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 作者:高华-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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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下半年延安的普教系统的知识学习已经完全终止，而转变为参加生产劳动，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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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打破旧的一套》，延安《解放日报》1941年9月11日。
　　　　②　　李鼎铭：《文教工作的方向》（1944年12月6日），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第45、44页。
　　　　③　　《论普通教育中的学制与课程》，延安《解放日报》l944年3月11日。
　　　　④　　《中共冀鲁豫分局关于普通教育改革的指示》（1944年10月27日），《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第103页。
　　　　⑤　　周而复：《人民文化的时代》，《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第141一142页。
　　　　⑥　　《提倡自然科学），延安《解放日报》1941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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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育与劳动相结合走向了取消学校教育的地步。

　　　　5．在严重缺乏师资的边区和其他根据地，知识分子和教师为发展教育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那时的主流观点认为，这些教师旧的教条知识多，解决新问题的实际知识少，因此对知识分子“教育、改造”有余，重视、团结不够，甚至一度走到轻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极端地步，一些文化人因自己是知识分子而深感内疚，“感到有罪，感到对不起劳动人民”①，“懊恼自己成了知识分子”，宁愿自己从小做“童养媳”，一直从事农业劳动②。不少知识分子在“抢救运动”中遭受严重打击，阻碍了他们工作积极性的发挥。

　　　　6．新文字运动具有试验性，表达了使底层人民在知识上文化上翻身的美好愿望，但是事实上却让老百姓不胜其烦，它实际上只是一些激进共产党人文化改造的理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过分的否定超越了群众的想法和要求，在实践中是不成功的。

　　　　近代以来教育改革与国家现代化紧密联系，20世纪是中国几千年社会变动最剧烈的一百年，人们为了追求一个理想的社会，进行大规模的革命和改革，“五四”时代，一批先贤先哲为中国的教育现代化作了很大努力，使中国教育面貌发生重大改变，对国家的进步起了促进作用。中共致力于社会改造，从瑞金时代的照搬苏联，到延安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教育，逐渐探索出一套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教育理论，在这个理论中，中共对“五四”教育遗产作了重大选择，对其有利于革命的一面作了继承、改造和转换，同时也抛弃了很重要的内容。根据地教育是一种大规模的教育改造的实验，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亦有负面性，这就是教育的泛政治化和过分实用化，这些都对1949年后的教育产生了复杂的影响。然而，根据地教育又是20世纪中国教育遗产的重要部分，它留给人们丰富的启示，给中国教育未来的变革提供了某些重要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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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陈学昭：《工作着是美丽的》，渐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68—270页。
　　　　②　　陈学昭：《天涯归容》，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7一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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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的诞生①




　　　　1942—1945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共历史上进行的第一次全党范围内的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其中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思想改造——即用毛泽东的理论和概念转换党员干部的思想意识，是延安整风运动重要的一环。毛泽东领导的这场浩大的思想改造工程迄今已五十多年，笔者认为，无论从毛泽东的个人创造力，抑或是从思想改造对日后中国人的广泛影响而言，延安整风期间锻造“新人”的经验都是值得充分研究的。然而学界对有关这一课题的叙述，基本集中于全党思想统一的政治意义方面，对整风运动中的政治操作层面及与思想改造的关系、制度创设对整风的有效推动、锻造“新人”过程中的“思想”和“组织”因素的交互作用等，均极少涉及。本文的基本观点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由中央总学委领导的、广泛推行的“和风细雨”和“急风暴雨”的思想改造的路径，作为整风运动政治操作的基本方式，对于整风运动目标的实现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从“思想”打开突破口
　　　　
　　　　
　　　　延安整风运动所要解决的问题极其繁重，难度也极高，它所涉及的既有政治层面的中央领导机构的改组问题，又有思想层面的全党的思想转换，确立中共的独立自主地位和新的思想路线以及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新人”等问题。然而，在彼时彼地，可供毛泽东活动的空间却相对狭小，首先是来自莫斯科的压力：尽管此时苏德战争激烈，但是苏联及共产国际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司令部，对中共仍然具有广泛的影响，中共作为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在寻求独立自主道路时面临着很大的压力，这种压力又分为实际的具体压力和无形的精神压力两个方面。前者是拥有大功率电台的苏联在延安的观察组，他们随时向莫斯科汇报在延安观察到的有关中共的一切战略情报；后者主要是中共内长期存在的盲目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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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原名《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思想改造、制度创设与政治运作》，载《领导者》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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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的浓厚的精神氛围。在这两种压力以外，在党内一部分同志中还存在着对开展整风、反教条主义“正当性”的疑虑和抵触。

　　　　在1941年9—10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1931—1934年党的政治路线的批判，得到了中央领导层绝大多数成员的拥护，毛泽东已获得对王明等“教条宗派分子”的绝对优势。但是，王明等在全党，特别是在青年知识分子党员中仍享有很高的威望，在全党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毛泽东不可以迅速将党的核心层中的路线分歧向全党公开。然而为了彻底摧毁“教条宗派”在党内的基础和影响，又必须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搞清路线是非”，既对事，也对人。只有将上层与中、下层的斗争全面展开，才能为全党转变思想，接受“教条宗派是机会主义路线的产物”这一命题扫清障碍。

