湖北汉口、宜昌向章，每百斤收钱二十余串；安徽芜湖关向章，仿照九江关办法；福建向章，与该大臣等此次所奏相同，惟尚有府局征厘四两八钱，及随缴各款耗余银两不计收数。此外，尚有商人包抽之法，此省有而彼省无，内地厘金之捐，此省轻而彼省重。至于未通商各省口岸局所，则有洋药、土药分别，抽收亦有不论洋药、土药一律抽收，且有与百货厘金合并抽收。办法既属参差，抽厘遂无确数。今且以洋药行销各口之数言之，上海、镇江二口，每年约销二万五千余箱；天津、牛庄、之罘三口，每年约销三四千箱；宁波、温州二口，每年约销八千余箱；福州、淡水、打狗、厦门四口，每年约销一万七千余箱；汕头、广州、琼州、北海四口，每年约销五千余箱，九江一口，每年约销一千数百箱；汉口一口，每年约销三千数百箱，合计每年各口，约共销洋药七万箱上下。
以报部抽厘之数言之，福建省每年报收厘金等款约银四十余万两，广东报部厘金数目仅二十余万两，江苏行销洋药最多，每年所收厘金不过十二三万两，浙江未据分析报部，其余各省，仅数万两、万余两不等，合计每年各口，除征收洋税二百余万两外，约共收华商税厘银一百万余两。夫以行销数多如彼，而报收数少如此，是抽收款项，多寡不齐，抽收章程，疏密不同，其间偷漏之患，中饱之弊，必有所不免。然尚能报收华税银百万两之多。若使各省一律征收每百斤合华商纳厘税银八十余两，姑不论英人每年运来香港洋药皆在十万余箱，即以每年进口有税洋药七万余箱计之，应可收银五、六百万两，实于军饷不无裨益。今该大学士左宗棠等，奏请闽省加增华税等因，已由臣等会同另折议覆。复念及通商各口，处处相通，不特江、浙等省，壤地相接，商贩必多绕漏，即如从前上海、镇江，减折征收，销数比他省为多，收数比他省为少。而直隶、浙江，皆以商贩避重就轻偷运沪上为言。应并请旨饬下直隶、山东、安徽、两湖各省督抚，照章一律加征，除洋税著有条约，应照旧办理毋庸议加外，至通商各口岸洋药进口，以后华商贩运行销，每洋药百斤统令完纳厘税银八十六两，向归包征者，应令按箱核数加缴，向有随征余耗等款者，酌定确数抽收。均在接奉此次谕旨后，赶紧定章。自光绪十一年四月初一日起，一律加征，不准藉端延宕，以杜畸重畸轻之弊。商人知随所往皆需此数，则趋避之术穷，偷漏之数自少。并令各省仿照浙省向办稽征厘税章程，于洋关之前设立局所，每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