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中国式王朝兴替-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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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程度上是说，承天门是皇权的象征。从陕西走到北京，从崇祯治下的一个普通的邮递员到大顺王，如今又来到紫禁城来“承天”，整整十四年过去了。此时此刻，三十八岁的李自成已近不惑，怎么能不心潮澎湃！
崇祯初年的元旦，李自成与几个穷哥们在山中饮酒。兄弟们推李自成为首造反，道：“或取皇帝，也未可知。”李自成说：“当问天。”于是取一支箭插雪中，深深一拜，曰：“若可作皇帝，雪与矢齐；不然，则否！”结果，漫天大雪飘然而下，雪没过箭羽。李自成大喜，遂起。
今天又到了问天的时候了，于是李自成指着承天门的门匾对丞相牛金星和军师宋献策说：“我如果射中天字，必得一统天下。”随即弯弓搭箭，箭正好射在天字下面。牛金星善于拍马屁，忙解释说：“这箭射在天字下，必定会中分天下。”李自成的思想还停留在朴素的初级阶段，听了这话很是高兴，进入皇宫，登皇极殿。
至此，崇祯皇帝与李自成十几年的较量，终于以崇祯皇帝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李自成进宫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派人搜捕崇祯皇帝和周皇后。当李自成得知崇祯皇帝已经上吊而死时，心中很是遗憾，因为他再也不能当面向对手炫耀自己的成就。中国的皇帝最喜欢搞献俘受俘的仪式，就是因为可以充分享受胜利者的荣耀与失败者的耻辱对比而产生的反差所带来巨大的快感。
明朝正德十四年，宁王朱宸濠叛乱，为御史王守仁所擒。正德皇帝朱厚照专门赶到南京受俘。先在城外设一广场，竖起威武大将军（朱厚照封自己为大将军）的旗纛，朱厚照自己和宠臣江彬换了军服出现；先故意将朱宸濠重新释放，然后再由朱厚照亲自将他抓获，接着大摆庆功宴，庆祝平叛的胜利。按照江彬原来的意思，本来还想让朱厚照在鄱阳湖的一次模拟战中捕获宁王。有点像小时候看过的玩猴把戏。
人死了，尸体总还是在的吧？于是李自成下令将崇祯的尸体抬到东华门，想看看这个跟他斗了十几年的皇帝到底长得什么样子。只见崇祯皇帝披头散发，身穿蓝袍，光着左脚，右脚上穿着一只红色的鞋子。
这一刹那，李自成似乎真的感到了悲伤。斗了十几年了，这个比他本人还要年轻的大对头终于死了，但这并不是他所盼望的结局。现在九五之尊皇帝的宝座就在他的眼前空着，这是天下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权力的象征。但李自成并不轻松，也不兴奋，只觉得失落，他甚至对崇祯的死有一种罪恶之感。
于是李自成叹息说：“我来与你共享江山，如何寻此短见？”（赵宗复《李自成叛乱史略》）
周皇后的尸体也被抬到东华门，皇后容色如生。李自成一眼看到周皇后的周身用线密缝，立即猜到她是为了避免死后受辱，叹息了一回，命人将崇祯和周皇后装进柳棺，抬到昌平。
因为崇祯在位时没有来得及给自己修建陵墓，昌平人自己凑钱，将柳棺与崇祯宠幸的田贵妃合葬。清军入关后，才下令按皇帝的体制为崇祯修建思陵。清人严有禧在《漱华随笔》中记录说：“愍帝（指崇祯皇帝）当国运既替，流贼蔓延，在位十七年，未尝营及陵寝。逮李自成猝犯京城，引国君殉社稷之义，慷慨自裁，就葬妃园，坏土仅掩，至为惨悯。遭我世祖章皇帝（指清朝顺治皇帝），应天顺人抚有寰宇，登极之后，躬幸思陵，念其荒凉，敕令修葺，并勒丰碑。”
但李自成心中并不轻松。