　　　　从延安整风运动推动中共革命胜利之巨大成效看，毛泽东的意图是有充分正当性的，俄式革命概念若不经中国化的改造和转换，事实证明，是难以在中国真正发挥作用的，而“无产阶级革命新人”又确保了中共干部队伍在严酷的战争年代和建国后，实现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高度统一。只是在当时，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既要清除党内的盲目崇苏的思想，又不能损伤中共和共产国际的关系，更要维护斯大林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形象，还要考虑到全党思想认识的现有水平，故而毛泽东不能操之过急，他只能因势利导，循序渐进。整风之初，他暂时回避了敏感的领导层班子改组的问题，选择先从较为“形而上”的，也是所有问题之基础的“思想”入手，从而使得从1942年开始的行动显得颇为扑朔迷离。在一段时间里，党内上下并不都能完全理解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的意图，即确立中国党的独立自主的地位，推倒和清除王明路线在全党的影响，重建党的思想路线和改组党的最高领导机构。尤其不理解为什么要在抗战艰苦的年代，将各根据地的重要的领导干部调回延安？为什么当各地的七大代表到达延安后，又推迟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及为什么要把延安中央机关和各根据地的许多日常的工作停下来，花费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进行党的思想路线的学习和讨论？

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不仅需要沉稳细致，耐心等待一些同志的思想觉悟，更需要采用一些政治上的方法和步骤，包括创设各种制度，来落实他对党的思想和组织重建的思考，而他在政治上所拥有的强大优势则有力地保障了他的意图的落实。

　　　　1942年，党、军队、政治保卫机构，都在毛泽东的强有力的领导之下。在经历了长期的革命斗争，尤其在1935年遵义会议毛泽东进入党的领导核心层后，他的政治智慧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他既有顽强的革命意志，又有敢于突破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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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的胆略。毛泽东是党内最有原创性的思想家，但他又不是从莫斯科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走出来的“书院型”思想家，在进行复杂的革命斗争，在解决党内矛盾，落实、贯彻他的革命策略思想方面，毛泽东的所有思考都具有高度的现实政治性。与此同时，他的政治领导能力和领导风格又是极其强势的，换言之，毛泽东在是一个杰出的思想家的同时，还是一个极其成熟的政治家，他拥有巨大的政治才干，来实现他的政治理想。

　　　　1942年春，整风运动初兴之时，其主要内容是号召全党干部学习中共中央指定阅读的一系列文件。整风以学习文件先行，反映了毛泽东在开展党内斗争的方法上所具有的独创性，毛泽东以“思想”为突破口，这既是全党思想转变的重心，也是扭转党的一切活动的前提。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作动员全党整风的报告——《整顿党风、学风、文风》（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易名为《整顿党的作风》），2月8日和9日，毛泽东又在中央宣传部干部会议上两次作《反对党八股》的演说。在此之后，他亲自主持制定了几个有关整风学习的中央决议，至1942年4月3日，复以中宣部的名义，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向全党正式提出开展“思想革命”的号召。

　　　　毛泽东在2月作的报告和他主持制定的有关动员整风的决定，都没有直接点出王明、博古的名字，只是号召反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一年前的1941年5月，毛泽东当着王明等人的面，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演讲中，指斥教条主义者只是“言必称希腊”的留声机，控诉他们用教条主义来毒害青年：“十七、八岁的娃娃，教他们啃《资本论》，啃《反杜林论》”。①　现在毛泽东又在演说中历数中共党内的盲目崇拜苏俄情结在思想宣传形式上的错误。毛泽东说：


　　　　他们一不会耕田，二不会做工，三不会打仗，四不会办事……只要你认得了三五千字，学会了翻字典，手中又有一个什么书，公家又给了你小米吃，你就可以摇头晃脑地读起来。书是不会走路的，也可以随便把它打开或者关起。这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这比大师傅煮饭容易得多，比他杀猪更容易。你要捉猪，猪会跑，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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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毛泽东在1941年5月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中把教“十七、八岁的娃娃，教他们啃《资本论》、《反杜林论》”列为教条主义最恶劣的表现之一。毛泽东的这句名言随之在延安不胫而走。1949年后，毛泽东的这段话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被删除。原文见边区总学委编：《整顿三风二十二个文件》（延安：1942），第4—5页；另参见王惠德：《忆昔日》，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9—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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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它会叫，一本书摆在桌子上，既不会跑，又不会叫，随你怎样摆布都可以。

　　　　那些将马列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对他说，你的教条没有什么用处，说句不客气的话，实在比屎还没有用。我们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条呢，既不能肥田，又不能肥狗，有什么用处呢？①

　　　　
　　　　毛泽东亲自登台作报告，矛头直指教条主义，表明他已决心全力发动整风运动，并以此昭示全党，他本人是整风运动的最高领导者。紧接着，2月21日，康生在延安八路军大礼堂向延安2200余名干部传达毛泽东整顿“三风”的报告。他说，“目前所谓知识分子，实际上最无知识，工农分子反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