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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部分

革命年代 作者:高华-第74部分

小说: 革命年代 作者:高华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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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就派出达四位数的外调人员,国家机关也是四位数,①大批审干人员奔走于全国各地,进行查证资料的工作,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通过大规模的“外调”,基本查清了党和国家机关以及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历史疑点,使许多人得到解托。

    新国家对社会情况的调查也包括城市中的工人阶级。为了加速向社会主义过渡,实现“一化三改造”,执政党采取的是依靠工人阶级,强化阶级斗争的方针,然而这并不表明城市中的工人一概都被视为是党的依靠对象,对工人也得进行“阶级分析”,换言之,作为个体的工人并不就属于“工人阶级”,在工人中也需落实“阶级路线”。

    50年代初中期,开展了对全国职工状况调查,各级党组织对所属企业的工人的历史状况进行了普遍的“清理”,以“摸清”工人的政治历史情况,具体办法是:(1)让工人填写登记表;(2)由单位党委与工人住地派出所配合,将派出所掌握的资料添入登记表;(3)由单位进行进一步审查,②1952—1953年北京石景山钢铁厂新招工人4857人,有政治历史问题或成分复杂者582人。③据全国总工会1953年对上海私营工厂工人状况的调查,“过高的生活水平已使一些工人腐化起来。大隆机器厂工人不愿听共产主义的道理;大沪制铁厂百分之五十的工人嫖赌”,“有不少工人还讨了小老婆”,“有些厂的工人还和资本家结成‘统一战线’,欺骗政府”。 ④萍乡煤矿1万职工中有1200人被认为“不纯”,其中工人有903人。⑤1955年初,鞍山钢铁公司有5万职工,其中“不纯”分子有5000人,占职工总数的10%。⑥

    “排队摸底”不仅限于调查工人中的“不纯分子”,它也包括对工人的思想状态进行分类排队,即区分出工人中的先进层、中间层和落后层。一般而言,“先进工人”多指老工人,对老工人也要根据他的“阶级意识”与现实表现来判断他是否“先进”。萍乡煤矿工人解放后娶的老婆,成分不好者达到10%以上,这样的老工人一般就被认为是“落后”工人。⑦如果老工人注意奖金、工资一类,则会被认为是“经济主义思想严重”,“思想觉悟不高”,也不会被划入“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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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杨奇清:《专案小组怎么进行工作》,在党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专案小组组长会议上的讲话,1955年11月26日,江苏省档案馆截。
    ②  《内部参考》第150号,1953年7月2日,第29页。
    ③  《内部参考》第150号,1953年7月2日,第28页。
    ④  《内部参考》第94号,1953年4月25日,第508—509页。
    ⑤⑥  《内部参考)第12期,l955年1月15日,第237页。
    ⑦  《内部参考》第35号,1953年2月12日,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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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工人行列。①“落后工人”则指青年工人,所谓“落后”是指青年工人受到“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怕苦怕累,追求享受)的影响。

    对于工人中的政治历史和思想背景的差异,党的领导层十分了解,邓小平在1957年的整风报告中说,占65%的新工人中,农民、学生、城市贫民出身占一半以上,还有3%新工人是地、富、资产阶级、伪军警和游民分子,他提出,这些人的的剥削阶级意识和坏习气尚未得到应有的改造。②然而从总体上看,新国家对工人是比较宽大的。1957年9月中央发出文件,规定在工人中不划右派,只进行“先进”,“中间”,“落后”的分类,不作左、中、右的划分,对技术人员和科室以上的干部可以划“右派”。③

    50年代新国家对社会成员的“排队模底”的重点是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这和当时领导层的认识是相联系的,由于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和旧中国有较深的历史和思想联系,他们被顺理成章地视为是有待进一步加强改造的社会群体。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的“排对摸底”,就是对他们进行左、中、右,甚至是更深入,更细密化的“中左”、“中中”、“中右”、“极右”的政治划分,然后依据不同情况,给予区别对待。这是一项全国性的行动,一直深入到县和县以下的城镇的小学教员这一级。广东省的和平县在建国初是一个人口不到三十万的小县,也在小学教员中进行“左”、“中”、“右”的排队。④

    对于如何帮助、教育知识分子也有许多细密的规定。在“肃反”运动中,1955年8月25日,中央指示,对技术专家,应列出“少数确有学问和技术并有资格和名望的人”的名单报送中央审查,“对他们中组织学习,不放到群众中去斗争”⑤。

    两年后,在反右运动时,又提出,对大人物中的右派,对社会科学方面的要“放手进行,斗深斗透”,而对一些有重大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和技术工作人员,除个别情节严重非斗不可者,其他应一律采取保护过关的方针。

    具体策略有许多:有的是“斗而不狠”;有的为了将来能够使用,应采取控制新闻报道的方法,有的不登报,有的“小斗登报”;对有重大作用的科学家,采取“谈而不斗”;对科学界中的“老右派”,即民主革命阶段的右派,在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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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内部参考》第78号,1953年4月7日,第134一135页。
    ②  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人民日报》1957年10月19日。
    ③  《中共中央关于在工人、农民中不划右派分子的通知》,1957年9月4日,江苏省档案馆藏。
    ④  卢陆胜:《忆峥晚岁月》,自印本,2002年5月,第48页。
    ⑤  《交通部党组关于交通系统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意见向中央报告》,1955年10月,江苏省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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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没有表现或很少表现反动言行的,“当然不要排队,也不好批判”。①

