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威龙中华-第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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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俾斯麦面对诸多障碍置之不理，他所要做的事，反对波兰是次要的，主要是与俄罗斯亲近。他在议会中很客气的反驳反对他的议员们，他问：“一个独立的波兰，肯不肯让他的邻国普鲁士得了但泽与杜伦？不惜将国家利益让与别国，是德意志所独有的。”
郭嵩焘在随薛福成周游了欧洲列国后，曾经感慨地对薛福成说：“和他们比起来我觉得自己很渺小。”薛福成何尝不这么认为呢？他与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人们一起在世界这个大舞台上角逐，每个人都像天上的星星一样闪烁着智慧，胆量和理想之光，在这种光芒的照耀下常常觉得自己的鄙陋，狭小和没有远见。
就拿俾斯麦来说，他一生不知畏惧为何物，这是他武士精神的最好体现。他就是这样勇往直前、孤身一人、坚定不移的向着目的地前进。如果没有这种精神，他就无法将两院的恐吓、君主的疑心、王后对他的反对、诸朝廷的恶意攻击、许多大使的阴谋、外国革命党给他定的死刑，这些诸多障碍置之不理。假若他的根基并不稳固，假如他所做的事情都是错误的，他的胆识过人仍然是德意志人文官的榜样，也是诸多有胆量的人的模范。
然而即使和他做比较，薛福成现在也坚定的认为李健，他的领导人，是这些群星中最闪亮的。李健除了有俾斯麦的胆量，更有超过常人的智慧和远见。正是由于有了李健的指引，薛福成能够很清晰地看清楚欧洲乃至世界的格局，能够正确的把握时代前进步伐的脉搏。至少他能够一眼看穿俾斯麦行动的真正意图，能够准确地估计他下一次行动的方向。李健曾经告诉他外交的秘诀：“我知道你的阅历和经验都不足以和那些人交手，但是你可以跟着一个巨人的步伐和他一起前进，那样你会所向披靡，战而不败。”李健所指的巨人就是俾斯麦。
薛福成有幸见证李健跟随加福尔、加利波第的步伐成就意大利的统一，同时成就中国的崛起和在欧洲巨大的声望。现在李健让薛福成跟随俾斯麦的步伐成就德意志的统一，同时成就中国在世界的霸主地位。
就外交而言，薛福成认为俾斯麦现在所做的是正确的。一个中兴的波兰很可能与俄罗斯及法国联盟以危及普鲁士。但是如果普鲁士不让俄罗斯对波兰担忧，并给以一定的帮助，亚历山大就会难以在当普鲁士为了统一与奥地利作战的时候帮助奥地利。俾斯麦很便宜的就会买到俄罗斯的友谊，他的办法并非要付出一场战争的代价，或者任何流血，不过是签一个字，被波兰商人仇恨罢了。薛福成对此驾轻就熟，中兴的波兰和中国毫无关系，但是如果他在俾斯麦和亚历山大制定好的协议上签字，当中国为了统一在国内进行战争的时候，俄国不会为难中国。薛福成也可以很便宜的买到俄罗斯的友谊，另外加上普鲁士的友谊。他的办法同样也是简单的签一个字，没有任何的付出。只是撤出本不属于波兰的中国红军，以及被共产国际唾骂。
马克思见拉萨尔和薛福成剑拔弩张，他适时地岔开话题：“我和李健有过很深的交往和了解。你们看，他曾经把三个最优秀的年轻人交给我来教导。我知道他了解我们的事业并且一直支持我们。他一直试图帮助我们在欧洲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希望这次波兰的事情不要妨碍我们一直以来的良好合作。”
欧文兴奋的回应：“是的，大哥很了解共产主义，马克思先生的《资本论》正是他出资出版的。他还出钱刊印了无数的《共产党宣言》在欧洲各地散发。我希望大哥能够在中国首先建立一个共产主义国家。那样他就能够更有力的支持我们，在欧洲所有的国家建立共产主义政权。”
拉萨尔冷静地说：“我看未必，我看到的只有即将到来的战争，为了无止境的扩张而进行的战争。俾斯麦已经对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感兴趣了，我知道他在想些什么。”说这些话的时候，拉萨尔显得很沮丧。
