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中国式王朝兴替-第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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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十七年（1678年），当时朝议以撰修《明史》，特开博学鸿词科，征举海内名士。许多江南文士都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颅，屈膝出去做官。顾炎武的同乡叶方霭等人也联合举荐他出来，顾炎武回信严词拒绝。
第二年，清廷还不死心，让主持编写《明史》的大学士熊赐履派了两个差人来到华阴，请顾炎武到北京做熊赐履的助手。顾炎武毫不迟疑，“刀绳俱在，无速我死”！他曾多次不惜一死来拒绝，最后终于完成了一个伟大的不合作主义者。
顾炎武不与清政权合作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他从不与清朝的名公巨卿有所交往，即使与自己的亲外甥，时任清政府高官的徐乾学弟兄，也很少走动。有一次，徐乾学坚邀舅舅到家中做客，他无奈去了，但拒绝饮宴，以表示不食清禄之义。后来徐乾学兄弟在江南替他买田置地，多次请他回故乡养老，顾炎武始终不肯南归。
康熙十九年（1680年），顾炎武原配王硕人于昆山病故。自顾炎武离开家乡，在外面飘零二十多年，从来没有再回过昆山，自然再也没有见过妻子。他吩咐仆人买来香烛等祭品，遥祭妻子。他恭恭敬敬地拜了几拜后，慨叹时事，回忆往昔，终于痛哭失声，颇见真情。山河碎，鸳鸯分，多少人不幸？想必在他心底深处，也有对妻子的一丝愧疚吧，因为他在家与国中，坚定地选择了国。
“贞姑马鬣在江村，送汝黄泉六岁孙。地下相逢告父姥，遗民犹有一人存。”这是顾炎武悼念妻子的诗。大意是：妻子逝世在遥远的江南小镇，送妻子入土为安的仅有六岁的侄孙。你如果在黄泉遇到年迈的父母，请秉告二老吧，明朝的遗民还有我这个人——沉郁苍凉，蕴含着感人的悲壮。这一年顾炎武已经六十八岁了。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作为一个江南文人，竟然留寓北方达二十多年，游历北方大地，无非是为了乘机而起推翻满清统治，其民族气节一直以来激励很多志士仁人。他的学问更是开了清朝朴学的先河，强调实用主义，反对理学的“明心见性”，都是旗帜鲜明的。对明朝后期的所谓心学，做了深刻的批判，提出“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对于后世朴学，他是一位继往开来的人物。他的政治思想，特别是他的民族性，对于后来的晚清的资产阶级革命有引导性作用。资产阶级革命家章炳麟在反对清朝政府的时候，特意自署名章绛，同顾炎武初名，可见顾炎武思想的影响力之深远。
史书记载，顾炎武“貌极丑怪，性复严峻”。他擅长理财，很懂经济，在山西创办了票号、钱庄，经营成绩卓越，在晋商中也是成功者；所以顾炎武虽然一生羁旅生涯，但并不贫困。他每游览到一地，大买庄园，大买媵婢，但住不到一、二年，即弃之而去，“终已不顾”。
康熙二十年（1681年）八月，顾炎武由华阴往曲沃，县令迎他入城，十月他移寓进士韩宣家。第二年正月初四，寓主人韩宣设宴会亲，他还应邀出席，风采依然。八日早，他拟去答贺县令熊某及在官诸君，不料上马时失足坠地，于是“疾作，竟日呕泻”，第二天凌晨就永远离开了这个使他既留恋又厌恶、既热爱又憎恨的世界，享年七十岁。因为生前长年孑然一身，死后无子无嗣。
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4年），距离1644年整整两百年，由何绍基、张穆等人策划，发起修建顾亭林祠，得到学子们的响应，由儒臣学士们集资，于顾炎武在北京寓居时间最长、著述取得重要成就的地方——报国寺之西南隅，修建了亭林先生祠（现宣武门南广内大街）。
顾祠于次年春天落成，架屋三楹，分南中北三个院落。1845年5月28日顾炎武先生生辰之日，举办了顾祠落成典礼仪式并开展亭林先生公祭活动。此后顾祠也成为儒臣学子们聚会、社交及讨论学术的地方。
