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 作者:高华-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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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孙科：《今后的党务工作》（1931年8月9日），载《中央导报》（广州）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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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严重分歧并发展到政治上的公开对立，但这种对立更多地表现为双方争夺国民党最高权力的斗争，而这种斗争则受到各种因素制约的。因此，一旦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孙、蒋就完全有可能在共同维护国民党统治的基础上各自作出一定的妥协，重新开始政治上的合作。1931年底宁粤对立结束，孙科返回南京。1933年，孙科出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新一轮的孙蒋合作又告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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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与集权的悖论：孙科与《五五宪草》①
《五五宪草》是由孙科主持起草、于1936年颁布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重要文献。《五五宪草》具有较为复杂的性质，一方面，孙科作为国民党内最早呼吁实施宪政的代表，为此文件的制定起过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主流派在《五五宪草》中纳入了大量体现专制主义色彩的条文，使得《五五宪草》中的若干民主性内容成为一纸空文。孙科在制定《五五宪草》的过程中，思想变化一波三折，他试图有所振作，但最终仍不得不与国民党主流派妥协。
呼吁结束党治，实行民主宪政
30年代初，在中国社会逐渐形成一股反对国民党党治，要求结束训政，尽早实行宪政的潮流。在这场运动中，孙科从党治的拥护者转变为宪政的积极鼓吹者，成为宪政运动中最活跃的人物。
孙科原本是“以党治国”论的积极支持者。1928年10月，孙科、胡汉民拟定了《训政纲领》，其说明中谓：“夫以党建国也，本党为民众夺取政权，创立民国一切规模之谓也。以党治国者，本党以此规模策划训政之效能，使人民自身能确实运用政权之谓也。”②《训政纲领》规定：训政期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是统治全国最高指导机关，国民党“训练”全体国民掌握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以立宪政之基础”。③
《训政纲领》的颁布，标志着国民党已完成了“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1931年5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民会议，颁布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6月，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宣言声称：对“敢破坏约法籍便私图者，政府固当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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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原名《论孙科在制定“五五宪草”过程中的思想变化》，载《江海学刊》2000年第4期。
② 李时友：《中国国民党训政的经过与检讨》，载《东方杂志》第44卷第2号，1948年2月。
③ 《中央日报》1928年10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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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裁，不稍瞻徇，全体国民亦当视同共敌，不存姑息”，①充分暴露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面目。
对于蒋介石的训政，孙科在一个时期里采取了表面支持、私下怀疑和反对的态度。到了1931年宁粤分裂时期，孙科开始激烈抨击蒋介石。在这个阶段，孙科只是要求用分权制代替集权，而充分肯定党治主义，并没有提出结束训政和党治，实施宪政的政治主张。
孙科关于训政和党治的看法，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宁粤双方在上海举行和谈期间发生变化。与绝大部分反对立即实施宪政的国民党人相反，孙认为实施宪政对国民党不是威胁，而是一个机会。②孙科作为粤方代表参加了在沪举行的和南京方面的谈判，在会上第一次提出“速开党禁，实行民治之主张”。③1931年12月，孙科在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致闭幕词，正式提出结束训政，加快实施宪政的主张。1932年后，又通过发表《抗日救国纲领草案》和《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系统阐述了他的宪政主张。
孙科在“九一八”事变后提出实施宪政的主张不是偶然的，他受到了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党治、要求实现民主政治思潮的重要影响。
1927年后，民族资产阶级在一个时期内，是支持南京国民政府的重要政治力量，然而连年内战，很快使他们的幻想破灭。1932年1月13日，章太炎、黄炎培、马相伯等六十余人，以中国国难救济会名义通电全国，谓：“最近暴日犯锦，长驱直入，而我守土大军，不战先撤”，事至如今，“则党已显然破产，亦应即日归政全民，召集国民会议，产生救国政府，俾全民共同奋斗”。④民族资产阶级还尖锐批评国民党党治的弊端，《益世报》认为“党治”已成为人民最痛恨的制度。⑤《申报》指出：“独裁统治一日不改革，政治即一日不得不清明，人民即一日不得解救其困危，国难一日不得打破”。⑥《申报》载文写道：“国民党执政五载，全国民众无一日不在喁喁望治之中，乃期望之心愈切，而失望之事愈多”。“平心而论，今日吾国受空前之外侮，实已多年植其病根”。⑦丁文江甚至警告道：如果国民党不采纳结束党治的主张，“革命是绝对不可避免的”。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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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革命文献》第23辑，第638—640页。
② Lloyd E。Eastman；The Abortive Revolution；P。164。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
③ 陈茹玄：《增订本中国宪法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07页。
④ 《黄炎培年谱》，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92页。
