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帝王悟经典人生-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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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不害说：“君如身，臣如手，君制定大原则，臣分头去办。作为人君，就要拿法度去要求人臣，看看是否名实相符。名分就好像是天地之纲，圣人之符。张纲持符，天下万物就可笼络管理了。”
名分、职责都有了严格的分属，君王即使不亲自体察事件的真相，也不会受到蒙骗，即使不亲眼看到事件的经过，也不会被欺诈，因为有欺罚赏实的法度存在。所以韩非子说：“为君者的眼睛不像离朱那样明亮，耳朵不像师旷那样敏锐，如果不借别人的眼睛和耳朵去看去听，只等自己耳目聪明后才去观察、聆听，那么看到听到的东西就太有限了。这不是使自己不被蒙蔽的办法。明君是让整个天下为自己去听去看的人，他虽身处深宫，却能明察四海，举国上下既不能隐瞒他，也不能欺骗他，因为隐蔽之罪重，举报之赏厚。”
荀子也说：“职责明确，事业有序，材尽其用，官尽其能，天下没有得不到治理的。品德好的人得到晋升，廉清的人得到重用，加上善于倾听各方面的意见，那么就会事事清楚，无所遗漏。君王的英明之处就是能够做到不看而能看见，不听而能听见，不思考而能知道，不行动而能使事业成功，岿然不动而能使天下顺从他的意志。”这也就是循名责实的深意。
尸子又进一步说明：“明君要想确保自己的权势，就应当形象端庄，心怀天下，目视九州而不烦，眼观红尘而不淫，文武百官的职权了然于心，与人言谈对应得体。这样，就能端立于朝堂之上，纵然有所隐瞒遗漏，疏远忽略，也不会太多。明君无须使用耳目或间谍去侦察刺探，也不勉强去听去看。有物则观，有声则听，事至则应，身边的事情不让轻易漏过，远处的事情也能得到妥善处理。贤明的人才不让流失，微贱的人就会对他毕恭毕敬。如此万事万物都不能脱离他的控制了。”
因此，有道之君要用名分来匡正一切不合名分的现象，按实际情况确定名分，各负其责，整个国家才会井然有序。
尧治理天下，处理政务靠的就是名分，因为名分正，天下大治；桀治理天下，处理政务，同样是依靠名，因为名不正，天下大乱。因此，正名很重要，名正则天下正，名不正则天下乱。
尸子说：“舜因为能明确手下各自的职责：让大禹治理水患；后稷播种五谷；皋陶掌管刑罚。所以他虽没去具体办什么事情，他却成为了全国臣民的父母。”
能者上，愚者下，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君王在任用人才，明确权责、确定名分时应依照这一原则，各有所得，才不会引起纷乱。
第六编 君道之善学会用助霸业（15）
姜太公对周文王说：“天有经常的形象，人有经常的活法，能与上天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天下才会太平。”这就是“事自定”的意思。尹文子也说：“因为贤能的人有用，人君便不得不用；因为愚昧的人没用，所以人君不能使用他们。用与不用，各得其所，不必担心天下大乱。”
严惩小失，重赏小善，能起到很好的警示作用。尸子说；“君王处理朝政之道就是明确下臣的职责。发现有特别好的大臣，一定要问清是谁举荐的；有重大过失的，一定要问清是谁任用的。然后决定赏罚，并用这种办法来考察优劣，使该负其责的大臣不敢徇私舞弊，文武百官就不会徒有其名。优秀的就会受到尊重，失职的就受到蔑视。好与坏，忠与奸，就黑白分明。”
李斯在给秦二世的信中说：“韩非认为：‘慈爱的母亲养出败家的儿子，而严厉的主人没有强悍的奴仆。’原因就在能不能实行严厉的惩罚。商鞅变法，对在路上随便倒垃圾的都处以刑罚。随便倒垃圾是小罪都要严惩，更何况重罪？所以人人不敢犯法。因此，要使人不犯法，就不能去学慈母娇惯败家子的做法。”轻罪重罚就是商鞅和申韩的治国之术。
