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帝王悟经典人生-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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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以严刑治国，根源在于法家申不害、韩非子那里。古人云：图王不成，用其有弊病的权谋足以称霸；图霸不成，霸术中有弊病的权谋只会身败名裂。汉宣帝重用刑罚，是成就霸业的皇帝。汉光武则不同，他是仁义之君，是成就君道的皇帝。这两个人不能类比。”
元帝做太子时，曾提醒宣帝，认为他执法太严，有损政权。但宣帝却严肃地说：“我汉家霸道、王道都用，怎么能只用德治来危害政权呢！”由此言可以看出，宣帝的谋略不够远大，但是他采用或宽容或强硬的法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有原因的。从前汉高祖进入秦国，曾约法三章，秦人非常高兴，拥护汉高祖纪律严明。这是从和缓刑法的好处方面讲。曹操的军师郭嘉劝曹操适用严法时说：“汉末的政治失败在太宽松，袁绍却以宽松去救偏，所以不得要领。如果你用强硬的法规来纠正袁绍在这方面的偏颇，上下就知道遵章守纪了。”所以法制运用得当是有利于国家政权的稳定的。
第一编 君道之善醒身、善御臣（3）
那么，以法治国的“法”的尺度该如何把握呢？
《左传》认为：“政策宽松，国民就会散漫，这时就应当用严厉的法令来纠正；可是太严厉了，民众又会变得残忍，这时就应当再实施宽松的政策。用宽松来调剂严厉，用严厉来调剂宽松，政治才能平衡。”《尚书》认为：“刑罚的使用，要时轻时重，审时度势。”《周礼》则说；“治理新国家要用轻典，治理动乱的国家要用重典，治理安定的国家要用中典。”
由此可知，治国之法宽严的尺度应因时制宜，因事而异，严刑峻法和宽松的政策交替施行，偏轻偏重都可能危害政权。
霸主用权势来控制士人、以信誉结交士人、以赏罚来使用士人。讲信用，人才就会疏远；赏罚不明，人才就会离去。
英明的君王同样会采用霸主以德治人的方法，但还要辅之以法治，二者相办而行，从而赢得天下。此论有例可证：
例1：《左传》说：楚国军队包围了宋国的都城。宋派使者去晋国求助。晋文公立即召集群臣商量对策，讨论是否予以救助。晋名将先轸说：“报恩、救难、立威、称霸，就看这一次了。”晋文公的舅父狐偃分析楚国的形势后说：“楚国刚刚得到曹国，最近又从卫国娶妻。现在如举兵进攻曹、卫，楚国一定会分兵援救，那么齐、宋就可以解围了。”
于是晋国组建三军，依狐偃之计，逼使楚国撤兵了。
例2：文公回国后开始致力于教育民众。次年就想打仗。子犯阻止说：“晋国战乱多年，人民还不知道什么是义，还没有安居乐业。因此，现在不是征战的时机。”于是护送周襄王回国复位，又积极为人民谋利益，人民开始关心生产，安于生计，生活渐渐好了起来。见此，文公觉得可以用兵了，子犯又说：“民众还不知道什么是信，应该向他们宣传信的作用，要建立一支讲究信用的军队。”于是文公开始征伐原国，承诺三天内攻不下来就撒兵。三日后，原国未被攻破，晋文公真的信守诺言，退兵三十里，用事实向民众证明他的诚实和信用，民众深受感召。从此晋国的商人做生意都不再一味谋求暴利，而是明码标价，全国形成了讲信誉的好风气。
见到国家风气如此之好，晋文公说：“现在可以出兵了吧？”子犯又说；“人民还不知贵贱尊卑之礼，没有恭敬之心。”于是文公用阅兵来表示礼仪之威严，设置执法官来纠正官员的错误。渐渐的，人民开始习惯于服从命令，不再有顾虑重重，于是开始训练他们打仗。城濮一战，大获全胜，楚国被迫撤兵谷邑，宋国之围顺利解除，这一战使晋国称霸于诸侯国中。这都是晋文公善于用仁德、政令教化民众的结果。
所以说，君王治人的根本就是法治与德治，这同样也是为君者治国的根本。二者相伴而行，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天以阴阳二气构成四季，人以刑德二法构成治国之道。这是君者执政成功的唯一方法，不可偏用其一。
