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宋王朝-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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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宋王朝》 第一部分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2） 一、“仁爱”和“民为本”是宋朝的主轴线 同所有的朋友一样，我读书也是从“关关雎鸠”开始。先秦诸子的光辉思想的确让我陶醉，同样使所有读它的人陶醉，古往今来多少人都在研究它，哪里还会有我耕耘的土地？我只好往下读，秦汉六朝，血腥味太浓了，我不喜欢。唐朝，血腥味依然不减，我还是受不了。到了宋朝，我陡然发现，那个军阀出身的赵匡胤，在陈桥兵变时与众将相约：你们让我当皇帝，就必须听我一句话：回到汴京城，不准乱杀一人，违令者斩！这真是一句让人钦敬的话！要知道，赵匡胤的时代，是一个杀人杀了一百多年的血腥时代！或许有人说他是在做秀，但能够把秀做到这种程度，而且付诸实施，你还能责怪他什么？建国以后，他又立下严令：普天之下皆我赤子，绝不允许任何人草菅人命。他又为子孙后代定下规矩：除谋反者、贪污者、失入死罪者之外，所有大臣都不得处以死罪。这三条定得多妙：谋反当然罪不容诛，任何王朝都是如此；贪污受贿，今天也是死罪；只这第三条，恐怕还没有那个皇帝提出来过。什么叫“失入死罪”？就是官吏们误把不该判死罪的犯人判了死罪，朝廷会毫不留情地追究他的刑责。这样的仁政，恐怕是连孔子、孟子都难以想象的。我有些不相信，于是翻检所有宋籍，最后惊奇地发现，终宋一代三百多年，被明令误杀的人真的只有靖康时期的陈东、欧阳澈和绍兴时期的岳飞父子数人，就连指着鼻子骂秦桧的胡铨等人，也不过受了些流放之苦。这并不是说那些奸臣有什么好心眼儿，然而“祖宗法度”的约束力量一直起着巨大的作用，迫使任何人都不敢轻易妄杀臣民，则是那段历史中的真实，而这种真实又是今天许多人不甚了解的。宋代大大小小的党争不下六七次，如庆历党争、元祐党争，两派政治势力水火不容，但却没有哪个官员因为“站错了队”而遭受杀戮。按说王安石也算个铁腕人物了，但他不敢轻易杀人。不仅如此，就是那些被贬的官员，也很少有“永不复用”的情况，往往惩戒之后，重新启用。想想两晋时期，杀人比杀只小鸡还要率意；想想明朝，一个胡惟庸案，就杀了数万人，一个蓝玉案，又杀了数万人，至于蒙古贵族统治下的元朝，就更不用说了。元朝的戏剧家们为什么会塑造出一个包公的形象？一方面说明元朝统治的血腥，另一方面恰恰说明宋朝统治者明显而清晰的“以人为本”思想，元朝士子羡慕宋朝人，渴望有那么一个相对清明的朝廷，他们只能把这种渴望通过戏剧的形式表达出来，吐吐胸中的块垒。关于民本的思想，先秦时期就有不少思想家提出来，而“民为本”是要以“社稷次之、君为轻”作为前提的，一个帝王如果不是从心底里重视他的臣民，爱养他的臣民，甚至把自己放在与臣民差不多平等的位置上，怎么可能做到以民为本呢？如果我们还不信，那就把历史翻一翻，比较一下，自会得出结论。苏轼是大家熟悉的人物，在“乌台诗案”中，有人想把他置于死地，神宗大笔一挥，判他流放黄州。为了不伤朝廷的面子，也不伤苏轼本人的面子，还特地给他留了个“黄州团练副使”的官衔。“有人想把他置于死地”不足为奇，奇的是宋朝最高统治者却从不轻易把人置于死地！ 对官吏如此，对偏安伪国、域外异族、国内叛逆又怎么样呢？太祖赵匡胤在位时，几乎平定了南方所有偏国，在征讨这些国家时，他总要对出征的将帅千叮万嘱：除了非杀不可的顽固分子外，只要他们投降，决不可妄杀一人。大将王全斌征讨蜀国，为了防止蜀人叛乱，坑杀了两万多蜀卒，赵匡胤大怒，把他贬到随州十来年不用；征讨南唐李煜之前，赵匡胤又预先把尚方宝剑交给总帅曹彬，谁敢妄杀降人，不用请示，就地处决！吓得副帅潘美等人直吐舌头。他还悄悄嘱咐曹彬：对李煜的家属，一个也不能杀。几乎所有偏国的大臣，到宋朝之后都做了官，而且与宋朝官吏一视同仁。没有阔大的襟怀和对人的爱护，哪个帝王敢冒这样的险？