商鞅在变法时规定：以伍家为“伍”，十家为“什”，一家犯法，九家连坐，不告发者腰斩。同时明确尊卑、爵位、等级，贵族所拥有的田宅、奴婢、衣服等，都依照爵位高低而定。使有军功的感到荣耀，无军功的富有也没有光影。注重农业和演兵争战。这些都是商鞅变法的主要措施。
桓范认为；“商、申、韩崇尚人的狡诈智谋，专门推行苛刻的法制。主张废除礼仪，用刑名律法统治天下，因不师法古人的仁政，致使全国各地出现伤风败俗的景象。从这方面看，他们是伊尹、周公和吕公的罪人。然而他们在使人君尊贵，臣子卑下，富国强兵，信守法度，坚持法制等方面还是可取的。以法治国发展到了汉朝，出现了宁成、郅都等酷吏，效仿商、韩，进行残暴杀戮的统治，迎合人君的旨意，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干尽了祸国殃民的事情。但是这些酷吏在抑制豪强，抚慰孤独贫弱，自身清正廉洁，使官吏出于畏惧忘私为公方面同样存在可取之处。发展到后来，那些所谓的能人，就是一些执法犯法，仰仗权势，不为百姓办事，只想徇私舞弊，等到处理日常事务的时候，又敷衍了事，玩忽职守，做官不担心受处罚，根本不体察同情百姓当中受冤枉的人。这成了申、韩、宁、郅的罪人。”
总而言之，用王霸、黄老、孔墨、申商之术治国，具体情况是有所不同的，适用范围也有所差异，纠正前代流弊的方式也不尽相同，但他们的共同点都是希望能振兴国家、普济众生。每一种方法都不是万般皆准的真理，都存在不能避免的瑕疵，为君者应重点审视其中对治国有利的一面为己所用，更应该认真明察其中的弊端避免犯下同样的错误。惟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兼而用之”才是君者的治国之道
（三）王道与霸道之别
王道的统治，是先将祸害人间的暴徒恶人铲除，让人民获得安宁，从而丰衣足食。然后在进行文明道德的教育，通过制定法规、建立刑罚树立国威，让人民分清善恶是非。所以说，最伟大的盛世，是通过多种因素，举国上下同心协力，万众一心，从而使天下安乐祥和，这就是所谓的王者治国艺术。
面积五亩大小的宅第，种上桑树，一个女子养蚕，就可以保证能让五十人穿衣。数口之家耕种百亩之田，就能保证温饱了。饲养六畜，老人就能够吃到肉了。上层的官吏不贪婪，下层的民众不奢侈，苛捐杂税少，徭役也不繁重，当官的不多拿俸禄，不去与老百姓争利。如此一来，各行各业收入均衡，贫富差距也不太悬殊，天下也就安宁祥和了。
所以，作为英明的君王要经常反省自己是否制定了正确的政策，用谨慎的态度地巩固统治地位。宫室舆服按照规定，三宫六院主内，三公九卿主外。按井田制统筹农事，让诸侯来协助管理民众，丰收时不骄奢无度，歉收时才不会感到匮乏，然后设立学校推行教化，为人民大众做出谦恭礼让的榜样，从而使得上下左右和睦相处，不生祸乱，此乃是圣王的教化。
虞舜的时代，大禹先被命令去治理河流，然后又让后稷播种百谷，用契分管教化，让皋陶制订刑法，因而天下太平。
君王的职责是以天为父，以地为母，调和阴阳，顺应四季，使金、木、水、火、土五行合理消长，教养百姓，哺育众生，所以王的含意就是万民向往，作为一国之君，恩泽浩荡，惠养四方，天下人民向往他，因此才称之为王。
成就伟大霸业的国王，治国之术就是能做到君尊臣卑，大权独揽，政令统一，赏罚必信，法令严明，百官尽职，有法必依。
霸主应能为人民除害谋利以富国强兵，在一个朝代衰亡之后，能兴兵讨伐叛乱。如果这两点做不到的话，也要能够做到遵循法度，发扬文明，根据情况制定有效的制度，因时制宜，从方便、有利出发，建立功勋，成就霸业。
总之，王道的治国之策就是用仁德来统治天下，而霸道则严以法治，强调依法治国。
（四）黄老之术乃真正的帝道
黄老治国之术也就是无为之术，所谓无为《文子》上说：“无为，不是什么事都不做。无为就是指按规律办事，借助一定的条件去夺取成功，也就是说，要顺其自然。”由此可知，能发挥大家的聪明才智，什么事情都能做成；利用众人的力量就没有不可战胜的困难。圣人办事，无不发挥各方面的优势，并善于合理利用它们。所以，既有才智，又善于向人请教就是圣明；既勇敢，又善于向人请教就是优胜。
