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 作者:高华-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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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性的叙述也会出现一道“隙缝”，反对迷信、解放思想、人民民主、“实事求是”、双百方针、关心群众生活，都可以被给予新的解读，形成了与五四话语的“对接”，故而在1956—1957年才有可能出现如黄秋耘的《不要在人民的痛苦面前闭上眼睛》等一批针砭时弊的杂文。

　　　　在1956年为时很短的几个月的时间里，受到苏共二十大的刺激，中国也开始了对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然而，波、匈事件的发生，却在中国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强大的僵化思维迅速将创新的思想火花扑灭，刚刚开始的对新发展、新路径的探索在转了一个弯后不但没有回到原地，而且朝向一个更极端的方向急速滑去。1957年夏到1958年，一些从根据地来的知识分子被他们的同志，也是当年的延安知识分子打成了“右派”，他们努力说服自己，强迫接受自己是“人民的敌人”的现实，希望在艰苦的劳动中得以“脱胎换骨”，重新回到革命的行列。可是若干年后，延安知识分子又被更激进的后来者——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蹿红的“左”派“理论家”加以“规训和惩戒”。“文革”前夕，周扬等延安知识分子和原国统区的“旧知识分子”被“一网打尽”，于是，他们中的许多人想起了王实味，对“规训和惩戒”提出质疑和反思，王实味也成了持续性的集体记忆的符号，一些昔日的延安知识分子，如顾准等人，终于又回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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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费孝通先生访谈录》，《南方周末》2005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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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走向了自由主义。

　　　　考察20世纪中国的革命话语，离不开19世纪后半叶以来的中国的大背景，这100多年的中国的基本主题就是争取民族独立和进行深刻的社会改造。这两大主题在20世纪有不同的回应方式，简言之，一条就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这是激进的面向社会底层的社会改造路径；另一条就是国民党的“国民革命”，这是主要面向社会中间阶层的渐进改造的路径，其间的差异巨大，但两者都是为了追求建立一个现代民族独立国家：

　　　　1．都在追求“现代化”，并试图把“民族性”融人现代化；

　　　　2．都着力加强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

　　　　3．都在谋求一种“最好的”治理中国的制度或管理形式，传统的思想及制度资源与外来因素融为一体，都被运用其中；

　　　　4．都重视意识形态叙述，希望以此整合社会意识，揭求出现一个能带领民众使民族走向复兴的“英雄”，为达到此目标．在历史素材和人民期盼的基础上，积极建构“英雄创世纪”的社会记忆工程；

　　　　5．都在做动员组织民众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的军事化趋势不断增强等等。

　　　　为了追求一个现代中国，一百多年来，无数的中国人为之努力、奋斗、牺牲，他们给后人留下极为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在过去革命话语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新文化，它改变了中国，也持续性地影响着我们。

　　　　今天的环境变了，人们需要探索新的思路。20世纪波澜起伏的中国革命和社会改造运动已进人历史，新技术革命和“全球化”的浪潮每天都在改变着中国和世界，或许还是用得20世纪80年代的一句老话，这就是在21世纪的当下，我们该如何面对过去？又如何面对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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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漩涡中的朱瑞①




　　　　对于朱瑞这个名字，今天的年青一代已经是很陌生了，人们或许只记得，这位东北野战军的炮兵司令员，是在1948年10月的辽沈战役攻打义县的战斗中触雷牺牲的，而对于他的其他活动则知之甚少。但是，在当年的山东抗日根据地，“朱瑞同志”却是一个很响亮的名字。

　　　　1939年6月，早年留学苏联克拉辛炮兵学院，1934年春在瑞金召开的“二苏大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长征中担任过红五军团政委、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时任中共北方局驻太行区代表的朱瑞，奉命随徐向前自冀南入鲁，成为由徐向前任司令员的八路军第一纵队的政委。不久，朱瑞又被任命为中共山东分局书记。1939年的山东局面与华中大部分地区的情况相似，与日本侵略军、国民党军的力量相比，中共在山东的力量还较弱小，朱瑞作为党在山东地区的最高负责人，深知自己所肩负的重大责任，好在毛泽东已为全党制定了大政方针，这就是抓武装、夺地盘。

　　　　然而，落实毛泽东的战略意图的关键，是手中必须有军队，尤其是久经战火考验的主力部队，但是，由于客观条件与主观因素的制约，中共军队入鲁的时间较晚。1938年春，山东党负责人黎玉在延安当面向毛泽东请求派红军干部入鲁，以整训、壮大地方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毛泽东同意了黎玉的请求。红军将领张经武率一批长征干部随黎玉返回山东，不久就组建了八路军山东纵队。徐向前、朱瑞进入鲁南后，即与山东纵队指挥部会合，8月1日，正式成立八路军第一纵队。八路军总部给其的权限是统一指挥一一五师、山东纵队和中共在苏北的部队。而在这年的3月，由罗荣桓、陈光率领的一一五师的一个主力团与师部机关已陆续进入鲁西。

　　　　这样，中共在山东就有了两支军队：八路军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八路军第一纵队），山东抗战新局面随之打开。革命在大步前进，行进中的步伐凌乱就被掩盖了，八路军总部规定的山东纵队统辖山东及苏北中共武装的命令被无形取消。原由朱瑞担任政委的八路军第一纵队，在1940年被撤销番号，改由山东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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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载《老照片》第8辑，1998年；《炎黄春秋》2000年第8期；《党史博览》2002年第10期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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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指挥所属部队。1940年6月，徐向前奉召返回延安，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山东抗日根据地未能实现军事上和政治上的集中统一领导。