太宗赵光义完全继承了赵匡胤的思想，所以才义劝杨业投降，才有了后来的杨家将。要知道杨业是个相当顽固的北汉大将，连北汉主刘继元都投降了，他还在顽抗。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太宗杀了杨业，有谁会说不应该？ 由于历史的原因，宋朝一直处在外敌威胁之下，北有契丹，西有西夏。宋朝对这两个国家的一贯政策是“和”，只有在他们入侵时，才不得不以刀兵相见。从宋真宗始，一句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就是“普天之下皆我赤子”，意思是异国的士兵也是苍生，不能随意杀戮。这其中固然有懦弱、畏战的心理，但不愿让自己的士兵和异国的士兵成为无定河边的枯骨，也是遵从着赵匡胤的一贯思想。对于国内的农民起义，哪个朝代不是坚决镇压？宋朝之前之后，谁听说过“招安”这个词？《水浒》里那个呼保义宋江，虽然犯了不赦的反罪，朝廷还是给他出路。《皇宋通鉴纪事本末》里明确记载，征讨方腊的三军之一就是宋江。 宋朝大多数的皇帝对狱讼之事也十分重视，看看《宋史》、《宋会要》诸书，就会发现，大赦、减刑一类的记载触目皆是。逢到天气酷热或者严寒，“理狱囚”是皇帝必下的一道诏旨。所谓“理狱囚”，就是让狱吏改善囚徒们的生存环境，确保他们不要死在狱中。逢到大庆大典、水旱灾情，“大赦天下，减死刑、减徒流”又是宋朝皇帝必下的一道诏旨。大赦天下并不是把狱中的犯人都放出来，而是死刑减为不死，流放三千里减为流放二千里之类。宋朝皇帝最感欣慰的一件事是“狱空”，哪个州县真能做到牢狱全空，这位官员就会受到表彰和嘉奖，“狱空”这个词，在别的朝代很少出现，仅此一点，足能说明不少的问题。任何一个朝代不可能没有法律，但宋朝法官在执行条文时，大都就低不就高，这种做法反映的当然是最高统治者的思路。为了严防误杀，朝廷还特地在各路设有“提点刑狱”一职，目的就是监督州县官员在审理狱讼中有没有差误。
《赵宋王朝》 第一部分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3） 二、文人治国的全新思路 文人治国是赵匡胤为子孙后代定下的一条基本国策。现在看来，这几个字并没有太让人感动之处，但在他那个时代，能有如此清晰而进步的思路，实在难能可贵。众所周知，唐朝是个尚武的王朝，五代十国时期更是武人专权，动辄杀伐。赵匡胤是从五代走过来的人，在那样动乱的年代里，老百姓过的是什么日子，他是亲眼目睹的。他本身虽是个武夫，但有一颗仁爱之心，他把老百姓看成是人，而不是可以任意宰杀的动物，这是他与其他军阀截然不同之处。正是由于这一点，决定了他所建立的王朝，是一个“抑武重文”的全新政治理念的王朝，是与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元、明、清都不一样的王朝。在赵匡胤看来，文人是一批读过书的人，懂得圣贤大道理，用这样的人治理国家，要比用武夫专政文明得多，温和得多。这一点，在他刚刚执政时就已经显现出来，所谓“杯酒释兵权”，就是实施他“抑武”的第一步，随后他大胆任用书生赵普，又匆忙恢复国家科举，选拔有用之才。与此同时，他对武人滥杀严加惩处，哪怕是在收复伪国时，只要敌人投降，就不能再杀。在宋朝，军队主要用来抵御外侮，而地方州郡长官则统统改由文人担任，这就有效地避免了武夫悍卒欺压民众的顽弊。当然，官吏的好坏并不能全以文、武区别，宋朝的皇帝们也深知这一点，所以特地为州县官员制定了“亲民”之条，凡是在地方官任中有劣迹者，不准再委派同类官职，令其自省。 与之相应的是宋代科举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宋朝的科举在中国科举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几乎所有的帝王都明白：一个王朝的巩固靠的是人才，但历朝历代选拔人才的方法却各不相同，从两汉时期的察举，到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最后都走向一个相同的绝路：不公正。