    反右运动的胜利使毛泽东更加意识到到“保持社会生活高度紧张”的必要性,在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号召全党进一步提高政治警惕性,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他指出:“应该保持社会生活的高度紧张,这是查明可能生长在我们大地上的毒草的可靠保证”。②

    保持社会的紧张气氛,在这个时期被认为是团结人民的重要条件,为满足阶级斗争的需要,许多基层单位宁枉勿纵,在50年代,安徽省芜湖地区无一所高校,也没有民主党派,更没有“文联”和“作协”,某农场集中的1500名右派,都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小人物”:小学老师,办事员,保管员、送货员、半文盲等,他们都是当地领导为完成右派的“指标”而被凑成“右派”的。而其中许多小学老师只有小学毕业的文化程度,只读了半年速成班就做了小学老师,在反右暑期学习班中因答错题成为右派的。这些小学老师都是乡里孩子,见识很少,工作的地方又在农村或山区,看不到报纸也听不到广播,他们被要求在考试中判断一个题目:有人说现在是党天下,你认为是对还是错?他们根据有限的知识都填了“对”,于是全部成为“小右派”。③


    (四)新国家高度重视社会成员的阶级背景和思想一致性,以此作为社会统合的基础


    15本回忆录都提到他们或他们的家庭成员因历史问题或出身问题在社会统合中被冲击,如果再加上在思想一致性上和新政治文化等方面存有矛盾,就会演变为极严重的问题而被划入“敌人”行列。

    新政权在初建时期,执政党开始强化意识形态中的反资本主义的叙述,而这个过程是伴随政治运动有序进行的。为了“教育”城市中的资产阶级,促进他们改造“阶级立场”,党组织安排这两个阶层的“头面人物”参加土改运动,让他们接触“活生生的阶级斗争的事实”,并根据他们对土改、“镇反”的态度,对其作出“进步”、“中间”、“落后”、“反动”的政治划分。只是在50年代初期,由于实行“内外有别”的策略,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以为只要熟读领导人的讲话,就是解决了“立场、观点、方法”的问题。于是,出现了许多满口新名词的“爱国资本家”和“进步知识分子”,但是伴随几个大的政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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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中共中央关于自然科学方面反右派斗争的指示》,1957年9月8日,江苏省档案馆藏。
    ②  《1958年7月26日安东诺夫关于中国政治经挤形势的报告》,俄国档案复印件存沈志华处,编号SD09901。
    ③  茅家升:《卷地风来——右派小人物记事》,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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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土改”、“镇反”、“抗美援朝运抵”、“思想改造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审干”运动(也称“忠诚老实运动”),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才知道,执政党有关“立场”的认识与他们的认识完全是两回事。因为“立场”不完全是一种政治姿态的展现,无产阶级的立场是需要通过否定资产阶级来体现的,而最简洁的方法就是看这个人的阶级出身和他在1949年以前的政治历史关系。因此,阶级出身和过去的历史记录是第一位的,现实政治态度是第二位的。所以,给“立场”和“何为正确”下定义,是一项重要的权力,掌握了这个权力,再把“立场”和“阶级出身”结合起来考察,就一劳永逸地掌握了改造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主动权。
    
    回忆录作者之一的李理回忆说,在建国前夕的南下部队中,就有知识分子因在旧社会的经历“不那么干净”而在“诉苦”时感到负咎而喝农药DDT自杀的。①1950年11月1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南京市欢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博士学术演讲的报告会上提出新概念:“美国没文化”,此时正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的初期,陆定一以如此口吻批判、否定美国文化是可以理解的,但当时南京的知识界对陆定一的讲话却持有异议②,当负责同志提出“立场”问题后,他们才噤口无言。回忆录作者之一的喻明达50年代在华中农学院中专部学习,他对当时被神化的苏联的“米丘林学说”有所怀疑,认为“通过人为的努力,使生物的遗传按照社会主义的需要不断地变异,似乎于理欠通”,当他把这个看法告诉老师时,就受到老师的警告。③湖南军大的教员在讲“隧道”一词时,因举了一个“纽约地铁”的例子,也受到批评,被指责为“崇美”,他被告知,应举“莫斯科地铁的例子”。 ④

    由此可以证明,执政党还在执行“新民主主义”建国方针的时候,在思想意识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就已被视为对立面。只是在这个时期,在落实“阶级论”的原则时,仍然表现出相当的弹性:各级政府都吸收了部分民主人士参政,在许多大、中城市,资本家家属甚至担任了居民委员会负责人。非工农出身,“历史清白”的知识青年,即使不是党、团员,也可参军、参干。

    新政权在初建时期,就高度重视对“旧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在开展了一系列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的同时,各地还创造出一些专门针对知识分子和资本家的改造形式和新词汇,“思想剥皮”就是1955年内蒙创造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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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李理:《俺这一辈子》,自印本,第111页。
    ②  《内部参考》第276号,1950年11月23日,第107一l08页。
    ③  喻明达:《一个平民百姓的回忆录》,第218页。
    ④  李理:《俺这一辈子》,自印本,第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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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即对知识分子和资本家的阶级背景和现实表现进行更深入的调查,“对重点人逐个全面分析,具体对待” ①。甘肃省有的基层单位更将这个词语加以简化,直接称之“剥皮”,肃反对象一般都要被送到“剥皮组”接受教育②。1955年,对上海资方人员335人调查的结果是:“不纯”分子占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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