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 作者:高华-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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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国家，使中华民族在党的训政下讨生活，而是要实施宪政，使人民能够运用直接民权，完成民主政治。”①　他进而强调，为了“挽回人心”，国民党必须“进行政治党务改革”，“恢复党的民众立场”，“切实履行本党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各种自由论纲，禁止一切非法干涉，滥行拘捕”，国民党各级党部“绝对不许干涉地方行政及人民组织或言论”。　②　孙科指出：党治之弊，使“国力无由集中，外侮不克抗御”，唯一的“补救之法”就是促成宪政，③　否则“本党难辞之咎”。　④

　　　　与国民党内反对实施宪政，认为结束党治将危及国民党统治的人相反，孙科对实施宪政后的国民党前途表示乐观。30年代初，蒋介石迫于舆论压力，不便在公开场合明确反对实施宪政的主张，但私下却极不赞成孙科的看法，暗中表示“希望他与国民党有较长时间来领导国家”。蒋的亲信黄郛、杨永泰曾建议蒋介石采纳孙科的主张，以减缓国民党所面临的全国各阶层人民要求开放政治的巨大压力，但遭到了蒋介石的“积极反对”。　⑤　与蒋不同，孙科认为，实施宪政对国民党不是危险而是提供了一个机会，⑥因此对国民党的前景“可以不必顾虑”。他确信只要实行宪政，国民党的政权必能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戴，国民党的政权“一定可卡因更加巩固的”。　⑦

　　　　30年代初，孙科对于民主价值内容虽有涉及，但更多的是从准备抗日的需要来谈民主宪政。孙科思想的这个倾向到了1937年有所变化，而到了抗战后期，他则开始从价值层面和多党制的角度，强调宪政对促进政治现代化的重要作用问题。

　　　　首先，孙科肯定了人之应有思想和言论自由是民主政治建成的思想基础，主张政府应对各种思想以平等的宽容。孙科针对国民党压制言论自由的种种事实尖锐指出，“无言论自由的国家，一定要陷于失败”。⑧　孙科批评国民党对“人民从事爱国活动，或发为政治言论者，动辄指涉嫌疑，目为反动”，要求国民党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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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孙科：《在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上的闭幕词》，《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执委会第一次会议记录》，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二档馆藏。
　　　　②　　孙科：《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中国的前途》，第210页；孙科：《抗日救国纲领草案》，上海《时事新报》1932年4月24日。
　　　　③　　孙科：《实行宪政之意义与国民应有之认识》，《孙科文集》，第257页。
　　　　④　　《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中国的前途》，第211页；孙科：《抗日救国纲领草案》，上海《时事新报》1932年4月24日。
　　　　⑤　　邓元忠（邓文仪之子）：《新生活运动之政治意义阐释》，载《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史研讨会文集》，第31页；另见刘建群：《银河忆往》，第233—234页。
　　　　⑥　　Lloyd　E。Eastman　The　Abortive　revalution；　p164；　Harvard　Universiey　Press；　1974。
　　　　⑦　　孙科：《担任立法院长的使命与今后的希望），《孙科文集》，第261页。
　　　　⑧　　孙科：《怎样促进民主》，《三民主义新中国》，重庆商务印馆1942年版，第5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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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言动，应予涵容”。①他指出，除了有关国防军事秘密外，“对于国内政治的主张、意见和批评……都应该可以公开发表”。②他指出，“无限度的新闻检查是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③“言论统治太严”；“这就是革命因素”。他呼吁国民党迅速实行言论自由，“绝不能走向法西斯的覆辙”，④不要“制造新的革命”，“自寻苦吃！”⑤　
　　　　
　　　　其次，如果承认政府应尊重保护个人的思想和言论自由，那么对谋求实现民主目标的政治参与活动，政府也应承认其有活动的自由。基于这个理念，孙科认为，民主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多党制的确立。他提出，“一党专政不是民主”。孙科批评国民党“政治没有上轨道”，造成中国政治出现“几种特殊现象”：（１）“一党统治”，“国民党在朝，不容在野党存在”，中国之“政治、军事领导权是握在一个强有力者，即蒋委员长之手”。（２）政府非有人民普选产生。（３）“共产党未能获得法律上的存在。”孙科指出，这些情况，有可能使中国“成为一个极权国家”。　⑥他表示希望“战后中国政治将由几个政党来运用，如果国民党能够保持其真正革命传统，在各政党中仍然是一个最强大的政党，共产党将占第二位，其他政治团体则联合成为一个较小的第三党”。⑦
　　　　
　　　　孙科根据自己对历史的观察，从支持“以党治国”转变到呼吁民主政治的道路，为国民党政权重新设计了一个摆脱困境，走向政治现代化的方案。但是对国民党而言，它自身必须首先具备领导国家走向政治现代化的素质，毋庸置疑，国民党的现代化应是实现国家民主化的最重要条件。