鸦片战争后清朝内忧外患，国势每况愈下，京城无人顾及文化事业。顾祠在十几年中破败萧寂。
咸丰皇帝即位后曾思励精图治，咸丰六年（公元1857年），恢复科举以网罗人才，京城文坛一派热闹，亭林祠也香火重燃。1863年十月，名儒学士们又于顾祠公祭亭林先生，与会者议论重修顾祠，纷纷捐资，由报国寺住持负责操办，工程竣工后公推御史朱琦写《顾亭林先生祠记》一文，由书法家王锡振挥墨，刻碑石嵌于游廊东墙。
光绪二十九年（即公元1903年），末代名臣张之洞建议朝廷发明诏，将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三人从祀文庙。顾炎武去世260年后，又被他竭力抵抗的满清政府神圣化了，这是他生前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事情。
1910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终于灭亡，中华民国成立。民国十年，徐世昌继袁世凯之后任大总统，为标榜自己有别于北洋军阀，是文治派，提倡尊孔崇儒。时任国务院秘书长、参议、故宫博物院管委会副委员长的王式通，住家离报国寺不远，发现动乱中顾祠已破败不堪，倡议筹资重修顾祠。1920年修葺，请大总统徐世昌亲自撰文“重修亭林先生祠记”，勒碑石于顾祠东墙。
三百年里顾祠虽几度兴衰，但都完整地保存了顾炎武的一批书稿、遗物，以及何绍基、张穆等人的字画。抗日战争爆发后，侵华日军占据了报国寺和顾祠，文物全部丢失。这大概是顾老想不到的又一件恨事。
【四 黄宗羲】
明末清初，有位大思想家宣布皇帝是“天下之大害者”，主张“无君”。他就是近代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者、爱国者黄宗羲。他的代表作《明夷待访录》，比卢骚的《民约论》还要早一百年光景，有人称它为“人权宣言”。黄宗羲同时代的思想家顾炎武说：“读了这部书，可以知道过去历史上所有帝王制度的弊端。”《明夷待访录》反对君主专制，主张民权，对清末的维新变法运动影响很大。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文中说过：“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抄，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
黄氏的民权思想，一直影响到辛亥革命时期的孙中山、邹容和陈天华等爱国志士。
黄宗羲（1610～1695年），字太冲，号梨洲，又号南雷，浙江余姚人。他父亲黄尊素，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进士，是有名的“东林党人”，在朝任山东监察御史，次年，为宁国府推官，走上了宦海生涯。
明天启三年（1623年），黄宗羲十三岁，在家乡通过考试，补为浙江仁和县（今属杭州市）博士弟子员。黄尊素奉调入京，升任山东监察御史，黄宗羲即随父母入京读书。黄宗羲深受家庭影响，重气节，轻生死，严操守，辨是非，磨砺风节，疾恶如仇，反对宦官和权贵，成为东林子弟的著名领袖。
当时明朝的政治极端腐败，朝廷实权掌握在以宦官魏忠贤为首的一伙佞臣手中。他们结党营私，为所欲为，穷奢极欲地攫取社会财富，又疯狂迫害正直官员，反对政治上的改革和改良，时人斥之为“阉党”。黄尊素是站在主张改革朝政的“东林党”一边的，是一位深怀忧国忧民之心的刚直人士。
天启五年（1625年）初，魏忠贤大兴冤狱，逮捕东林党领袖人物杨涟、左光斗等六人，次年二月，又逮捕应天巡抚周起元、左副都御史高攀龙以及周顺昌、缪昌期、李应昇、周宗建、黄尊素等七名官员。后又指使其爪牙，用极其残暴的手段将他们害死在诏狱。黄尊素于天启六年六月一日被害，年仅四十三岁，时黄宗羲十六岁。
当黄尊素被害的凶讯传到余姚，黄宗羲全家无比悲愤。祖父黄曰中激励孙儿为父报仇，写下“尔忘勾践杀尔父乎”八个大字贴在墙上。母亲姚氏对儿子说：“汝欲解我，第无忘大父粘壁书耳！”黄宗羲痛哭受教，决心效法春秋时代越王勾践的故事，立志卧薪尝胆向阉党报仇。