第六编 君道之善学会用助霸业（16）
商汤和周武王虽是圣主，却不能和越人一起乘游艇，泛江湖；伊尹是贤相，却不能和胡人一道骑野马驰骋；孔、墨虽然都是博学的圣人，却不能像山里人那样钻山入林，穿越险阻。所以说，一个人的智慧是有限的，虽志在四海，胸怀天下，但不善于利用众人的智慧，只靠自己是走不多远的。因为一人之智，不能穷尽全部真理；一人之勇，不能无敌于天下。作为君王，坐在高堂之上，就能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其奥妙就在于他能由此及彼，认人知人，把别人的优势变成自己的优势。正如《吕氏春秋》上所说：“天没有固定的形状，而万物才能生成，圣人不是事事都亲自动手，而是使官员各尽其能，这就叫不教而化，不言而行。”
不教而化，不言而行，是一种内在精神使然，是一种无形的力量驱使。文子云：“三个月的婴儿不懂利害，然而慈母之爱却那么深厚，这是因为至情使然。”所以说语言的作用小，无声之言作用才大。文子亦云：“不说话就能使人相信，不施惠就仁爱，不发怒就威严，这是内在精神使然。施惠才能做到仁爱，说话才能让人相信，发怒才能让儿感到威严，这是人的真诚的作用。施惠也做不到仁爱，说话也不能让人相信，发怒也不能让人害怕，这是由于外表虚张声势的缘故。”
治理国家，施令频发、严言警示未必能有所为，反之，则未必有所不为。皋陶虽然是个哑巴，但他作大禹的最高法官时，天下没有酷刑；师旷是个瞎子，但他作了宰相后，晋国没有乱政。
正如庄子所说：“天地有伟大的美德，四季有严格的界线，万物有各自的规律，但它们都不说话。圣人无为，更高的圣人寂然不动，他们都在效法大自然。”
像这样不言语就发出了命令，不观望就无所不见，就是圣人所要师法的。这就是黄老的治国之术——无为而治。
文子由此而言：“圣人所师法的是‘道’，所做的叫做事道。就好比金石，只有一个音调永远不变，而事就像琴瑟一曲终了必须改变调韵。因此虽说法度和礼乐，都是治国的手段，却不是'道’的本体。”
例如：从前曹参在齐国当丞相的时候，他运用黄老的治国之术，使齐国十分安定繁荣。当他要代替萧何当汉相，要离开齐国时，特别嘱咐接任他的人说：“我把齐国的司法大权托付给你，希望你谨慎行事，切勿频繁地使用刑法。”接任的人反问说：“难道这些比治理国家的事还大吗？”曹参说：“不。刑律、监狱是涉及到社会所有事情的工作。如果频繁使用，那些作奸犯科的人就无法安置了，所以我把这件事放在第一位。”
由此可知，由于秦法过于严酷，所以天下反叛。由于汉武帝刑法森严，所以冤案众多。法治的弊端也即如此。《道德经》说；“我无为，人民就自我教育；我宁静，人民就自愿地走正道。”曹参就是这样用黄老之道作为他治国的根本，而把其他举措放在次要地位。太史公赞美他说：“曹参作为汉朝的宰相，清静寡欲，为政合乎黄老之道。当老百姓终于摆脱了秦国的残暴统治后，他能给百姓们休养生息的机会。因此人民大众都称赞他的美德。”
综上所述，真正的为君之道就是黄老之术。黄老的治国风范，是君者应该细品善用的。
（五）孔子的“七教”和“三至”
孔子乃贤哲之人，崇尚仁义道德，倡导王道治国。
孔子对曾参说；“英明的帝王内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做到了，就可以使内政得以巩固；三至做到了，才可对外征伐。明主的防守，能御敌于千里之外；一旦率军出击，必将凯旋而归。”
所谓七教，孔子如是说：“做君王的敬重老人，臣民就更加孝顺；做君王的尊敬年长的人，臣民才会重视长辈；做君王的乐善好施，臣民才会充满爱心；做君王的亲贤爱才，人民才会择善而交；做君王的讲究德行，臣民就光明磊落；做君王的不贪得无厌，民众才不会争名夺利；做君王的谦逊礼让，臣民才会节操高尚。”七教是治民之本。君王作为臣民的表率，率先明确了教化的原则和意义，臣民就会跟着实行，从而从根本上匡正民风。这就是表率的作用。
英明的帝王治理天下时，一定先将部分土地划分给诸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