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 作者:高华-第7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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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本回忆录在对50年代社会状况大背景的描述方面是比较客观的，基本情况彼此可以互相印照，虽然具体到每个人的情况的叙述，其准确性无从查证，但也可以判断基本是真实的。这15本回忆录，不可能涉及到新国家在50年代进行社会统合的全貌，但是它们所涉及的地区比较广泛，反映的情况却有强烈的同质性，和相关的历史资料也是能够互相印证的，从而反映了当时社会统合的某些重要的特征。本文的结论是：

　　　　1．推动50年代新国家进行社会统合的动力是政治运动，思想背景是“阶级论”。以1953年为界，之前，在建国初进行了急风暴雨般的“镇反”和“土改”运动，打击对象集中在国民党残余力量、前国民党军政人员和地主阶级；之后，社会统合向纵深发展，波及面扩大，特别是“反胡风”和“肃反”运动，以及“统购统销”等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一系列新政策推出后，新国家对社会的统合的力度大大加强和加速，通过城市中的“单位”和农村中的“人民公社”，最终建成了一个由国家掌控一切的超强的新体制。

　　　　2．新国家的领导者为了快速建立起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国家，他们一直在谋求一种“最好的”治理中国的制度或管理形式，他们有许多创造，建构了一种新意识形态叙述，中国传统的的思想及制度资源，革命年代的经验与苏联因素融为一体，都被运用其中，被用来统合社会大众的意识。他们也非常重视做动员、组织民众的工作，使社会的组织化、军事化程度不断增强。

　　　　3．构成了一种社会统合的“中国模式”，是对苏联经验的改造和发展，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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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内部事考》第91号，1953年4月22日，第469页。
　　　　②　　《内部参考》第220期，1955年10月15日，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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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通过政治运动加紧完成和不断完善对社会成员的政治类别分类，建立起社会成员的阶级身份识别体系，效果明显，再和计划经济体制相配合，形成一高效，贯通的新结构，在政治上就是依靠革命专政、革命意识形态鼓动和经济利益的不断分配，形成激励和惩戒机制，从而很快实现了政治上的高度一体化。

　　　　4．它的正面价值是中国的新国家、新制度的创立，使中国出现了新的面貌：民族独立国家地位的新确立，改变了近代以来民气衰落的局面，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展开，全社会的高度组织化，普通民众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广泛参与，全社会共同意识、共同价值观的建立等等。

　　　　5．但是也留下严重的后遗症，由于当时是处在冷战大环境下，又是刚刚从战争年代过来，长期的对敌斗争，养成领导层强烈的敌情思维和战争思维，而纠错机制长期缺位。一些基层单位的领导，盲目信仰和依赖阶级身份识别体系，或因文化和政策水平较低，或存有浓厚的宗派和地域情结，利用政治运动提供的机会，打击报复，伤害无辜，使大批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成为社会统合的牺牲品，对个人而言是不幸，对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也是严重的损失。

　　　　6．从历史长时段的角度来审视，新中国在50年代进行的社会统合是革命党从革命夺权向建立并巩固新政权的过渡的一个阶段性的现象，随着新政权稳固性的不断加强和新秩序的完全确立，50年代那种法治缺位，单纯依靠革命意识形态和革命专政的严峻的治理方式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它的负面作用也在逐渐扩大，并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对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势必要被后来者以温和政策加以逐步调整，1978年后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和“三个代表”的提出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主张，就意味着新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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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史史料的若干问题①




　　　　一、地方档案可资利用


　　　　如何看待建国后的档案。档案是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最为宝贵和重要。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建国后档案开放的步伐十分缓慢。1987年9月5日，中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档案法》规定，从1988年1月1日起，开放1949年以后的3类档案：清代档案，民国档案和中共档案。同时规定，1949年以后的档案从形成之日起，满30年分期分批开放。所谓“形成之日”，即省以上档案保留20年，移送档案馆；省以下机关档案保留10年，移送档案馆。档案被编成卷宗，移送档案馆之日谓之为〃形成之日〃。　

　　　　1990年10月，中国又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方法》，对开放档案的步骤、方法做了说明，指出：涉及重大政治问题的档案，可以分期开放或控制使用。1991年中国国家档案局更进一步对开放档案的种类作出明确的规定，凡涉及国防、外交、公安、国家安全以及“其他到期予以开放有可能对国家利益造成损害的档案，其向社会开放的时间可以延长到形成之日起满50年，满50年开放仍然有可能对国家利益造成损害的，还可继续延期开放”。

　　　　这些都是有关查阅档案方面的一些具体的限制。

　　　　由此可知，虽然档案法》颁布已十多年，但建国后中央级的档案的查阅仍有非常多的限制。相比之下，省以下地方档案馆的查阅限制较少。近年来，一些学者利用地方档案，写出了很有分量的历史论著。我的研究生也利用地方档案，完成他们的博士和硕士论文。　

　　　　80年代后，有关部门整理、出版了一些党和国家历史的档案资料集和专题文献集，但种类、数量皆不多。《党的文献》杂志虽经常刊登一些档案，但发表的起因多为配合党和国家一些重要的政治举措，例如：强调科技对“四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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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载许纪霖、刘擎主编：《丽娃河畔论思想》，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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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就配合发布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的相关论述，该杂志所刊档案的编辑指导色彩较为浓厚，当然，能发表一点，总是比秘而不宣，藏之密阁好。