⑤ 参见《国闻周报》第10卷第23期，1932年6月12日。
⑥ 《申报》1932年4月2日。
⑦ 《江苏同乡会痛斥党治之失》，载《申报》，1932年4月20日。
⑧ 参见丁文江：《中国政局的出路》，载《独立评论》第11号，1932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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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章太炎、黄炎培等要求国民党立即确保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会的自由，并在8个月内制定民主宪法。①
和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党治、要求民主的呼声相呼应，国民党内也出现了呼吁实施民主的舆论。1931年12月，何香凝在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上提出了“释放政治犯，集合全国人民力量一致抗日案”和“政治公开由人民组织监政委员会行使三民主义中民权主义之原则案”，要求立即实行政治公开原则。她认为，由于国民党“对内行政上之黑暗，已层出不穷”，因此政治公开已成为当务之急。②继何香凝后，李烈钧、邹鲁、覃振、张知本等也向全会提案，呼吁国民党“切实保障人民自由”，要求在6个月内，设立国民大会筹备会，一年以后召开国大，由国民大会决定国是。③
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要求结束训政、实施宪政，成了沟通民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民主分子的共同政治目标，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孙科形成了他对宪政的基本看法。
首先，孙科把实施宪政作为争取抗日救国的一个重要条件。孙科认为，“今日最重要解决之问题，莫过于抗日救亡”， ④ “团结御侮”乃“全国四万万人，人同此心”。⑤可是“要御侮，先要集中力量，培养实力”。⑥然而由于“政权不公开，言论无自由”。⑦人民对国民党的党治极度不满，因此国力无法集中，招致中国“其力乃不敌一蕞尔小国”。孙科指出，“欲挽危亡”，不仅国民党要加强内部团结，“就是党外各部分，也应该不分派别的精诚团结起来”。 ⑧国民党应使“国民有参与国事行使政权之权力”。“得以和平方式尽量发表政见主张”。 ⑨他强调，只有“建立民主政治”，“于最短期间结束训政，筹备宪政之开始”，才能“团结国民，集中国力”， ⑩孙科说：“主张促成宪政，也就是御侮的方法之一”。⑾
其次，孙科还把促成宪政看成是加强国民党自我调节功能的一个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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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炎培年谱》，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92页。
②③ 《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记录》（1931年12月），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④ 孙科：《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载《抗战的前途》，重庆商务印书馆1942年版，第210页。
⑤ 孙科：《担任立法院院长的使命与今后的希望》（1933年1月），载《孙科文集》，第258—259、261页。
⑥⑦ 孙科：《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载《抗战的前途》，重庆商务印书馆1942年版，第210—211页。
⑧ 孙科：《担任立法院院长的使命与今后的希望》（1933年1月），载《孙科文集》，第258—259、261页。
⑨ 孙科：《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载《抗战的前途》，第210页。
⑩⑾ 孙科：《担任立法院院长的使命与今后的希望》（1933年1月），载《孙科文集》，第258—259、2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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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科深感“国难日深”，使国民党前途“可胜觫惧”。①孙科指出，“数年来之党治……效率低微，国民触望既深，而本党之信仰，亦不免渐致堕失”。②因此人民批评“国民党垄断政权，这是不应责怪的”， ③ 孙科说：“以党治国并非以党专政来支配国家，使中华民族在党的训政之下讨生活，而是要实施宪政，使人民能够运用直接民权，完成民主政治”。他进而强调，“训政不过是一种革命手段，宪政才是革命的目的，这是我们党的唯一使命”。 ④他提出，为了“挽回人心”，国民党必须“进行政治党务改革”，国民党各级党部“绝对不许干涉地方行政及人民组织或言论”。 ⑤ 孙科指出，党治之弊，使“国力无由集中，外侮不克抗御”，唯一的“补救之方”就是促成宪政，否则“本党难辞误国之咎”。⑥
为此，孙科提出结束训政，促成宪政的三项重要主张：
（1）于1932年10月，由立法院起草宪法草案。
（2）于1933年4月，召开国民代表大会，议决宪法，决定颁布日期。
（3）除现役军人外，全国人民在不违反三民主义原则下，皆得自由组织政治团体，参加政治。⑦
孙科的宪政主张充分反映了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形势下，他已认识到加强国内各党派和人民团结对抵御外侮的极端重要性。尽管孙科把“三民主义”作为开放政治的一个条件，但在人们眼中，三民主义并非是国民党之专用品，它不仅不会妨碍人们要求民主政治，反而会成为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理论根据。
主持起草《五五宪草》
由于孙科的特殊身份，他的结束训政，加速实施宪政的主张一问世，就在社会上激起强烈反响。孙科的宪政主张得到民族资产阶级和胡适等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⑧舆论界对孙之主张多给予“同情的批评”， ⑨ 但是，在国民党内部却出现了强烈反对的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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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孙科：《实行宪政之意义与国民应有之认识》（1933年1月1日），载《孙科文集》，第256—257页。
③ 孙科：《担任立法院院长的使命与今后的希望》（1933年1月），载《孙科文集》，第261页。
④ 孙科：《在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上的闭幕词》，载《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记录》（1931年12月），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⑤ 孙科：《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载《抗战的前途》，第210—2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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