中国二千年来，都是用道德代替法制。二千多年的传统教育、传统理念，都是要求老百姓和文臣武将们无条件地向皇帝效忠。所以在中国的传统政治中，弑君者都要承担巨大的心理压力和负担，这大概是历史上的篡位者很少能长久在位的本质原因。李自成也是汉族，也是大明子民，只不过在发生了大饥荒、又被崇祯裁员下岗的情况下，实在活不下去了，这才揭竿而起。此刻在他的心中，已经不由自主地将自己摆在了弑君篡位者的位置上，他自认为对崇祯的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种精神上的压力竟然大到令他喘不过气来。最为可怕的是，他不能向任何人说起；因为他跟崇祯一样，是个刚愎自用的人，他不能向他的臣僚们表示出他竟然会为崇祯之死负疚。从起事开始，农民军一直宣传的是要推翻崇祯的暴政，他怎么能同情这个政敌呢？所以李自成下令，只给崇祯皇帝和周皇后一口简单的薄棺材。
这就能充分说明李自成为什么没有一进紫禁城就马上称帝，而宁愿一直保持大顺王的头衔，宁愿让紫禁城中的金銮宝座空着。李自成一直等到在山海关被吴三桂和多尔衮的联军打败后，眼见好日子不多了，1644年四月二十九日，才匆匆在武英殿称帝。第二天，李自成就放弃了北京，往他的老家陕西逃窜。准确地说，李自成只在紫禁城的金銮殿宝座上坐了一天，当了一天名符其实的皇帝。（李自成事迹见《明史·卷309·流贼传》）
以我们后来者的眼光来看，李自成和崇祯这一对死敌其实有很多相象的地方，崇祯失败的命运在不久后很快就落到了李自成头上。
【三 流民和叛乱】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曾经诏令：“耕者验其丁力，计亩给之。使贫者有所资，富者不得兼并。若兼并之徒多占田以为己业，而转令贫民佃种者，罪之”。并且限令王公大臣们“其山场水陆田地，亦照原拨赐例为主，不许过分占为己业”。朱元璋还做铁榜九条申诫公侯，严禁功臣和公侯之家倚势强占官民田产。
贫寒出身的朱元璋当时已经意识到兼并土地会造成农民变成流民，从而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他对农民的处境也颇为同情，他常说：“四民之中，农民最劳最苦。春天鸡一叫就起床，赶牛下田耕种。插了秧，还要除草施肥，大太阳里晒得不成样子，成天劳碌。好不容易等到收割了，完粮纳税之外，剩不了多少。万一碰上水旱虫蝗灾荒，只能全家人着急，毫无办法。”（《明太祖实录》卷22）
为了让农民安心耕种，朱元璋制定了“路引制度”。路引相当于通行证，需要向地方官申请。没有路引，就不能随便离开土地，这样就将农民的行动限制在百里之内。
到了朱元璋的后代，关于土地的制度慢慢发生了变化，明朝中期开始出现了太监直接管理、收税的皇庄（皇室直接管辖的田庄），这样就出现了大规模地强占土地。
明孝宗年间，有皇庄四处，官田不到两千顷；后来逐渐发展到五处皇庄，占地一万二千八百顷。到了明武宗的时候，皇庄增加到了三十六处，占地五万三千多顷。
皇室开辟皇庄，其他皇亲国戚纷纷仿效。根据《明会要》记载，洪武二十六年，田地总数是八百五十多万顷，到了弘治十五年，减至四百二十二万顷。这减少的一半，就是被皇亲国戚们兼并了，所以不在官册。
这样无数农民无地可种，从而流离失所。又因为明朝路引制度，这些流亡到外地的农民被官府追捕，自然而然成了所谓的“流民”。土地少了，朝庭的赋税反而增加了。有地可种的农民要负担更沉重的苛捐杂税，于是有田的农民也开始大规模地弃田出逃，加入了“流民”的队伍。到了明朝末年，由于土地兼并、苛捐杂税以及一系列的天灾，明朝已经变成了有史以来的最大的“流民帝国”。
总的来说，中国的农民相当勤劳，但胆小怕事，忍耐力极强，如果不是到了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地步，他们是断然不会铤而走险的。
李自成是陕西米脂人。陕西长期以来是社会矛盾的焦点。这儿土地贫瘠，生产落后，赋税和徭役严重，加之连年发生灾荒，农民生活比其他地区更为困苦，阶级矛盾尖锐。这一地区又是蒙、汉、回民杂居地区，是激烈的民族斗争场所，各族人民与明朝统治者矛盾很深。因此，陕西地区成为最早酝酿和爆发农民起义的地区。
天启七年（1627年）三月，陕西大旱，庄稼颗粒无收。澄城知县张斗耀不顾饥民死活，仍然催逼赋税，敲骨吸髓地榨取农民。白水县农民王二聚集了数百个无法活命的农民，他高声问大家：“谁敢杀死知县？”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我敢杀。”于是王二率饥民冲进县城，杀死张斗耀，揭开了明末农民军起义的序幕。
