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帝王悟经典人生-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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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死使纣王悔悟，因此比干是真正的仁爱之心。泄冶就不同了，他位居下大夫，与灵公也没有骨肉之亲，本应挂冠而去，却想用区区一身，纠正国君的淫乱昏庸，死而无益。只能说是捐躯。《诗经》中说：‘当天下太混乱的时候，老百姓只能洁身自好。’泄冶就应这么做。”
由此可见，为臣者要审时度势，知进识退。更要能顺应时代的变化，运用为臣的策略。
有人问司马迁：“叔孙通顺着秦二世的心意拍马屁，是这样吗？”
司马迁回答说：“根据君王是否英明，以便决定自己的进退，这个原则是前代哲人所认可的。叔孙通明察世务，制订礼仪，适应时代的变化，终于成了汉王朝的儒学宗师。古代的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挠，大智若愚，处事灵活。叔孙通就是这样。”
所以，为臣侍君者能适时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以顺应时代的变化，是为官之道的根本。顺应时世，并不代表不再给君者提意见，不向君王提建议的臣子也不是好臣子。
司马迁还曾说：“在朝为官而不给君王提意见，这种人要不得。”朱云当着皇帝的面诘问张禹：“你像死人一样占着一块地方，只想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什么都不干，使上下的意见、消息无法沟通，该杀！”
该何时进，该如何退，这着实是为官者感到很难把握的问题，所以班固感慨地说：“做大臣太难了，迎合世俗就违背了自己的意愿；但逆潮流而行，又会招来祸患，所以，很多人不愿入朝为臣。因为生与死，都没什么意义。”
其实，要解决为臣进退两难的问题，并不是无法可寻。
范晔说：一心为义危害生命，专心保命则不义。如果道义重于生命就舍去生命，如果生命重于道义，就保全生命。
由此可见，为臣者在尽忠时把握好尺度是最重要的。
四、认清问题的两面性
世间事物纷繁复杂，所以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也千差万别，即使是同一事物，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处理方法各有不同，甚至针锋相对，截然相反，但这些矛盾却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着向前发展的。
班固说：“从前王道衰微，诸侯巩固自己的政权，由于当时各国的君王好恶不同，所以，诸子百家的学说蜂拥而起，他们各执己见，大力宣扬自己的长处，并且到处游说，取悦诸侯。他们的学说虽然各不相同，但就像水与火的关系一样，相灭而又相生。仁和义，散与和，虽然相反，却又相辅相成。”
《周易》也说：“天下人的目标是一致的，而达到目标的途径不一样；天下的道理是同一的，而人们思考的方式千差万别。”
没有什么是绝对正确和错误的，只要有适合君王治国的言论和方法为君者就该采纳并有针对性地实施，这才是为君之道。
（一）生命与善恶
对生命的存在和价值的认识，历来是名人志士热衷探讨的话题，怎样活着才有意义，怎样生存才更有价值，始终是智者有理，贤者有道，没有苟同，争论不休，君者如能正视他们的争辩，从中领略出适合的生命和生存的意义，将对自己的行政生涯大有裨益。
《诗经？大雅》中写到：“既明白事理，又聪明机敏，才能确保安全。”《周易》也标明：“天地之间最伟大的德行就是爱惜生命。”
《论语》则认为：“士人遇到危险应当舍身赴难，见义勇为。”又云：“君子只有勇于牺牲生命以成仁的，而没有因贪生怕死而违仁的。”
管子语曰：“对现实感到困惑，就应看看古人；如果想预知未来，就应回顾历史。”正如古语所说：“与死去的人患同样的病，是不可能活命的；与亡国者走同样的路，是不能生存的。”
