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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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大兵压境，曾纪泽桌上顶牛，俄国并不想硬碰硬。怎么让兵去牛走？唯一的办法，是抓紧签约。

仅仅两天，沙皇下令格尔斯赶紧与曾纪泽签约，以免节外生枝，夜长梦多。

1881年2月24日，《中俄伊犁条约》应俄方要求在圣彼得堡签订。这个条约对中国而言，在领土、主权方面，当然比崇厚所签订的条约，有了很大的改变。但因为崇厚前面已签订一份条约，这次属于“改约”，俄国为了达到目的，避开左宗棠、曾纪泽，直接恫吓清廷，所以最后结果对中国依然十分不利。中国虽争回大片土地、主权，但赔偿的卢布增加到900万，比原来反倒增加了400万。本质上仍然是一个不平等条约。＇6＇

这个条约签得太快了。但快对中国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如果再磨上半年，俄国发现左宗棠回京真相，则中国又将由主动变成被动。

20年前，潘祖荫说得一点没错：“是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也。”没有了左宗棠的威慑力，伊犁能不能收回，新疆能不能再守住，未知数了。一个从体制到人都彻底腐败了的朝廷，气数将尽，终究不是一个人就可以一直撑起来的。

但不管怎么样，左宗棠在最危险的时候，撑住了清朝大楼最危险的西北面危墙。

1882年3月22日，金顺作为新任命的伊犁将军，正式率领清兵，浩浩荡荡开进伊犁，结束俄国对中国领土达11年的殖民强占历史。＇7＇

新疆全境的成功收复，比外人预想要容易。左宗棠真正用在新疆打仗的时间，不到两年。北疆仅半年多便全部收复，收复南疆也不到1年。

迅速取得成功，原因在以下几点：

一是清廷听取了左宗棠的意见，改变最初的犹疑不决、摇摆不定，坚定了收复决心；二是左宗棠出师的性质正义，出师前定位准确，得到民众的支持；三是左宗棠制定的“先北后南”战略、“缓进急战”战术完全正确；四是西征军组织纪律严明，练心、练胆，气势逼人，行动上雷霆万钧；五是左宗棠制定了正确的俘虏政策，“攻心战”作用巨大。此外，左宗棠作为军事统帅超凡的个人魅力、前线将士的英勇奋战，以及胡雪岩提供的良好后勤保障，都对战争超常顺利，有着重要作用。

这也证实：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胜利往往要靠政治与军事两手交替使用。前期的政治战略决策，比纯军事的嗜血斗狠，重要得多。也正是基于这个考虑，左宗棠5年里的主要精力，多花在政治运筹与军事准备上。

这是晚清在领土谈判上唯一的一次扬眉吐气。

至此，新疆全境收复。

回想5年前，慈禧太后征问左宗棠：收复新疆，要多久？答：全部收复，需要5年。今天，左宗棠如期兑现了自己对朝廷的承诺，在忍辱负重中承担起个人对中国与历史的责任。

事情办好了，荣誉与利益，自动扑面而来。左宗棠要被委以重任，登上一生权力的巅峰。

处理关系不怎么用心的左宗棠，怎么告别做当代诸葛亮，来当好军机大臣？

＇1＇　伊犁作为中国的领土，最早见于《汉书》。伊犁名字，来源于伊犁河。“伊犁”两字为维语，取义于“犁庭扫闾”，意思是“将庭院犁平整，用来种地，把里巷扫荡成平墟”。简单地说，伊犁就是“光明显达”的意思。伊犁先后称过“伊列”、“伊丽”、“伊里”，定名“伊犁”，则到了乾隆年间。清朝统一西域，1762年设立“总统伊犁等处将军”，作为最高行政和军事长官，统辖天山南北各路。

＇2＇　1870年4月，天津发生多起儿童失踪绑架事件。育婴堂中有30多名孤儿患病而死；每天有数百人到坟地围观，挖出孩子的尸体查看。民间开始传言：怀疑外国修女以育婴堂为幌子，绑架杀死中国孩童当药材用。民情激愤，士绅集会，书院停课，反洋教情绪高涨。教堂人员与围观人群发生口角，抛砖互殴。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要求崇厚派兵镇压，前往教堂的路上，与知县刘杰相理论，怒而开枪，打伤知县的远房侄子刘七。民众激愤之下，先杀死了丰大业及其秘书西门，又杀死了10名修女、2名神父、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望海楼天主堂、仁慈堂、位于教堂旁边的法国领事馆，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其他4座基督教堂。