　　　　显而易见，原始档案对于研究者是极为重要的，但对其也应具体分析，不应盲目。

　　　　1。　　因为1949年后的档案的背景极为特殊，几十年不间断的政治运动对档案的形成、档案的内容都有极大的影响。

　　　　例如：许多干部的交代、反省，并非出自自愿。《顾准自述》一书是根据类似于档案的原始文件而编辑出版的，均为顾准在文革期间的交代材料，全为自诬之词。该书虽包含不少事实部分，但需认真剥离。

　　　　2。　　因某种特殊原因，有些重要活动、重要事件并无档案记载。

　　　　例如：50年代中后期以来，特别是60年代初、中期，毛泽东召开的中央常委会，有些甚至无记录。其原因是：他对记录一事持高度警惕，防范有人在其身后搞所谓赫鲁晓夫似的“黑报告”。　

　　　　3。　　还有其它一些情况。

　　　　所以，应该重视档案，同时也应对档案进行鉴别和分析。陈伯达晚年讲过一句话：如果档案一切皆可信，那还需要历史学干什么？此话是正确的。档案是极其重要的，但鉴别，分析更为重要。我觉得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讲的一段话，对如何鉴别、运用档案也是有用的。这就是“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这是正确的思维和研究方法。



　　　　二、应高度重视苏联解秘档案的价值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开始大量解秘前苏联档案。世界各国学者纷纷前往莫斯科，与俄方接洽，购买这些珍贵的史料。北京的历史研究者沈志华先生投入大量财力，购买了一批极为珍贵的苏联史和中苏关系史档案，并组织翻译，已全部译成中文。这些档案中的苏联史部分几经周折，终于在最近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内部出版。全套书共34卷凡36本，将大大改变我们以往对苏维埃十月革命后80年历史的认识。　

　　　　有关中苏关系史的苏联解秘档案由于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目前尚不具备公开出版的条件。沈志华先生已将其中的一部分，分别赠送给国内的少数研究者。这批档案得到学者们的高度重视。这是因为：（1）苏联是20世纪对中国、对中共影响最为深远的国家。中苏两党、两国的交往覆盖了1949年后中国历史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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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苏联解秘档案中的中苏关系部分，较多反映两党两国的上层来往，也兼及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广泛领域。（2）这些档案都是原件。（3）在中国方面没有全面开放档案的条件下，苏联解秘档案的公布将对认识1949年后的中国、中苏关系有重要帮助。（4）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中国传统单一化的对历史的叙述，以致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学者说，若干年后，长期流行的那种叙述将会被彻底改写。

　　　　沈志华先生利用苏联解秘档案和其他资料，纂写了两部有关朝鲜战争的著作——在香港出版的《斯大林、毛泽东和韩战》、《朝鲜战争爆发的历史真相》。沈也在国内出版了一本论文集《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他最近写的《苏联专家在中国》，对研究苏联对华经济援助问题有重要的价值。

　　　　近年来，我有机会读了一批苏联解秘档案，时间跨度为“二战”胜利至　70年代。这批档案涉及面很广，反映了许多极重要的问题。这还仅是解秘档案中的一部分，相信若干年后，这些档案会以各种形式向社会公开。　

　　　　当然，当代中国史并不就是中苏关系史，苏联解密档案主要涉及中苏领导的上层交往和国际共运的分歧，以及50年代的中苏经济联系。有关中国内部更复杂的情况，还有待中国学者对中国各种材料进行分析。我有一个看法，这就是在某种意义上说，苏联对中国的影响只限于制度框架上，致于中国制度的运作方式，毛泽东的决策对中国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型塑作用，对国人生活状态的全面的支配，是任何外来影响，包括苏联的影响，都无法与之相比的。



　　　　三、使用领导人文献集、年谱应注意的问题


　　　　80年代以来，中国陆续出版了一批老一代革命家的文集，专题文集以及年谱等文献资料。计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文集》、《毛泽东军事文集》、《毛泽东外交文选》、《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刘少奇选集》、《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周恩来选集》、《周恩来军事选集》、《周恩来外交文选》、《朱德选集》、《邓小平文选》、《陈云文选》、《叶剑英文选》、《习仲勋文选》、《张闻天文集》、《王稼祥文集》、《彭真文集》、《陆定一文集》、《李维汉选集》、《万里文集》、《陶铸文集》、《董必武文集》、《邓颖超文集》、《廖承志文集》、《胡乔木文集》、《邓力群文集》等等。

　　　　这些文集都有重要的价值，提供了一种基本资料和基本线索，但它们也有局限，即相关研究不能仅凭这些文集作唯一重要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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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对政治人物，一般都不是单纯的思想型或学院型的人物。他们的文字有时只是党用他们个人的名义发表。有些文字并不完全表示他们的真实思想。例如，1965年，用林彪名义发表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反映的的是当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基本观点。毛泽东说过，他曾违心的写过一些颂扬斯大林的文章。所以，仅凭政治人物的文字作为研究的材料，所得的结论是会有偏差的。　

国内有些学者主要依据毛泽东的文集，用两个概念——“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来研究1949年后的毛泽东和他领导下的中国的30年，将30年的复杂性全部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