隋文帝创立科举，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此前的弊端，但毕竟是初创，留下的漏洞还有不少。唐代的科举基本上沿袭隋朝，没有太多的创新，连考卷上的姓名都是公开的，这就不可避免地要走向不公正的老路。从考试的内容上说，无非是考诗赋，所以中国的韵书才应运而生。历经五代至宋初，这种情况一直在延续，到了真宗时期，国家考试实行糊名制度，也就是说考官在阅卷时无法知道某张卷子是谁的，这就有效杜绝了考官作弊的可能性。仁宗时期，把科举考试的时间确定为三年一次。王安石变法，改考诗赋为考经义，他的理论是：学子们必须懂得圣贤之道，中了进士，才能按圣人的思想去治理国家，管理人民，如果学子们从小只会写诗作赋，怎么能有治国理民的能力？他的这种思路，为后来历代统治者所接受。至此为止，中国最近乎完善的考试制度建立起来了，尽管明、清时期考试内容又走向僵死，但它的公正性却是无可挑剔的。宋代确立的糊名、关防等制度，可以说一直沿用到今天，考试要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主旨和精髓，也一直沿用到今天。这其间并非没有人想再改变，文革时不是改为推荐上大学吗？那种做法对于所有青年人来说公平吗？那其实就是汉代察举的翻版，所以行不通是必然的，重新恢复高考制度也是必然的。由于有了合理而完善的科举制度，宋代选拔人才就有了根本性的保证。从理论上说，这些人都是饱读圣贤之书的人，又受到国家的充分重视和肯定，他们应该是治国理民的理想人选。在宋代，的确出现了许多良吏，这与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和制度保证是密不可分的。又有人会说：文人治国就那么好吗？文人就没有无德、无行、无能、无耻之徒吗？如果从微观上讲，这话绝对正确，文人的无德、无行、无能、无耻在宋代不仅有，而且表现得十分充分。但如果从更高的层面上说，站在唐末五代那个特殊的时代来说，它的进步意义和历史意义就凸显出来了。彼此之间无休止的攻杀带给老百姓的是什么？是残杀！而文人治国则没有这样的可能，就算文人再无德再无能，带给老百姓的至多不过是漠视和盘剥，顷刻之间要人命的机会总不算多，更何况宋朝还有对官吏非常严密的考核办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文人治国和民为本，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三、贪赃枉法者严惩不不贷 这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谁都明白，一个贪官污吏充斥的王朝，肯定不能称为圣朝。深知“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的赵匡胤从一建国，就为他的官吏们规定了不容置辩的廉吏政策，看看《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朝廷杀了多少贪官！这种巨大的震慑力，一直持续了好几代，直到哲宗时期，贪官都不多，有那么几个要钱不要命的，也都杀了，这无疑是几代皇帝遵循祖训的结果。上面说到的庆历党争、元祐党争，为什么至今也没有人把对立的两派分出忠和奸呢？庆历初期的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是忠臣，对立面的吕夷简也照样“有功于社稷”；神宗时期的司马光是无可争议的忠臣，与他势同水火的王安石照样是无可争议的忠臣！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之间仅仅是政见上的不同，主观上都是想把国家治理好，没有隐含个人的私利。贪不贪，是衡量一个官吏个人道德品质和思想境界的最基本尺码，一个为官者如果连最起码的廉耻都没有，还侈谈什么为国效力，与民同戚？这个道理不光赵匡胤明白，连我们这些愚氓也清楚得很，关键是有没有铁腕去治理它。对于贪官的漠视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