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 作者:高华-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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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瑞早年留苏的经历，瑞金时期蒙受重用，随着时空的转移，此时已成为消极性因素，在某些偏激者眼里，朱瑞的上述经历，已够划入“教条主义者”一类。延伸下来，抗战前期，山东工作屡失“先机”，此又可与“王明右倾投降主义”挂上钩。至于善作“自由婚姻”一类的大报告，正可证明“教条主义者”具有的夸夸其谈的“党八股”的特征。

　　　　更重要的是，朱瑞缺乏早年追随毛泽东的经历，在遥远的莫斯科，朱瑞虽时时思念祖国的革命，但未能亲身参加开创井冈山，进军赣南的战斗……到达瑞金后，毛泽东在党内已遭贬斥，在毛泽东最困难的岁月里，朱瑞没能和他建立起亲和性的个人联系，对朱瑞而言，这是无法弥补的历史的遗憾。

　　　　抗战胜利，中共又面临一新局面，此又是用人之际。在延安的各路战将秣马厉兵，纷纷赶赴白山黑水，大江南北。延安总部没有忘记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朱瑞，中共七大后，本拟任命朱瑞担任军委副总参谋长，但渴望再赴战场的朱瑞主动请缨，要求去干自己的老本行——炮兵。朱瑞的愿望得到了满足，被任命为延安炮校的代理校长。

　　　　延安炮校是今天人民炮兵的摇篮。抗战期间，受客观的游击战争性质的限制，延安炮校局促于延安远郊，长期进行训练、生产。在康生插手策划的“抢救运动”中，延安炮校的多数同志因知识分子出身而被打成“特务”、“奸细”。朱瑞在短时期内就把炮校恢复，继而赶赴东北战场，这实非易事。在东北，朱瑞发出了生命的最后光华。这位当年大战略区的第一把手，现在成为林彪麾下的炮兵司令员，且还不是直接带兵之人（当年，在干部心理上，都向往直接带兵，对技术兵种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在朱瑞的领导下，以延安炮校500名骨干为种子，仅仅3年，东北野战军就发展到16个炮兵团和一个炮兵纵队，拥有各种火炮4700多门。

　　　　渴望战斗，而不耐烦在人事关系复杂的上层机关搞一些地图作业，这或许是朱瑞不愿留在延安总部的原因，而放手让朱瑞去前方，也表明那个时代任人唯贤、不以一时偏失定终身的一种优良作风吧。

　　　　那是一个革命的年代。革命者需要为理想承担一切磨难，包括革命阵营内部不可避免会出现的各种隔阂和误会，此所谓革命的“炼狱”也。然而革命年代，革命为最高宗旨，舍小我为大局，个人荣辱皆可全部抛开。在中国革命胜利前进的捷报中，朱瑞触雷阵亡，是他革命一生的最后的自我完成。

　　　　是年，朱瑞4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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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飞：在祖国的天空中自由飞舞的一颗沙粒①




　　　　首先感谢中山大学“沙飞影像研究中心”邀请我参加这次会议，也感谢王雁（沙飞之女）和会务组周到的接待。我对沙飞的摄影思想不熟悉，但是把它放在中国近现代史的脉络里面再看他的作品，我也还有一些感想。我知道沙飞这个名字比较迟，虽然比较早就看到沙飞的作品，其中一张就是《鲁迅与青年木刻家》，但是这些照片都没有署名，不知道是沙飞拍的。80年代中期我知道沙飞了，对他的结局感到很惋惜，但对他的事情还是了解不多。我对沙飞熟悉起来是到21世纪了，前几年，小彦、冯原，我们一起到珠三角去，在开平，他们两位给我介绍在当地非常有影响的司徒家族，他们也谈到沙飞。随后杨小彦送给我一本《沙飞摄影全集》。经过杨小彦和冯原的介绍，我又翻开了那本厚厚的《沙飞摄影全集》，我脑海中的沙飞影像就逐渐清晰起来了，似乎有一根线把我去过的延安和我从来没有去过，但在我脑海里有一种想象的晋察冀边区联系在一起了，让我对沙飞有了一些感想，今天我谈几点。