6月24日，以法国为首的七国公使开军舰来到天津，向总理衙门抗议。清廷派曾国藩来处理。

曾国藩到天津即发布《谕天津士民》，对天津人民多方指责。他确认育婴堂并无绑架杀死中国孩童当药材，当场处死涉嫌杀人的中国民众18人，充军流放25人，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赔偿法国等损失46万两白银，并派崇厚出使法国道歉。曾国藩这样处理后被国人痛骂“外惭清议，内疚神明”。

＇3＇　俄方谈判代表若米尼当时公开放风说，“只有痛打他们（中国）一顿，才能使他们老实下来。”私下里却说，“但是我得承认，这种必要的做法，对于我们涸竭的财政来说是十分困难的。”

＇4＇　抬棺上阵的发明人是《三国演义》中曹魏将领庞德。庞德因惧怕蜀汉将军关羽，才抬一口棺材去拼命。左宗棠一介书生，不是武夫，但他从这个故事里得到启发，跳出逞强斗狠的匹夫之勇，赋予了它战略意义上的政治与军事含义。这就是当代诸葛亮在活学活用。

＇5＇　鲍超（1828－1886），湘军著名将领，字春霆，四川奉节人。隶属湘军水师，1856年改领陆军，所部称“霆军”，是湘勇有生力量之一。与太平军转战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广东等省，官至提督，封子爵，一生参加过500场以上战役，身被伤108处。1880年被清廷授湖南提督，为保卫伊犁奉命召集旧部，驻守直隶乐亭（今属河北），加强防务。《中俄伊犁条约》签订后，又称病辞职。

＇6＇　1880年7月30日，曾纪泽带领随员抵达圣彼得堡。俄方以条约一经签订，不能更改为由，拒绝开议。几经交涉，才表示同意。8月23日，中俄双方举行首次改约会谈，曾纪泽提出交还伊犁全境，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交界仍照旧址，领事只添设嘉峪关一处，新疆贸易不能处处免税等六条“改约”意见。俄方认为这是“将从前之约全行驳了”，决定不以曾纪泽为谈判对手，另派沙俄代理外交大臣吉尔斯和布策来北京谈判，以便就近直接对清廷施加压力。清政府获悉吉尔斯和布策即将来华，“深恐大局不可收拾”，立即指示曾纪泽作出更大让步，力争在俄定议。10月2日，中俄圣彼得堡谈判复会。在此后的长期谈判中，双方就交还伊犁、赔款、喀什噶尔与塔尔巴哈台界务、通商、松花江航行、添设领事等事项进行反复交涉。俄方代表恣意勒索，态度强横，动辄以“中国若仍不允，则不得在俄再议”相要挟。

＇7＇　光绪年间，金顺与被派往新疆办理勘界事宜的大臣升泰总是发生意见分歧，而升泰为了避免争执，遂借口生病起程返京。清廷遂以“擅自回京，玩忽职守”罪欲严办升泰与金顺二人，后念及边疆紧要，正是用人之际，才从轻发落，将二人革职留任。1887年，金顺应召回京述职，途中因宿疾发作病逝，清廷追封其为太子太保，谥忠介。

第十五章　军机之谜

挑战陋规

1880年11月14日从哈密起程，1881年2月24日，左宗棠终于抵达北京。

左宗棠此时已经69岁高龄。他知道，此生要永久告别新疆了。

回程前，想起30年前与林则徐湘江夜谈，他心里隐约生出一些不安。保卫边疆是万里西征的第一步，建设好边疆才是自己真正的历史责任，也是林公事业托孤的大愿。

在西北13年，在新疆5年，左宗棠有空就抓紧建设。他先后创办了西安制造局、兰州制造局、兰州火药局和甘肃呢织总局（兰州机器织呢局）等新兴企业。

1877年，他将在福建办福州船政局的经验带进甘肃，创办了甘肃呢织总局。这是甘肃省第一家大型轻工业企业，也是第一家引进德国先进技术的大型经济体，引领了中国西北办洋务的潮流。＇1＇