第六编 君道之善学会用助霸业（6）
《吕氏春秋》中则如此说：“见有人因吃东西噎死了，就禁止天下人吃东西，荒谬呀；见有人因乘船淹死了，就禁止天下人乘船，荒谬呀；见有人因战败而亡国，就取消天下的军队，荒谬呀。”三国时的杜恕说；“奸臣贼子，从古到今，不是说没有。可是如果十年出一个，就认为是接踵而来；百年遇上一个，就认为到处都有，并因此疑神疑鬼不敢用人，这就和因为有人噎死就禁止吃东西一样，噎死的人虽然不多，但饿死的人就多了。”
同样，对于善行和恶意的认识各个贤者也很少雷同，他们对世间善恶德行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儒家始祖孔子说；“敢憎恨那些揭发别人隐私的人，才是正直无私的人。”
管子却认为：“敢憎恨那些隐瞒别人恶行的人，才是仁者。”三国时魏国的大臣曹羲说；“世人所说的抑恶扬善，是君子的大义；保护志同道合者，是朋友之间最深挚的情谊。这种说法，不过是市井俗人的闲谈罢了。因爱憎而导致的互相诋毁之言，不是诚实公正的真理。世人不琢磨其中的道理，只依据只言片语来下结论，因此善恶不分，是非不辨，世道人心之混乱往往是这样造成的。朋友之间不分是非，什么事都一味的随声附和，失败的种子就会从中萌发。议论要以事实为准则，不必相互苛求指责。朋友要以平等的态度作为交往的前提，而不要把是非不分、随声附和当作是友情牢固。因此豁达明智的人，只要大的原则一致，并不追求形式的好看。只要心灵相通，并不在乎言语是否一致。”
虽然智者仁人们从正反两个方面对生命和善恶阐明了不同的观点，但目的都是训导大家从善止恶，对于君者，应从大义出发对待生命，从长远考虑对待善恶，不断更新对生命和善恶的认知，这才为君之道的策略。
（二）君子与小人
区分何者为君子，何者为小人关键是看操守和德行，但什么才是小人的德行？什么又是君子的操守的呢？贤者们对此的认识颇不相同。
《越绝书》中明确标明：“卖弄风骚的女子不贞洁，夸耀自我的士人不守信。”
而《汉书》中则写到：成大事的人不拘泥小节，行大礼的人无须小心谦让。
黄石公认为：“土地贪图太多，就会荒芜，但仁德广布，国家才会强大。保护好自己拥有的，能让人安分守己，贪图别人的东西，就会发生残暴的行为。残暴的统治，虽然能成功一时，但终究会失败。”
司马错却坚信：“欲使国家富强，必须扩充领土；要想军队强大，必须使人民富有；要想统治天下，必须广施德政。这三个条件具备了，才能成就王业。”
《左传》里说：“心里纯洁无瑕，又何必担忧没有归宿呢？”《论语》说：“只要礼义上不出差错，又何必害怕别人说三道四呢？”
而古语却言：“诽谤之词太多，金子也会被熔化。诬陷之词太多，能把人的骨头磨朽。羽毛数量多了，也能把船压沉。轻的东西多了，同样能把车轴压断。”
孔子觉得：“君子不是工具，不是什么都能做。而圣人运用智慧却可以应付万事万物。”
而列子则云：“天地不是万能的，圣人也不是无所不能，世间的万事万物也不是什么都有用。所以，天的职能是普育众生，地的职能是承载万物，圣人的职责是教化民众。”
韩非子告诫世人说：“古人看不到自己的面容，于是发明了镜子；智慧不能认识自己，才会用道来反省、修正自己。”
而老子却说：“听出话外之音是聪，深刻地反省自己是明，能战胜自己才是真正的强大。”
由此可见，君子和小人的操行并没有固定的标准，凡夫只要把握住行事的度和应有的礼仪，君者只要能施仁德，行仁政，则不管是否是君子都能受到人们的敬重。
（三）君子与行善
君子大都对小人的行为和道德不齿，但所谓的小人们也同样对君子的行为有质疑，并不赞同君子的所作所为。
《论语》上说：“君子再穷也能坚守节操，小人一受穷就什么都干。”
《易经》上则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天会自动保佑他们，他们因此吉祥而无往不利。”太史公也云：“边鄙之人有句俗语说：‘对自己有利就是德。’所以，伯夷反对周王伐纣，饿死在首阳山，但文王、武王并不因此而被贬低；跖、硚暴戾无道，但盗徒们对他们却大唱赞歌。可见，‘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并不是一句空话。教条的学者，固守着自己的小仁小义，长期独立于世外，落后于时代，哪如与世沉浮，顺应时代的变化，求取功名富贵呢？”