　　　　二


　　　　1928年后，国民党成为中国社会的重心，国民党之成为执政党，并非由选举和议会中的党派竞争中产生，即它不是一般西方型的“内在政党”（inside　party），而是由某个政治人物领导的政治运动扩大发展，以武力获得政权的“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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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孙科：《请特赦政治犯案》，《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执委会第三次会议记录》，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二档馆藏。
　　　　②　　孙科：《说左右》，《三民主义新中国》，第78页。
　　　　③④　　孙科：《怎样促进民主》，《三民主义新中国》，重庆商务印馆1942年版，第52—53页。
　　　　⑤　　孙科：《一得之见》，《三民主义新中国》，第85—87、91页。
　　　　⑥⑦　　孙科：《中国政治和经济的前途》，《三民主义新中国》，第24—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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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outsideparty）。①　对于这样的革命型政党，在取得政权后，要使党符合现代化的要求，必须具备两个条件：（１）党的民主化问题，即党的组织不是由少数人控制，广大党员必须有自由选择党的领袖并表达自己意见的自由。（２）对于党外其他的党派，应允许其存在并和执政党竞争。只有在解决这两个问题后，“外在政党”才能逐渐向“内在政党”过渡，党的基础才能不断巩固，并能相应促进国家政治民主化的进程。简言之，国民党在取得政权后，是走“革命党”道路，抑或是“民主政党”的道路；是强化“革命”色彩，还是实现向民主政党的转型，不仅决定了国民党政权是否巩固，也关系到中国民主政治的前途。

　　　　1928年的国民党，党的组织结构承接的仍是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的形式。孙中山吸取苏共建党的经验，确立国民党的组织原则是实行“民主集权制”，与此同时，国民党的意识形态解释系统的框架也大致形成，1927年后，国民党的所谓“革命”已成了专政的代名词，实际控制了国民党的蒋介石使“民主集权制”在实际运用中，完全集中于突出党的领袖权威，蒋介石还加紧完善党的意识形态系统，以防止其他政治力量接近权力中心。蒋介石的这种方针造成了两种现象：第一，在蒋的个人独裁下，由于缺乏党内民主，国民党党内各派间的斗争持续不绝；第二，官方意识形态的教化和僵化，使国家政治生活缺乏活力，由于阻滞思想多元化和压制政治参与，国家长期限于政治危机之中。

　　　　针对这两种现象，孙科主张，在国民党内应以分权制代替集权制，以选举方式推举党的领导人，防止权威人物以个人权力控制党；对于党外其他政治力量，孙科倾向于在意识形态上持弹性方针，反对单纯依靠武力来解决党派问题，主张为取得对方信任，国民党必须先行“改造心理和作风”。

