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飙系列-选择突破口(师东兵)-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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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看到这篇社论后，在这段话下面用红铅笔划上了重点记号，他对江青说。“这段话写得实在是好呀，很有份量。我们党的一些文化领导工作者，实际上已经成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了。你要把三十年代的一些情况向主席多讲一讲，我们党内的情况是非常复杂的呢。”
江青说：“我三十年代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时候，已经接触到了许多的问题。看来这些人还是用对付国民党、日本人那样的态度来对待我们。”
不久，江青和康生同时都收到了一些信件，反映：“一九五一年六月，胡乔木、周扬对毛泽东关于批判《武训传》的指示进行抵制，周扬提出：‘在思想斗争问题上，具体处理要慎重、仔细，不可急躁鲁莽。我们要保护一些同志。’他们指使上海报刊发表了一些文章为武训的吹捧者辩护，说他们‘本质上是进步的，只是思想认识上犯了错误。’所以，党中央发动的这次批判，并没有从组织上见到什么大的收获。”
江青把这些情况报告毛泽东后，毛泽东说：“那就采取一竿子捅到底的办法，彻底地分清是非，把武训这个人的真实面孔搞清楚，不要给历史留下后遗症。”
一九五一年六月在毛泽东具体指示下，江青以“李进”的笔名直接领导和组织了“武训历史调查团”前往山东省等地调查武训的历史情况。后来江青对毛泽东说：“我们这个调查团是在与周扬派去进行破坏的右派分子钟惦斐进行了许多坚决的斗争，克服了周扬这伙人的重重干扰，在龙山、东堂邑、临清、馆陶一带进行了二十多天的调查才写出了《武训历史调查记》的。这篇东西真是来之不易呢。”毛泽东说：“关于党内的问题，我们得慢慢解决，有些问题的情况现在马上搞不清楚，需要一个历史的沉淀过程。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个早晨或者是一个晚上就能完成的，而要等待时机，需要足够的耐心。”于是毛泽东亲自帮助江青修改她的《调查报告》。
从这年七月二十三日开始到二十七日，经毛泽东修改的《武训历史调查记》在《人民日报》上连续发表。康生说：“江青同志领导和主持的《调查记》，以铁的事实揭穿了武训这个以‘兴义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的反动目的，为这场大辩论作了最好的总结。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建国以来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又一场大斗争，当然这场斗争是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这场斗争中取得了重大胜利。在这场斗争中，我们认识了江青同志的才干，她得确是一个文化素质很高，思想觉悟非常敏锐，马克思主义理论非常丰富的同志。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证明。”
六月，当镇反运动正在全国开展时，刘少奇和彭真在审查清理内部的指示中，反覆强调：“对解放前的政府人员要团结，只要没有血债的旧人员、旧知识分子，我们都要大胆使用。现在，逼供信的现象已萌芽，我们要适当地纠偏。不能利用这次运动而破坏了我们多年的统战政策。”
这时，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出版。刘少奇说：“胡乔木同志的这部书可以作为我们的党史教本，今后就是要以这篇东西来修史。”毛泽东和江青在征询高岗、彭德怀等人的意见时，高岗公开说：“这部书里把刘少奇的白区斗争写得太高了，意义也写得过分了。实际上我们的整个斗争中，白区工作并没有什么大的成就，也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这样写下去，太使我们伤心了。”彭德怀也直截了当地说：“抬高了笔杆子，贬低了枪杆子，实际上就是否定了老毛‘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作用。”
一九五一年七月，山西等地农民，根据毛泽东的号召，提出把互助组上升为试办农业合作社的要求。康生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然而，刘少奇却在对山西省委一个报告的批示中，这样写道：“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和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饶漱石得到这个批示的内容后，马上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他说：“刘少奇同志的这个批语，从思想上来讲是他反对毛泽东同志、反对社会主义、极端仇恨广大贫农、下中农的自供状。他竟敢把农业合作化的社会主义路线，诬蔑为幻想；他竟敢把现实生活中冲破资本主义势力而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诬蔑为危险的空想。刘少奇的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革命”立场，在这里充分暴露出来了。这个人的思想是过不了社会主义关的。”
毛泽东看到这个批语后，明确地对一些人说：“少奇同志的批语是错误的，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打击和压制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但是少奇同志的这些做法都是公开进行的，不是阴谋活动，而且是思想上和认识上的问题，也是我们的党章允许的。我和少奇同志谈话以后，他表示愿意改正自己的错误。所以，对这些问题目前不宜吹毛求疵。”
一九五一年九月，在中宣部召开的会议上，江青对周扬等人坚持包庇《武训传》的立场，提出批评：“你们这样做，只会欠下历史的账。周扬对江青的做法大为不满，他对田家英说：“有江青在，我们的工作实在难做。江青在三十年代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演员，而我们就已经是左翼文化团体的领导人，对一些情况我们本来是更有发言权的，怎么能完全听凭于江青同志的指挥呢？”
于是，江青把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她说：“由于周扬等人对文化采取了特别放宽批评标准，致使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的戏曲充斥舞台。我认为，戏曲舞台上的丑恶现象必须澄清。但是贯彻不下去，他们不听。”
周恩来对周扬、夏衍说：“你们今后要重视江青同志的意见，你们不要再用以前的标准来看待江青同志，你们对她在三十年代的情况并不了解。我要告诉你们，江青早在一九三二年和一九三三年期间已经加人了中国共产党了，你们和她在上海打交道的时候，她是奉命行事的。许多情况你们不知道，但是中央清楚，毛主席清楚。你们要注意呢，不然就会犯错误。”