在历史上各个君王中运用仁德较多，刑法较少的是五帝；刑德并重的是三王，刑法较多、仁德较少的是五霸；只有秦用刑法暴力治国。
如果总结古代君王治理国家的政治，可分为王者之政、霸者之政、强权之政三类：王者之政，靠的是德育；霸者之政则依靠的是刑法的威力；而强权之政，则是靠暴力酷刑。在具体执行时，当德育不能发挥作用时就用刑法强迫，当刑法作用甚微时就用暴力镇压，当暴力镇压也不起作用时，则采用大肆的屠杀。这一步为君者都不愿看到，因为这很可能会危及到国家的存亡。
所以唐太宗的名臣虞世南说：“从前秦始皇弃仁义而用暴力，虽然可以吞并六国，统一天下，然而守成就不行了。”这就是片面运用刑法治国的弊端。
综上所述，君王在治理国家时，要经常警醒自己实施仁政，慎用法令，用德治教化民众，用法治规范民众的行为，二者兼而施之，使百姓能有所依从，各得其所。
四、悲剧君王悲在何处
历代君王，为什么有的能使国家兴盛，自己也万世流芳，而有的却使国破家王，自己臭名远扬呢？以南北朝时的宋齐两代为例，这一时期被废的国王共有五个。这五个废君都是因骄淫狂暴或被杀害或因国破而流亡。难道他们是生而本性就凶顽，才自取其祸，被上天抛弃，丧失大业吗？
虞世南是这样认为的，他说：“人有上智下愚，因为禀受的气质不同。至于中庸之才，都是来源于锻炼和学习。自宋齐以来，太子的老师，不过是些无能之辈，滥竽充数而已。高贵和下贱，本来就有质的差别，又得不到良好的教育，导师多由职位而不是根据德才选拔决定。所以导致这五个后来做了君王的太子，生性平庸。况且他们身边又没有周公、召公那样的导师的辅佐，没有良师益友的规劝，反而沾染了不少委琐狎邪的小人恶习。以如此不良的品性，生活在如此粗俗的环境中，必然会导致国破身亡。”
这充分说明了环境对一个人的重要性，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说的就是环境对人的影响。虽然，外在的环境不是决定一个人命运的绝对条件，但一个良好的环境对人本性的形成却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贤哲贾谊曾云：“从前周成王还在襁褓之中的时候，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姜太公为太师。保，就是保护好太子的身体；傅，就是用仁义道德辅导太子；师，就是用天下兴亡的教训教育太子，这是三公的职责。此外，还设置了三少，叫做少傅、少保、少师，分别负责太子的饮食起居。因此，太子在童年时期，三公三少就用孝、仁、义、礼来教育他，让他远离邪恶的行为，不让他看到丑恶的行为，然后选择天下端庄正直的人才，比如孝顺父母师长、博闻广见、有道性的人跟随在他左右，和太子朝夕相处，所以太子见到的是正直的行为，听到的是正直的言谈，行的是正道，因为前后左右都是品行端正的人。他习惯了与正人君子相处，自己就不知不觉地走上正道，就像生长在齐国不能不说齐国语言一样；习惯了与奸邪小人相处，就像生长在楚国不能不说楚国语言一样。秦王让赵高辅导太子胡亥学习判案，耳濡目染的不是杀人、割鼻就是灭三族。所以今日即位，明天就用活人做靶子练习射箭。忠言规劝的说是诽谤，为他深谋远虑的说是妖言惑众，把杀人当作割草一样。难道胡亥天生性恶吗？不是，是因为教导他的不是正道。”
第一编 君道之善醒身、善御臣（4）
孔子云：“人之初，性本善。”为什么有的人长大后变得奸佞无道，而有的人却成为贤仁礼士，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受他所处的环境的影响，在他身边的人的品格天长日久一定会渗入到他的思想中，进而影响他的行为。