　　　　孙科在近20年的时间里，对蒋介石的独裁一向不满。孙科与蒋介石的几次冲突皆是由于孙科对蒋的独裁“忍无可忍”，“望无可望”才爆发。②　在蒋介石个人独裁地位不断加强的形势下，继续维持和蒋的合作局面，使得孙科难以摆脱内心的矛盾和苦闷。③　1931年宁粤分裂，孙科对蒋介石多年的不满如大坝泄洪，一时全部释放出来，他发表了大量抨击蒋介石独裁的言论，痛斥蒋介石“以个人支配党，使党成为个人的工具”，把党“改成独裁的党”，　④　声称，在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下，“中国国民党已名存实亡”。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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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转引自胡佛：《论现代化与政治现代化》，载《现代化与民族主义》，台湾中国论坛社1980年版，第93页。
　　　　②　　孙科：《倒蒋运动与中国革命的前途》，《中央导报》第1期。
　　　　③　　孙科：《在广东省党部纪念周的报告》，广州《民国日报》1931年5月26日。
　　　　④　　孙科：《以民主集权制消灭独裁》，《中央导报》第5期。
　　　　⑤　　孙科：《倒蒋运动与中国革命的前途》，《中央导报》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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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后期孙科出于对国民党前途的严重忧虑，再一次猛烈抨击蒋介石的独裁，要求实现国民党的民主化，孙科批评国民党从1923年后，“只是做到集权，却忘掉了民主的意义和方法”，“不允许党外人士批评我们，甚至不允许本党同志的自我批评”。孙科要求健全党的选举制度，孙科批评道：“所谓选举，不管是中央抑或是省部党选举”，“还不是由中央的代表选举自己做代表吗？”他指出，只要党能民主化，国家民主化是可以实现的。为此，孙科呼吁国民党立即改弦更张，“应该坦白地承认过去二十年来，党的机构和作风实在是走错了路”。①　

　　　　孙科在对于其他政党的关系上，这主要具体表现为对待中共的态度，1928—1946年，虽历经几度变化，但和蒋介石相比，孙科还是表现得较有弹性，较为灵活。从1927年至30年代初期，孙科虽持反共立场，但在程度上仍与国民党保守派有异。在这之后，由于民族危机加深，孙科与中共的关系逐渐缓和。1932年4月，在《抗日救国纲领草案》中，孙科提出：“除现役军人外，全国人民在不违反三民主义原则下，皆得自由组织政治团体，参加政治”，此已寓含对中共态度的变化。在党化氛围浓厚的30年代，孙科在对有关三民主义的解释上，也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灵活性，这也为在实际政治层面逐渐调整与中共的关系作了准备。1934年，孙科提出对三民主义“一定要从主观的感情的宣传”，转向“作客观理智的研究”，即“取法中山先生探求真理的虚心态度，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接受欧洲现代最近代化的思潮”，对三民主义“所包涵（含）的各个问题切切实实下一番研究和补充工作”。既然要“接受”欧洲最现代化的思想，那么马克思主义就回避不了，孙科称赞“马克思能发出前人所未见”，“给欧洲的社会主义者一个具体的实际行动方案”。　②　孙科在30年代的政治环境下，不能也不愿公开反对蒋介石的反共政策，但是他在意识形态上善于变通，在他力所能及的工作范围内，曾庇护了一批左翼分子，曲折地反映了他对共产党态度的变化，成为下一阶段公开呼吁国共合作的前奏。

　　　　抗战前夕，孙科对共产党的态度发生重大转变，他在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与宋庆龄等联名提案，呼吁恢复“三大政策”。抗战前期，孙科一度对中共怀有疑惧，并曾公开追随蒋介石攻击中共，但到了抗战后期，当预感反共将危及国民党政权前途时，孙科随即改变态度，又呼吁承认中共合法地位，反对再打内战。

　　　　孙科深知，用武力不能“消灭”中共，“所谓剿共其实是没有法子去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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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孙科：《政治民主化，经济计划化》，《三民主义新中国》，第30页。
　　　　②　　孙科：《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发刊词》，《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创刊号，1934年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