　　　　我对沙飞的基本看法是沙飞一生有两个高峰，成就了他非常杰出的、极具鲜明个性的左翼艺术家的事业。我先说一个看法，我认为思想上和文化上的左翼和组织化的革命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左翼可以革命，也可以是“一个人的左翼”或者“书院里的左翼”，20世纪30年代的李达等人，他们都是左翼，可是他们大多不跟中共发生组织联系，他们是“一个人的左翼”或者叫“个体左翼”。

　　　　左翼不一定革命，但是革命一定是左翼的。左翼是多种选择中的一种，革命则是一种组织化的行为。沙飞的第一段阶段是1936—1937年，我称之为沙飞的“个人化左翼”的阶段，这个时期沙飞的作品，刚才几位先生都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鲁迅，再一个是他的人道主义的情怀、对底层的关注。1936年8—11月，这对沙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他到了上海和鲁迅接触，拍了一组关于鲁迅的照片。从这些照片可以看出来，沙飞非常敬仰鲁迅，这组照片完美地表达了沙飞对鲁迅的尊崇。到了1937年，沙飞还有一些关注底层的照片，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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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在“沙飞影像研究中心”首届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2008年11月15日）已收入《战争、苦难、与知识分子的视觉记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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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我觉得这种关注还没有到尖锐化或者直白化的程度，也就是他的这个左翼还是一种温和性的左翼。

　　　　从这个时期沙飞的代表性作品《老国民》、《人力车夫》、《码头工人》、《摆小摊的人》，还有一个老太太在缝衣服等影像，我们更多的感受是一种日常生活，或者是一般性的人道主义。这种一般性的人道主义实际就是“五四”以后“为人生的文学”在更广泛的文化艺术领域的发展。关注底层、关注社会，这些主题从“五四”就出现了，比如一个人力车夫的故事。“温和左翼”和“激进左翼”是有区别的，激进左翼有一些重要的标志，首先要反映底层的苦难，再一个要反映底层的反抗。这两个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组织化的左翼最鲜明的标志，而不仅仅是一般性的展示底层的日常生活。还有一点，作为一种整体现象，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左翼文学艺术是集团化的，是一个有组织、有纲领的行动。1930年成立的左联，有左翼文学、左翼戏剧、左翼电影、左翼音乐、左翼新闻等等八大类，全都是有组织，有纲领的。沙飞显然不在这个左翼组织化的队伍中间。他参加的“黑白社”跟左联完全没有关系。我还要补充，这个时期的左翼还有一个鲜明的特色，它一定要直白地表达对“伟大苏俄”的向往，热爱苏俄，向往苏俄，是中国30年代左翼文学艺术的特征。可是反观这个时期的沙飞，他的作品里没有这个主题。他就是个人化的左翼，或者叫温和左翼。长期以来我们有一个看法，这就是左翼和中共是画等号的，离开中共就没有左翼。但事实上，情况可能更复杂一些，在中共之外确有左翼，把这种个人化左翼联系和聚集在一起的就是鲁迅。这就是我对1936年、1937年沙飞作品的感受。

　　　　沙飞的第二阶段也就是大家都在讨论的晋察冀13年。这是沙飞作为个体的左翼艺术家汇入到组织化的抗日革命洪流，成为了一个革命宣传战士。沙飞是作为一个战地摄影记者去华北根据地的，当时还有一个青年记者陆诒也去了，陆诒很快就离开了，沙飞却留了下来。晋察冀是八路军和侵华日军最接近的地区，八路军的抗日和沙飞的抗日叠合在一起，在这里沙飞达到了他一生里创作最高峰。在晋察冀13年里间，他置身在高度组织化的革命战争的体制之下，“抗日”、“革命”、“自由”都在他的身上体现，使这个时期的作品形成了一种张力。但是我还有一个看法，那就是沙飞很特别，他没有能够如同大多数前往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一样都实现左翼知识分子的两次转型：第一步，从左翼艺术家转变成革命宣传战士，这一步他跨过来了；但下一步，他没能够再向成熟的党的工作者转变。