甘肃织呢总局当时不仅在西北是独家首创，在中国机器毛纺织业上也是开历史先河，在近代中国纺织业史上更是肇始启后。

像到陕甘后发现农民种桑养蚕是因地制宜，可以让当地脱贫致富一样，左宗棠创办甘肃织呢总局，基于西北地理条件下，盛产的羊毛是一座埋藏的富矿。

左宗棠自述：“陇中空苦荒俭，地方数千里，不及东南一富郡。”在这个穷得让口袋发愁的地方叫苦，就像躺在金矿上喊穷一样无知，因为这里羊毛之多，冠盖全国，“但取以织褐织毛毯，价不甚高，业之者少。羊毛每斤值银一钱几分，每年可剪两次，民间畜牧之利，以毛为上。”

但真要将甘肃织呢总局从构想变成现实，是一件耗费心血的事。

左宗棠每次办事虽然出手大气、豪爽，但调查时总是格外细心、谨慎。1877年冬天，他尝试安排兰州制造局制造委员赖长自制水轮机，用羊毛织成一段呢片看样品，拿来棉布织品一比较，无论是手感、舒适度还是质量，羊毛呢片都好到哪里去了。

他决定正式创甘肃建织呢总局。

统帅做事，第一重要的能力是拍板。但定下来后，第二重要的能力在用人。

会办这事的人不用找，手头就有。谁？胡雪岩。

1878年，左宗棠写信给胡雪岩，要他想方设法帮自己买来织呢的机器，运到兰州。

胡雪岩当时在上海担任采运局补用道，对国际采购业务了如指掌，他马上交给上海同德商泰来洋行一个名叫嗲喱口己的经理去办。

嗲喱口己满口答应下来，他先取得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同意，然后这边聘请德国技师前兰州设厂，那边则通过德国亚享地区织呢技师石德洛末，一口气从德国买来各种机器60多架。其中，24匹马力、32匹马力的蒸汽机各1架，织机20架，其他大小配件，数以千计。

嗲喱口己将这些大大小小的机器装了4000箱，通过海上航道，从德国运到中国。这倒还容易。但在海港卸下机器后，通过中国内河，只能运到湖北汉口。从汉口到兰州，不绕这一点弯，也有1700多公里，全是荒山陆路。这些庞大生沉的铁器，转运变得异常艰难，费工费时。

这4000箱机器怎么运到？左宗棠安排人想尽了办法：小部件机器，就几箱直接堆放在小船上，再由几个人用肩膀抬着船，一路跋山涉水，扛到兰州府；大部件的机器，就先拆成零件，再打包装箱，按小部件机器的方法运。但碰上特别长的机器零件，经过狭窄的山路时就犯难了，卡住了，过不去。于是又派人先去将山路凿开阔，将两旁的树枝砍掉，再几个人抬过去。

人工抬与扛，这样霸蛮苦干，经过1年多时间，到1880年4月，所有机器硬是被左宗棠安排全部运到了兰州。

那边运来机器的同时，兰州这边也没闲着。左宗棠委派赖长主持厂务，将厂址选在兰州通远门外前路后营基址（今兰州畅家巷），厂房分东厂、中厂和西厂三部分。

德国人造的机器，中国没人会操作，怎么办？左宗棠采用福州船政局同样的办法，高薪聘请德国员工来（工程师月工资白银150两），签订合同规定：德国员工一方面是织呢局的员工，同时也是中国工人的师傅，负责把整套技术传授给中国工人，但他们与织呢局，是只有合同时限的纯粹雇佣关系。

织呢局高薪聘用德国籍机匠13名（另说7名）。为降低生产成本，普通工人只在陕甘士兵中挑选。工资发放则规定，匠人每月白银7两多，艺徒每月白银3两多。休假安排是：工人每天工作11小时，每星期休假1天，一年放5天年假，三大法定节假日：万寿圣节日（皇帝寿辰）、端午节、中秋节，各放假1天。

筹建工作全部到位后，1880年9月16日，甘肃织呢总局正式开工生产。机器一天轰隆隆干下来，可以产呢8匹。每匹长50尺、宽5尺，合40丈。投资生产后，核算成本，购置机器、运费、建造厂房、员工薪资全部加在一起，花费白银超过1百万两。

左宗棠费尽心血建成甘肃织呢总局，在中国工业史上虽有开创性的意义，在当时生产赢利情况如何呢？不尽人意。

最大的问题来自产品销路。大西北的老百姓祖辈没见过昵织品，没兴趣消费这时髦玩意儿。而运到中国沿海地区去卖，竞争对手直接是欧美商家，人家全是熟工熟手做的，产品质量比你过硬。你降低价格卖掉，兰州走陆路的运费，却是欧美海运的数倍。

甘肃织呢总局在成立当时，注定是个赔本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