十月十二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林彪在和军队的一些人谈话时说：“这是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大喜事。毛主席的一些文章经过了修改，更加显得理论化了。如果你们现在掌握不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会在今后的行动中走错路。”
这年十月，刘少奇对周扬指示：“你们要把文艺团体完全按照正规的标准搞好，完全现代化。现在的文工团只会扭扭秧歌，打打腰鼓，这样下去是害了他们。文工团要整编，人员要大大削减，建立正式的剧团。现有的一些人才大部分让他们转业，不要这样混下去了。”周扬根据指示，建立了不少的艺术剧院。
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三次会议开幕词中，再一次强调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必要性，他说：“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必须在全国知识界全面展开思想改造运动，这是我们顺利地实现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一个根本措施，要持久地开展下去。”
十一月，林彪在全军宣教文化工作会议上作报告，再次强调学习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人民头等重要的任务，他说：“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提高我们的政治理论水平。如果我们的党不以毛泽东思想来统一我们的行动，不用毛泽东的理论指导我们的革命，我们要想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可能的。现在，资本主义的阻力是相当大的。”
这时，陈伯达把他写的《论毛泽东思想》和《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两本书先后出版，陈伯达在书中热情歌颂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提出了响亮的口号：“毛泽东思想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东方的发展。毛泽东思想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观点得到了江青的赞同。她对陈伯达说：“建国后，有人不那么提毛泽东思想了，这是一种倒退，危险的倒退。这个口号，你要想办法再次宣传起来。我很注意这个事情。”
十一月四日，刘少奇在政协全国委员学习座谈会上，说：“你们不要听风就是雨，要有独立的头脑。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到底是‘是’或是‘非’，要研究一番才知道。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东西，毛主席又没有去过西方国家，除了苏联外哪里也没有去过。我们这些人对外国的历史不懂，科学知识也很少。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学习毛泽东思想也就有困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如果没有基本的知识，要学习毛泽东思想就相当困难。这一点，我们不会苛求你们的。”
他在这次谈话里，再次宣传：“我们就是要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我反对现在就要搞社会主义革命的提法，那是很久远的事情。我们这一代考虑不考虑还说不定。”
但是，就在刘少奇讲话不久的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在毛泽东的坚持和提议下，中共中央向各级党委发出《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这个决议草案是毛泽东委托陈伯达主持起草的，他作了许多口头和亲笔的修改。《决议》草案指出：“在我国农村完成土地改革以后，必须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积极领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在此运动中，全党要严厉地批判在农业互助合作方面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真正保护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熟悉中央最高层内情的人都知道，这些话显然是针对着刘少奇的。尽管如此，毛泽东并没有把刘少奇当作是一个什么可以威胁自己实行正确路线的隐患。他看不起刘少奇，认为他的右倾毫不足虑，只要自己提出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刘少奇这些人就都会双手赞成，改弦更张的。
第四章 欲擒故纵
＇毛泽东说：“你们看中央有没有人在走资本主义道路？政治局里有没有？你们认为没有，我看有，而且大有人在！”于是，他要抓阶级斗争这个纲，这，不失为一个聪明的政治家的为政之道。＇
毛泽东一生的反反覆覆，创造了不少的奇迹。他是一个敢于提出奇迹并且创造了奇迹的人。他亲手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希望跨越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而使中国一跃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他马不停蹄地完成了手工业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又快马加鞭地开展了农村合作化运动，几乎所有的政治局成员们都认为短短的几年就要进人马克思、恩格斯预言的那个美好时代了。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那股兴奋实在是难以言表的，但是还是大大地言表了。紧接着，毛泽东提出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号召，雄心勃勃地计划在十五年内赶上和超过生产已经高度现代化的英国。
一连串的事件使神话终于露出了破绽。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和国际上与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关系的恶化，使中国的经济几乎面临灭顶之灾……
如果没有毛泽东这样的强人，没有毛泽东几十年来领导中国共产党所积累的经验和基础，没有毛泽东所采取的一系列灵活机动的策略和政策，任何领导人都很难渡过那样的危机和灾难。就是在那样的困难时局，毛泽东对他的信仰始终没有动摇。他认为，丝毫不是自己的指挥和领导出了差错，而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的捣乱和破坏，是有人搞资本主义而没有按照他的正确路线而导致了失败的结果。他依然不懈地倡导和坚持他最初提出的路线，坚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毛泽东拿出邓子恢在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给他的信和一九六一年五月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