例1：晋惠帝的太子司马通犯了罪，校尉阎缴上书说：“太子长期生活在深宫中，沉湎于富贵尊荣，凭着先帝留下的优越条件，父母娇宠。为他选择老师时，都是选自名门望族的富贵人家，很少有来自寒门的品学兼优的读书人，既没有卫绾、周文那样的好老师，也没有汲黯、郑庄那样的好辅臣。这样一来，太子就无法学到忠孝之道。古代的礼仪规定：太子要以士人的交际方式与人相处，让他知道贫贱之后方可做贵人。如今他自己毁了东宫，也伤了国家元气。不单是东宫，诸王子的导师、友人和来往的文人墨客也都是出自豪门，和这些人相处，怎么会互相切磋、有所教益呢！现在太子言语悖逆，接受惩罚的时候，仍然恪守做儿子的规矩，还可以考虑重选师傅。选配游艺谈学方面的师友，找出身寒门、学问和品行都卓然自立的人，以及经历过艰难困苦而名声、行为清廉正直的人，使之与太子相处、游学，杜绝他与皇亲国戚、纨绔子弟和轻薄宾客交往。只讨论古今孝子如何事亲、忠臣如何事君，以及知过即改的道理，使他听到的都是为善之道，这样会使他成为一个完美的人。”
由此可见，教育太子，选择品学兼优的人为师为伴很重要。这也是为君之道：与贤臣为伍，与智者为友，广结良师益友。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就与什么人为邻。
为君者虽位高人上，受人景仰，但也不要忘了亲人和爱人，能爱人者，才会被人爱。为君者广施仁爱与天下苍生，天下人必归而敬之，国必昌盛不衰。反之，即使君王智高才深、文武无双，也不能保证国家不亡。
关于仁爱，《淮南子》中这样说：“仁和智，是最美好的才能！仁的意思是爱人；智的意思就是知人。爱人，就不会采用暴虐的刑罚；知人就不会导致乱政。这就是夏商周三代所以昌盛的原因。智伯有五种过人之处，仍然避免不了被人杀害，原因就在于他不爱人；齐王建有三种过人之处，仍然被秦人俘虏，原因就在于他不能知贤任能。所以说，仁莫大于爱人，智莫过于知人，这两点不具备，即明察聪慧，灵敏机智，还是不能避免混乱。”
例2：梁元帝萧绎聪明博学，平定祸乱，但最终还是国破家亡，究其原因，就是他不够仁爱，对亲人不能仁义。
虞世南说：“梁元帝天资聪睿，文武双全。他凭借顺利的形势讨伐逆贼，雪洗梁简文帝被杀的国耻家仇，功成名就，值得称道。然而在国难之后，创伤还没有恢复，就相信强敌西魏的甜言蜜语，偏爱江汉而留恋不去，弃置了建康故都，把兄弟子侄都打发到偏远的地方，使手足成了仇敌，一旦有事，都在孤独偏远之地，不能与他分忧。结果是身亡国灭，生灵涂炭，把河南和湖北全都丢弃。”
为君者不仅要亲近贤士，仁爱民众，还要团结将相，把有才能的人聚结起来为自己使用才是君王的智慧。
有人说：周武帝宇文邕雄才大略，身先士卒，如果他的寿命再长些，让他充分发挥其军事谋略，他一定能统一天下成为一代明主。
虞世南则不是这么认为的，他说：“周武帝骁勇无敌，坚决果断，性情刚强，谋略有智，为国家鞠躬尽瘁，军纪严明，他的将相才能越王勾践和齐国大将穰苴都比不上他。但这些都是勇猛武将的基本素质，不同于做君王的素质，也就是说他是做将才之料，而非做君王之料。”
所以，作为君王，一人善战是没用的，能够收服将相之才为己所用才是根本。正因如此，刘向才说：“知人是王者之道，知事是臣者之道。”多才多艺，英勇善战，不一定就是好君王！
南北朝时北齐的文宣帝高洋沉迷酒色，恣意淫暴，他的疯狂悖乱的行为，连夏桀、纣王都无法企及，但却能国富人丰，没有引起国乱人亡，察其原因不就是因为他会用人吗？
所以，会用人，敢用人，善用人，同样是君道的根本。虞世南曾例证说：“从前齐桓公奢侈淫佚，不守礼义，为人伦道德所唾弃，可是他内政外交靠管仲，结果做了诸侯的盟主。齐宣帝高洋卑鄙污秽，残忍暴虐，古今无比。他把国家政权，统统交由宰相办理，保护了国家和宗族的安全，因为他用人得当，所以保住了江山。”
有了贤德之人而不用，听了忠言而不采信，这也是为君者不能持久基业的祸端。在殷商时代有三个仁德的大臣，夏禹的儿子太康在位时有五个弟弟，都是贤德的人，可是楚国家还是灭亡了，就是由于为君者知仁而不用，闻良言而不听。
荀子说；“国君与臣下治理国家，主观一定想行正道，但好的意见，他未必能采纳；一心想重用忠臣，但忠臣未必能接近他；决心讲信用，但未必能付诸行动。虞公不听宫之奇的忠言，被晋国灭了；仇由不听赤章的话，最终被智氏灭亡。天下无论哪个国家，都有忠臣谋士，关键在于用与不用罢了。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