最可笑的是，魏忠贤的亲信陕北巡抚乔应甲和延绥巡抚硃童蒙得报后，因怕受到朝廷怪罪，竟然充耳不闻，假装不知道，自然也没有上奏朝庭。起义队伍乘机迅速扩大。
王二率先起义后，各地饥民纷纷响应。崇祯元年（1628年），陕西府谷王嘉胤率领饥民起义；安塞人高迎祥号称“闯王”，也揭竿而起，打出了反明的旗帜。
这时候，十六岁的崇祯刚刚当上皇帝，不仅要面临关外满清的强大威胁，还要面对遍地的“流贼”们。这个人人梦寐以求的皇位对这个朱姓少年而言，不知是幸还是不幸？
崇祯三年（1630年），张献忠在陕西延安据十八寨起义，自称八大王。史书上说张献忠“黄面长身虎颔，人号黄虎”。他身体魁梧，脸型稍长，脸色微黄，下巴有短须，眉目端正，是声若巨雷的一个瘦长高个子。
张献忠曾在延安府（今属陕西）充捕快手，后来在“长隶延绥镇为军”，是个职业军人，因为胆大妄为犯了军法，被捆起来要在军中斩首。主将陈洪范见他状貌奇特，起了爱才之心，喝住了刽子手，主动要为他到总兵官王威面前求情。但陈洪范还没来得及张口，外面的张献忠已经乘机逃脱。这个人性格的桀骜不驯和做事的不成章法由此可见一斑。
崇祯九年（1636年），张献忠被总兵左良玉和陈洪范两路夹击，一败涂地。张献忠自己额上也中了一箭，血流满面，无法继续作战，只好逃走。
张献忠手下的将领闯塌天（本名叫刘国能）历来与与张献忠不合，见张献忠兵败如山倒，趁势投降了熊文灿。张献忠听说后大为惊恐，担心闯塌天深知道自己底细，会引导官军前来对己不利；权衡利弊下，立即派人与陈洪范联络，说愿意投降。陈洪范因与张献忠有旧，替他在熊文灿面前大说好话。于是熊文灿接受了张献忠的投降，非但如此，还命他仍率旧部，屯驻穀城。
为了表示诚意，张献忠又主动为明朝招降了罗汝才。罗汝才绰号曹操，也是农民军的杰出人物，后为李自成所嫉，被暗杀。
十年前，熊文灿任福建巡抚，由于他出面说服海盗首领郑芝龙（郑成功的父亲）投降并为明朝所用，熊文灿名声大振。他相信招抚有助于早日平息叛乱。张献忠和罗汝才在农民军中名气很大，他认为两贼既降，余贼夺气，于是上表请崇祯赦免张献忠和罗汝才，崇祯竟然批准。不久后，张献忠复叛，崇祯恼羞成怒，处死了熊文灿。
张献忠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攻下武昌，将楚王装进笼中投入江中。随即强迫武昌十五以上、二十以下的男子入伍，其他的不分男女老幼全部杀掉。从鹦鹉洲到道士洑，浮尸蔽江。张献忠随即在武昌称大西王，初步建立了政权。次年，张献忠带兵入川。成都城墙坚固，起初久攻不下。后来张献忠派人在城外隐秘处挖地洞，打隧道，掏城墙根，埋入火药。又以竹竿捅穿竹节，竿竿相连，内装置很长的导火线，悄悄点燃。守城兵丁见张献忠的军队撤退一空，正要欢呼，忽然爆炸掀天，城墙垮了。
攻陷成都后，张献忠于1644年十月十六日在成都称帝，改元大顺，建立大西政权，自称老万岁。
张献忠称帝后，立即与道教所供奉梓潼帝君张亚子联宗，即说自己是张亚子的后代，借以抬高身份。
张亚子是东晋人，曾长期住居七曲山，他晓诗书，精医术，为贫苦乡民诊病施药，排忧解难，敬老爱幼，扶危济困，深受百姓爱戴，死后建此庙以纪念。唐封英显王，元代称为文昌帝君。明清全国各地建文昌祠，因为文昌帝君发祥于梓潼，故又称梓潼帝君。崇祯年间，张献忠几次率师过梓潼，听到张亚子的故事就表示：倘若我战胜，当为重修庙宇。
张献忠占领成都后，立即发银五万两，役夫数千，兴修大庙，金碧辉煌，题为“天圣神祠”。张献忠亲题诗：“一线羊肠游天堂，此处万世永无忧；神来仙来仙是神，世世流传与天休”。又一首：“高山有青松，黄花生谷中；一旦冰雹下，黄花不如松”。堪称典型的歪诗。同时，张献忠追尊文昌为太祖高皇帝，以文昌庙为张献忠家庙。
历史上虽然也将张献忠这位老万岁称为是农民军起义领袖，但这位也宣称顺应天道的造反者给社会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却是不容置疑的。张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