　　　　战争期间，情况瞬息万变，上级机关收回成命的事情，时有发生，唯取消八路军第一纵队番号事，却有蹊跷和微妙之含意。抗战初期，驻扎在太行的八路军总部事实上起着指挥华北敌后抗战的中枢机关的作用，在党的组织系统，中共山东分局亦属中共北方局领导。在一段时期内，太行的八路军总部对华北、山东的影响相对于延安更大，经常的情形是，太行直接下令，然后报延安备案。例如，一一五师入鲁，就是奉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之命，而朱、彭则是依照延安毛泽东的指示发出这道命令的。当然，延安始终保有对华北、山东的直接指挥权，毛泽东可以直接给军队和地方发出指示。

　　　　太行的八路军总部及中共北方局对华北、山东敌后根据地的指挥与领导，随着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北方局书记杨尚昆相继返回延安后，开始发生变化，从此延安对敌后的指导作用日益突显出来，八路军第一纵队番号被无形撤销，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发生的。

　　　　在八路军第一纵队的番号被取消后，朱瑞的主要职责是领导中共山东分局。在山东，党的领导与军队领导，两职长期分开，各司一摊，执事者角度有异，难免产生意见分歧。

　　　　在山东，还有其特殊问题：一一五师与八路军山东纵队的统一指挥久未解决，受到战争环境的影响，山东纵队与一一五师分别处在不同的作战区域，事实上形成了领导山东抗战的两个中心。

　　　　延安已注意到山东领导机关的分散现象，在1941年后曾作过努力予以改变，但是来自延安的指示又包含模糊性，山东的多头领导现象在1941年后继续存在，一一五师与山东纵队仍没实现集中统一。

　　　　朱瑞在山东最闪亮的时期是1939—1940年，1941年后，日寇频繁进攻根据地，大批抗日军民惨遭日军杀害，在牺牲者的名单中，有朱瑞的妻子、山东分局妇女委员陈若克和她刚出生的儿子。

　　　　根据地蒙受重大损失，使领导机关内部的争论也趋于激烈。1941年9月后，罗荣桓更对分局在领导山东抗战上的某些失误不止一次提出过意见，但都未得到重视。进入1942年，形势愈加严峻，罗荣桓致电北方局和中央，建议山东分局召开扩大会议，请中央派刘少奇前来参加。毛泽东同意了罗荣桓的请求，电召正欲前往延安的刘少奇，在途经山东时，就地考察山东形势，并对领导机关内部的争论作出裁决。

　　　　此时的刘少奇虽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但却担负着极重要的中共华中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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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政委等职务，正受到毛泽东的特别倚重。1942年3月，刘少奇抵达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驻地，一住4个月，对山东问题作出广泛调查，得出结论：山东问题的症结所在，是中共山东分局主要领导同志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犯了错误。

　　　　刘少奇所指何许人？朱瑞是也。刘少奇批评朱瑞对党的独立自主的方针执行不力，缺乏战略眼光，“反顽”斗争瞻前顾后，失去许多“先机”；其二，严重忽视发动群众，未能广泛展开减租减息；其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空谈主义，党八股。山东阶段的朱瑞，虽已是久经考验、独当一面的高级领导干部，但也有不成熟的方面——身上还保留一些书生气。朱瑞善于作鼓动性的大报告，他甚至为推动根据地婚姻制度的改革，作过几个小时的动员报告。

　　　　刘少奇来鲁指导工作之际，正是山东根据地形势最困难的时期，若从毛泽东的立场论之，刘少奇的批评基本符合实际，某些意见，罗荣桓过去也曾向朱瑞提过，作为山东分局负责人的朱瑞实难辞其咎。

　　　　朱瑞，这颗一度闪烁的星辰黯淡了。1943年9月，朱瑞奉调返回延安，而在此前的3月，中央军委就正式任命罗荣桓为山东军区司令员、政委和一一五师政委、代师长，统一指挥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朱瑞返回延安后，延安立即任命罗荣桓为山东分局书记，将领导山东党、政、军一元化的重任交付罗荣桓。

　　　　朱瑞回延安后，被安排进入中央党校一部参加整风学习，这个学习为时颇长，有近两年的时间。

　　　　来延安的高级领导同志，虽然都在学习，情况却各不相同。刘伯承就曾一度被停发文件，不被通知参加某些重要会议，后经周恩来援手，刘伯承的境况才有所改善。陈毅在延安学习一段时间后，境遇亦向好的方面发展，1944年春、夏，陈毅被通知参加接待来延安的美军观察组的外事活动。然而，朱瑞没有得到这种边学习、边工作的机会，他长期处在“学习”状态，颇为引人注目。

　　　　朱瑞在延安的学习，产生了一个结果，这就是他写的《我的历史与思想自传》，在这篇自传中，他对自己的历史作了严格的剖析。在中共七大上，朱瑞又作了《山东根据地在三角斗争中的经验与教训》的发言，对自己在山东工作期间的缺点错误进行了深刻的检讨，热情歌颂了毛泽东的伟大。朱瑞的这个充满自我批评精神的发言，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在中共七大上，因工作需要而未能到会的罗荣桓当选为中央委员。从此，朱瑞开始以一个新的形象被党内同志所认识——犯了错误，并愿意改正错误的党员干部。

　　　　朱瑞的被贬谪与罗荣桓地位的上升，在同一时期发生。客观事实证明，在朱与罗的争论中，罗的看法比较符合实际。当然，朱瑞在党内地位的下降，还源于各种复杂微妙因素的综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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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瑞早年留苏的经历，瑞金时期蒙受重用，随着时空的转移，此时已成为消极性因素，在某些偏激者眼里，朱瑞的上述经历，已够划入“教条主义者”一类。延伸下来，抗战前期，山东工作屡失“先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