薛福成明白拉萨尔的心情。拉萨尔和俾斯麦都在实行着各自的理想，虽然它们完全不同。拉萨尔依然希望俾斯麦能跟着自己的步伐前进，他这样做了，并且做的很好。在俾斯麦的支持下，他在普鲁士成立了德意志工人联合会，为工人制定有关薪水的标准，公断工人间的纠纷，计划制定医疗保障制度。在欧洲还没有哪一个地方有这样的社会计划。俾斯麦之所以这样做并非出自一颗爱民之心，而是出自于对中产阶级的痛恨，因为他们反对并阻碍他的政策。而拉萨尔在他的演讲中极力的反对这帮人，怒斥他们的双重的道德标准。反对党领袖布赫尔曾经关照拉萨尔：“你要小心！就事实而论，你这样做是在帮政府说话。你现在出头讲这些话，然而不久他们就会收拾你。”然而拉萨尔不是一般的人物，他有驾驭的能力，俾斯麦需要凭借势力来反对宪法，实行改革；拉萨尔却是靠发动民众。俾斯麦手中有权势这把利器，他想把这把利器强加给民众来打击他的对手；而拉萨尔却是有民众听他指挥，民众在那儿大吵着要这种利器，拉萨尔却无从给与他们。在这里拉萨尔巧妙的找到了天平的支点，他和俾斯麦用相同的方法来达到不同的目的。他引导着反动派的宰相按照他自己的意志行事，让俾斯麦扶助生产合作社，要求政府给予一亿元辅助款，并且大规模的创办国有事业。俾斯麦甚至让君主自解私囊，拿出七千元钱，按照拉萨尔的计划，试着发起一个生产合作社作为试点。以便将来广泛推广这种做法。合作社需要注册，并且享受行动自由，这一点是促发工人积极性所必需的，享有了这种权利，工人即可拿到工资，又可以得到卖出货物的余利。其实这正是从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中探索出的解决办法。拉萨尔的意图就是按照马克思学说来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拉萨尔和俾斯麦甚至考虑劳工党与保守党的联盟可能性。
然而中国人突然出现，俾斯麦有了新的能依仗的势力，他渐渐脱离拉萨尔所期待的轨道，向着另一条道路飞驰而去。
“我能明白您的意思，但是您的办法并不能最终解决问题，最终能决定的是……”薛福成举起了右手有力的握成一个拳头，“我想马克思先生也能同意我的看法。”
马克思马上说：“我也渐渐认识到武装夺取政权的重要性，正像李健说的，‘枪杆子里出政权。’但是，拉萨尔是我见到的人中最有本领的一个，他所成就的远比许多人强。他所走的路是一条截然不同的路。”
“我也同意您的看法马克思先生。我在巴黎见过瓦尔兰、别尔热尔、阿尔诺德他们，也和他们谈过。他们所做的远没有拉萨尔先生出色。”薛福成抛开了拉萨尔继续说：“什么是共产主义？正向您所说的，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只是我认为现在墓穴挖的还不够深。或者说现在还不是最好的时机。一旦他们意识到共产主义的威胁，他们会毫不犹豫的抛弃一切成见和分歧，联合起来扼杀革命。就像当年对付拿破仑一样。”
“那么您是怎么认为的呢？”马克思追问。
“其实我并没有能力看得那么远，但是我相信李健可以。他觉得也许是法国，也许是俄国更能够达到我们的目的。”
拉萨尔很不服气：“他为什么这么说？”
“坦率的说，我并没有这个洞察力。但我相信他是正确的。”拉萨尔不再说话，也许他认为这不过又是一种相互利用，中国需要普鲁士不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实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了解李健的意图，除了他自己。现在他已经有了足够的力量，他需要世界来按照他的步伐前进。
马克思又问：“那么什么时候才是好的时机？”
“我不知道。但是一旦时机成熟我们必须做到一击必成，不能让对手有反击的机会。”为了证明他并不是在敷衍，薛福成又说：“我只知道李健承诺他会努力的创造这个机会，当机会来临的时候我们会倾尽全力放手一搏。而现在我们依然会努力的支持共产国际，为即将到来的时机打下坚实的基础。我们认为现在我们仍然需要积蓄力量。”