天启七年，朱由检即位，改元崇祯。崇祯元年（1628年）正月，黄宗羲写好为父申冤的奏疏，身藏铁锥，赴京颂冤。当他到达北京时，崇祯帝已经镇压了“客魏”集团，平反了天启朝冤案，但阉党孽种尚存，黄宗羲余恨未消。他在“谢恩”之后，即上书皇帝，请求诛杀参与陷害其父的许显纯、崔应元、曹钦程、李实等人。崇祯帝即传旨刑部，严加审讯。
同年五月，刑部会审许显纯、崔应元等阉党余孽。许显纯以自己是万历皇后的外甥，要求减刑。黄宗羲严辞驳斥，说：“显纯与阉构难，忠良尽死其手，当与谋逆同科。夫谋逆则以亲王高煦尚不免诛，况皇后之外亲！”结果，许、崔两人被判死刑。黄宗羲又痛打崔应元，拔了他的胡须去祭祀先父亡灵，还联合几个死难官员子弟，打死了直接杀害其父的牢头叶咨、颜文仲。
李实在受审时辩解说，当年诬陷黄尊素等人的公文，是魏忠贤指使别人冒充他的名义在盖有官印的白纸上填写的。但他做贼心虚，在审讯前给黄宗羲送银三千两，乞求其对证不追究他。黄宗羲严正拒贿，上疏说：“实当今日，犹能贿赂公行，其所辩岂足信！”
审判结束后，黄宗羲与死难诸家子弟在诏狱中门共祭忠魂，哭声传入宫廷。崇祯帝叹息说：“忠臣孤子，甚恻朕怀！”
黄宗羲入京颂冤，轰动了京城，也传遍朝野。据邵廷采所撰《遗献黄文孝先生传》记载：“当是时，先生义勇勃发，自分一死冲仇人胸……会审之日，观者无不裂眦变容。当是时，姚江黄孝子之名震天下。事定还里，四方名士无不停舟黄竹浦，愿交孝子者。”
年轻的黄宗羲，给人们留下了又勇又孝的深刻印象。
明崇祯元年（1628年）秋，黄宗羲护持父亲灵柩南归，办完丧事，到郡城绍兴，跟随名儒刘宗周（1578～1645）学习。
『注：刘宗周后来曾经上书南明弘光皇帝，请求抑制江北四镇的势力，四镇中的将领高杰和刘泽清因而怀恨，曾派刺客去暗杀刘宗周。1645年明亡后，刘宗周以六十八岁的老翁绝食而死，给了黄宗羲伟大的身教。』
此后两年间，黄宗羲四出交游，结识了江南文社、诗社中许多名士，如张溥、陈子龙、吴伟业、周镳、钱谦益、陈贞慧等，并于崇祯三年（1630年）经周镳介绍加入复社，多次参加了复社、幾社、读书社的集会活动。还同时在南京参加了科举考试，结果落第还乡。于是，他重温父亲“学者不可不通知史事”的遗训，“愤科举之学锢人，思所以变之”，发愤攻读经史著作，从明十三朝实录到二十一史，“每日丹铅一本，迟明而起，鸡鸣方已，两年而毕”。此外，还广泛阅读了诸子百家之书，以及天文、地理、历法、数学、音乐、佛教、道教书籍。他自己家中的藏书不够读了，就“钞之同里世学楼钮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则千顷堂黄氏、绛云楼钱氏”。由此，黄宗羲名声大振，“一时老宿闻公名者，竞延致之相折衷”，其弟宗炎、宗会，“并负异才”，皆受宗羲之教而大有声名，“于是，儒林有‘东浙三黄’之目”。
黄宗羲不仅参加了复社的文学集会，而且参与了复社声讨阉党余孽阮大铖之流的政治斗争。著名的《留都防乱公揭》就是由顾杲、黄宗羲带头签名，当时签名的有一百四十余人。
1644甲申年春，崇祯上吊自杀，李自成率领大顺军进北京。接着，清兵入关，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四月，黄宗羲跟随刘宗周至杭州，召募义军，以谋复明之计。五月，明凤阳总督马士英在南京拥立福王称帝，建立南明弘光政权，随即起用刘宗周任左都御史，黄宗羲随之到南京。但马士英借拥戴之功，把持军政大权，排挤抗清派，并任阮大铖为兵部侍郎。
阮大铖在《留都防乱公揭》一事后为东林和复社党排挤，蛰伏多年，自然要修怨报复。阮大铖编造了《蝗蝻录》，诬指东林党人为蝗，复社人士为蝻，并根据《留都防乱公揭》的名单捕杀复社志士，企图一网打尽。黄宗羲与顾杲一起被捕入狱。幸而刑部掌院邹虎臣与顾杲是姻亲，故意拖延审讯。
1645年五月，清军攻下南京，弘光政权瓦解，黄、顾得以乘乱脱身。黄宗羲晚年回忆此事时说：“弘光南渡，止结得《留都防乱揭》一案也。”但此案虽然了结，而黄宗羲“半生滨十死”的艰险岁月，却仅仅是个开头。
当清兵大举南下时，黄宗羲愤而毁家纾难，和浙东人民团结在一起，展开轰轰烈烈的抗清运动。他组织起一支抗清的“世忠营”，有3000多人。后来他又联合了太湖一带的豪杰，抗拒清兵达半年之久。当他扼守的四明山寨被攻破后，黄宗羲渡海到舟山，依附鲁王，和张煌言等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