　　　　晋察冀的革命知识分子有三个代表人物，一个是邓拓，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就是张春桥，他们和沙飞都是前后同事。邓拓、沙飞、张春桥是左翼知识分子前往晋察冀的三种类型，他们这三个人长期在晋察冀工作和战斗，但在这之前，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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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都曾不同程度地涉足上海左翼文化运动。邓拓去上海最早，他在1929年就去了，1930年他参加了中共，是左翼科学家联盟的成员，1933年离开上海，1937以邓云特的名字在上海出版了一本学术界都认可的专著《中国救荒史》。沙飞去上海很迟，也就是在上海待了三四个月，但因为沙飞拍了鲁迅的照片，他在当时影响就比较大。张春桥是1935年5月去上海的，这年他18岁，是通过朋友的介绍投奔左翼作家陈白尘的，还和陈白尘一同在上海的西爱咸斯路的一个阁楼上住了两个月①。张春桥在上海待的时间比较长，1935年10月参加了“左联”，他自称是1936年春夏在上海参加了共产党，但在建国后“审干”运动中，上海市委确认他的入党时间是1937年春。张春桥在上海的几年，虽然写了不少杂文和小说，但除了用笔名“狄克”写过被鲁迅批评过的一篇文章，在左翼文坛上名气不大，人们很少知道他。

　　　　这三个人就左翼的自觉意识而言，邓拓最高，张春桥次之，沙飞最低，但是这三个人在上海特殊环境下都没有被高度组织化。1932年12月，邓拓被国民党逮捕，被押往苏州反省院，后经他的家庭营救出狱后回到了家乡福州，和共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再转到开封读河南大学，成为一个“个体左翼”。张春桥是另一种情况，在国民党的严酷打压下，1935年后的上海共产党组织基本被打散，张春桥在上海接触较多的就是这样一些被打散、失去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沙飞、邓拓、张春桥都是一种松散状态下的左翼分子，或者说他们都是左翼的“散兵游勇”。从上海到晋察冀，他们都经历了一个从个体化的左翼分子被纳入到军事一元化战争体制的转变过程。这三个人都抗日，都追求革命，我不专门研究张春桥，但我想，他在1938年1月去延安，再转去晋察冀根据地，应是追求抗日和革命去了。

　　　　邓拓去晋察冀，他是归队，他是老党员，但因失去组织联系，有关情况有待调查，因而在1937年末重新入党。张春桥也是归队，但是没有人能证明他在1936年入了党，故而在1938年8月在延安重新入党。沙飞不一样，他去的主要原由是抗日，但也不能排除有追求左翼革命思想的成分在里边。因为这个时期国民党也抗日，1938年的武汉是全国爱国知识分子都想去的地方，在那儿有非常活跃的影响全国的革命文化活动。沙飞为什么不去武汉而去了共产党的根据地？我认为这和他有一种左翼的追求，即向往共产党所强调的社会平等、社会革命的理想有关。三个人去晋察冀之前，思想不完全一致，去了以后差异就显现出来了，当他们被汇入到共产革命洪流之后，邓拓和张春桥很快就被革命组织所规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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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陈白尘：《我这样走来》，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美术出版社2008年6月版，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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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被改造，融入革命的洪流中去了。今天我们没有看到有关反映张春桥在这个时期有什么痛苦和苦恼的历史资料，邓拓还有一点，在1944—1945年整风审干运动中，他写的一些诗，抒发了某种苦闷的情绪。

　　　　沙飞是很早去晋察冀的，他是1937年下半年就去的，比张春桥早，可是他入党是在1942年。我们知道1938年和1939年是中共大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只要你有一点入党意愿，历史比较清楚，大致就能够入党。到了1939年下半年才有一个巩固党的决定，就是停止大发展。在这个党员大发展的阶段，为什么沙飞不入党或者入不了党？我们通过王雁提供的资料知道有两个原因：一是组织上对他的经历有一些怀疑，这主要因为沙飞是李公朴介绍去根据地的，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