见马克思和拉萨尔依然面露疑惑。薛福成笑着说：“今天让欧文陪着两位来还有一个目的。我在德国了解到拉萨尔先生的生产合作社并向李健详细地介绍过。他认为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先例，这能够更好的团结无产阶级的力量。李健承诺如果俾斯麦不能够让普鲁士政府出资扶助生产合作社，中国政府将无偿的提供这笔巨款。我还会利用中国政府的影响努力敦促欧洲各国都来扶助生产合作社的推广。玛丽安妮在法国和政府官员们作了很好的交流，梯也尔等人同意努力让议会同意扶助生产合作社的提案。而欧文负责将我们的资金陆续汇给共产国际欧洲各分部，并且监督他们各自推广生产合作社。”
终于，薛福成看见马克思和拉萨尔同时舒心的笑了，也许这就是他们今天来这里的最终目的。拉萨尔可能会懊恼，一开始为什么要那么不礼貌，完全可以把话说的更柔和一些。
之后几个人的谈话变得非常轻松，一直到接近中午的时候马克思拉萨尔才起身告辞结束了谈话。薛福成目送两人和欧文离开，马克思的背影显得挺拔而有精神，是的，他应该很有精神，随着生产合作社的广泛推广，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共产国际的势力将遍布欧洲各地。共产党人的力量会惊人的发展。
送走他们薛福成急匆匆的赶往码头，玛丽安妮今天到达伦敦。她将薛福成交待的事情一办完就急不可待的乘船来伦敦见她的情人。当他们在码头重逢的时候，俩个人都感觉仿佛过了几个世纪一般，相思让时间变得毫无规律。
也许是习惯了在马车上进行工作交谈，两人经过亲密的缠绵之后，玛丽安妮对薛福成说起了正事。“看来俾斯麦真的要对丹麦动手了。”“这个我已经知道了，就在刚才拉萨尔来拜访我的时候他告诉我了。”“是吗？和马克思一起来的？这两个人怎么会在一起的。”“看来共产主义的风暴即将开始在欧洲狂飙了。我们还是说眼前的事情好了，随他们去。”
玛丽安妮开始诉说一些事情。她在巴黎遇见了布里克森伯爵夫人，伯爵夫人告诉她不久前俾斯麦写了一封信给她的丈夫，俾斯麦和克里森伯爵是老朋友了，有时他们会结伴打猎。而克里森伯爵是丹麦人，现在担任丹麦宰相一职。信中写到，“我虽然是在这里当宰相，但只不过是箭房里尚未射出的最后一支箭。若是你肯担任这样的职责，将斯堪的纳维亚打成一片，并成立一个帝国，我就敢统一德意志。将来我们要成立一个斯堪的纳维亚—德意志同盟，势力之强大足以统治全世界。我们有着相同的宗教和相同的文化渊源；我们的语言也相差不远。我想请你告诉国人说如果他们不肯照我说得去办，我就会让他们动弹不得，否则当我决心攻打其他一些地方时，我的背后会有一个极大的仇敌。”
俾斯麦这封令人惊愕的信似乎只是在与他的老朋友开开玩笑，薛福成猜想伯爵会将这封信读上两边。倘若他晓得俾斯麦的为人，他就会知道俾斯麦绝对不是一个好大喜功的疯子，也不是一个妄想家，而是一个善于打算的人，一个实干家。乍看这封信以为不过是一个糊涂的政策，细细想来却不然。大约在四百多年前，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三块土地是联合的，统治者是从波美拉尼亚来的。这封信不只是说笑话，也许是一封警告信。因为俾斯麦的目标向来都不会在乎那些绝对得不到的东西。他的警告只是因为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也这表明了他的决心，那是铁与血铸成的。
这使薛福成想到了另外一件事情，俾斯麦在执掌政权不久，他就在议会委员会开会时发表演说。“我们诚然难以避免在德意志境内发生的战乱，但这并非我们的过错，德意志不顾普鲁士的自由主义，却只顾发展他的势力。南部德意志诸邦很想无拘无束的实行他的自由主义，所以没有人愿意将普鲁士的土地交与他们！普鲁士必须聚集兵力，为这样好的机会准备，好机会已经来来去去好几次了。自从数次与维也纳订立条约以来，我们的边界定得不好，不适合于一个强健的政治体制。关于时局的许多重大问题，并不是靠演说与大多数议案就能决定了的，唯有用铁血政策方能决绝。”他的话清楚地表明只有普鲁士才适合领导德意志，他要德意志摆脱奥地利，用战争建立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国家。这样的话是他站在一张绿桌子旁边，对着一二十个议员和几位阁员说话时说出来的，并不是有人激他说的，表面上看来是临时的即兴演说，实际上是早已准备好的。尽管当时并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