尽力做好事能使人快乐，但随心所欲也不是坏事。
东汉时的东平王刘苍云：“做好事最快乐。”
但古语说的好：时代不让人做好事，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因此，不成为妖孽，也会变成狂人。
过分赞扬高尚可以使德尚之名更深入人心，但有时默默无闻却能获得更多的收获。
三国时的庞统喜欢谈论人伦道德，善于品评人物，但他所称许的人，多数都名声超过才能。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当今天下大乱，正道衰微，善人少恶人多。若想振兴风俗，弘扬道义，如果不大力称赞他们，那么他们的名声就不值得人们羡慕了。人们再不羡慕他们，为善的人就更少了。”
第六编 君道之善学会用助霸业（7）
《人物志》中却这样写道：“君子知道吃亏是福，因为一份功劳却可以得到两份美誉；而小人不知道占了便宜实际上是一种损失，所以夸夸其谈，结果功劳和名誉一起损失了。不自夸有功的，实际上有了名声；不争名夺利的，实际上却争到了；对敌方有所让步的，其实是战胜了对方。根据这个道理，春秋时的卻至善于抬举别人，实际上压倒了别人，名望显得更高；王叔爱争高低结果被迫出逃他国；蔺相如用引车回避的办法战胜了廉颇；寇恂因为不和贾复争斗，得到了比贾复贤明的美誉。不争一时之功利，这就是君子所说的道。”
（四）天命和赏罚
昏君无道被推翻，是天意如此还是臣民犯上呢？
黄生说：“成汤和武王不是受命于天，而是通过杀害夏桀和商纣得到王位的。”还说：“再破旧的帽子也是戴在头上，再新的鞋子也是穿在脚下。为什么呢？因为有上下之分。桀纣虽无道，但毕竟是国君；汤武虽圣明，毕竟是臣子。国君有过失，做臣子的不去劝谏纠正使之尊荣，反而趁机讨伐井取而代之，这不是臣子的卑劣吗？”
辕固则反驳说：“桀纣荒淫无道，才使民心归顺了汤武。汤武顺应民心而讨伐桀纣，老百姓不听桀纣的使唤，纷纷投奔汤武，汤武受臣民拥戴，不得已而为王，这是受天命之遣，天命如此，是万众所向，怎能是卑劣呢？”
对于臣民，是该用赏罚分明来控制其行为还是该用法律的威严和官位的不同来使其自治呢？
姜太公认为：“惩罚严明，就会使人畏惧，畏惧就会发生变故；奖赏分明，就会诱发人的贪心，贪心得不到满足就会生出怨恨。所以，贤明的君王治理天下，不让人看出他喜好什么，厌恶什么。”
文子则说：“惩罚没有尺度，杀人再多也没有震慑作用；奖赏太滥，花费再多，人也不领情。”诸葛亮亦云：“用法律树立威严，执法严明，人们就会知恩图报；用爵位区分级别，人们才会感到荣耀。”
（五）天命与人为
有人因为天道的帮助取得了事业的成功，而有的人因为任用了可以贤能的人才取得了天下，那么，天助重要还是人助重要呢？
李寻认为：“假如只凭喜怒而赏罚，不是根据形势，即使有尧舜的智慧和仁爱，也不能使天下太平。善于谈古的人，要对现实有所裨益；善于谈论天道，一定在人事上有所验证。假如农夫突发奇想，要在严冬耕种田地。即使他赤膊猛耕，汗流满面地播种，也不会长出庄稼。这倒不是没有用心，而是违背了节令。”《周易》中云：“该止则止，该动则动，一静一动都不失时机，才是光明大道。”《尚书》上也说：“崇敬天道，顺应人事。所以古代的帝王尊重天地和阴阳的变化，遵守四季节气，再用良好的政治去顺应它，因此太平之气马上就能到来，这就像用鼓槌敲鼓，击之即鸣一样。”
而姜太公却对武王这样说：“上天对战争不会有什么决定性的影响，将领所起的作用占九成。军法、号令不行而随意杀戮无辜；不以厚德待人而一味依赖阴阳术数；不分析敌军实力强弱，而寄希望于天命；不靠智谋，而是依据天象决定行动；不是鼓舞士气，而是希望上天赐福；不了解地形却埋怨天时不利；敌军畏怯，不敢英勇进击，却观看龟策占卜是凶是吉；士兵不勇敢不采取有效措施，而是拜祭鬼神；由于埋伏不巧妙因而让敌人轻易溜掉，使战局发生逆转。一切天地鬼神，看不见，听不到，是不能决定胜败的，所以英明的将领从不师法。”司马迁也认为：“阴阳家容易使人缩手束脚，瞻前顾后，多所忌讳。”范晔同样认为：“阴阳法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