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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部分

狂飙系列-选择突破口(师东兵)-第6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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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时,彭真传达完指示,我要站起来补充的时候,就被他们中途打断,不让我讲话。只要涉及到《海瑞罢首》要害的场合,他们都不让我讲毛主席的话。这到底是为什么?我认为这里有鬼。自从姚文元同志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以后,北京一直有人千方百计地封锁、压制,目的就是包庇吴晗。当他们实在感到压制不住的时候,他们转入到纯学术讨论的轨道,绞尽脑汁不让人们涉及吴晗《海瑞罢官》的要害。田家英在里面起了极坏的作用。我在想,主席怎么能有这样的秘书呢?”

 

毛泽东看完信,沉思地站了起来,慢慢地走到了窗前。江青刚要开口说什么,毛泽东给她打了个手势,她会意了。站起来挽着毛泽东的手臂,一块儿出了屋子,到院子里边散步边谈话。

 

“以前我和你谈话为什么要故意说一些反话,就是因为我身边耳目太多。”毛泽东说,“我不得不给你讲一些违心的话,阻止你的一些行动。谁让你是我的老婆呢!你简直想象不到,中央办公厅的主任,我的秘书,还有公安部的一些人,都是别人安插在我身边的特务,他们起着比贝利亚还要恶劣的作用。围绕政权的斗争,并不见得比战争年代的战争轻松。所以,我总是劝你要谨慎,这下你总该明白了吧?”

 

“怎么办?我们要对他们反击呀!”

 

毛泽东把手一挥:“当然要反击!我们现在的反对势力之所以迟迟不敢动手,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我的对策在哪里。刘少奇不断地建议我召开党的九大,我都没有理他。他是企图利用合法的手段,通过议会斗争来夺权的。为此,人家作了一系列的准备,可能已经搜集了我的不少错误和过失吧?包括已经露了头的《海瑞罢官》中提到的那些撤掉彭德怀职务的问题。因为我是第一个要负责任的。在这些问题上,刘少奇和人家走到一起去了!目前,你要注意多和林彪同志联系,充分地利用军队的同志来讲话,相比之下,靠得住的还是我们的军队。同时,注意发挥谢富治和康生同志的作用。这两个都是可靠的人,要保护。我知道中央的一些同志特别害怕康生同志,包括杨尚昆同志在内,他在我面前多次讲过康生同志的坏话,我心中有数呀!”

 

江青说:“康老很好,他掌握着我们党内许多人的历史和问题,可以称得上是我们的活档案。他一九二五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后,一直在上海白区做党的中央领导和特科工作,肃清了不少混进来的特务和奸细。一九三三年七月去苏联,虽然名义上是王明的助手,但是他和王明在许多的问题上是有分歧的,回到延安以后马上揭发了王明的问题。他是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一九三四年初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的。一九三七年回到延安以后,历任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务。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四七年曾经到陇东、晋绥、山东渤海等地区搞土改,后来留在山东工作。一九五零年后长期养病,实际上也是在思考我们党今后的走向。党的八大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他发现了许多的问题。在参加编辑《毛选》和组织写‘九评’等文章时,和我进行了多次谈话。他看了吴晗的《海瑞罢官》以后,对我就说过:这个戏是把矛头对准主席的,是要为彭德怀张目的。文艺界的问题可是复杂呢,而且这个戏的背后不仅仅是文艺界的事情。”

 

毛泽东点点头:“他也早就看出了田家英的问题,对我提醒说:‘田家英这个人不老实,你要注意他一些。作为你的秘书,他可是八面玲珑,四处联系,危险呀!’现在看来,这个人确实是有一定的先见之明的。”

 

江青痛苦地摇摇头说:“润之,你还记得一九五四年和一九五九年的匿名信案件吗?有人先后写了许多的匿名信攻击你和我,说我和唐纳如何如何关系密切。当时我和唐纳同居是经地下党批准的掩护手段,有人别有用心地利用这些败坏我的名誉,当时中央研究破案,谢富治同志是立了功的。”

 

毛泽东想起来了,点点头说:“你的历史党中央已经作过结论,是清白的嘛。根据中央的决定,罗瑞卿、徐子荣、杨奇清、凌云这些人组织力量侦破此案。当时,我在政治局的会议上就说得非常明白:‘要放手调查,涉及到谁就查谁,一定要把这只黑手找出来,绝对不能容许有人搞诬蔑嘛!’后来,他们把这个案件破了!”

 

江青说:“但是,田家英就在背后和人说:‘专案组在办案中,为了查找熟悉江青情况有可能作案的人,他们查阅了大量的三十年代出版的报刊杂志,接触到了江青的许多历史问题。’而那些人在破案以后,到处散布我的那些本来是报刊造谣不实的东西,有些是为了掩护我的地下党身份我们故意做出来的东西。这和罗瑞卿、田家英都有关系。”

 

毛泽东说:“警惕有人搞这些名堂。让谢富治同志注意调查一下,看看我们中央机关里究竟是谁在搞鬼,他们不了解情况,抓住一些皮毛就以为有了什么把柄,在适当的时候我可以给大家讲一讲这方面的历史,以正视听。”

 

他从桌子上的抽屉里取出几张纸,递给江青,说:“我去年秋天又填了一首《念奴娇》,这次修改了几个字,你看看,也算给田家英、刘少奇、彭真这些人一个警告吧!”

 

江青恢复了常态,接过毛泽东送来的诗词,饶有兴趣地研究起来: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

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

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

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

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

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

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

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江青看完,品味片刻,连声喝彩道:“润之,写得好呀,写得好呀!这实际上是对修正主义一个最大的讽刺和嘲弄。刘少奇也和赫鲁晓夫这些人一样,都是一些躲在蓬间草堆里的麻雀,他们以小人之心度鲲鹏之志,为了一点点眼前利益就要逃跑,到他所希望的那种天地去,他们根本不懂得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心壮志!”

 

毛泽东对江青的这些理解非常佩服。是的,江青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对他的思想的理解上看,都是非常敏捷的,也是非常准确的。他在同田家英、陈伯达、胡乔木等人谈话的时候,这样说过:“我和江青之间,不仅仅是夫妻关系,也是同志和战友之间的关系。多年来,她读了不少的书,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已经比较熟悉了,她是属于胸有大志这类人的。生活上看,她比较自觉,从来不多吃多占国家的财产,也从来不搞特殊。她只是在她的工资和我的稿费、她的稿费范围里花钱,不像某些人千方百计地侵吞国家和人民的财产,这一点你们都看到了。她读书、学习都比较认真,理解力也比较强,她的缺点就是对同志过于苛刻,其实心肠并不坏。你们要善于和她相处,她不会坏你们的事情的。她和我一样,只要有话说到当面,什么事情也是好解决的。是不是这样?你们监督嘛!”

 

这话,曾经使江青得意了好一阵。

 


第二十八章 惊心动魄

 

'江青的调查,使毛泽东感到惊心动魄了……'

 

毛泽东仔细地阅读这些使他很感兴趣的材料:“一九六四年九月,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郑天翔传达了刘少奇对四清的指示:‘原则问题只有一个,战线要短,兵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于是彭真和北京市委按照刘少奇的指示,大搞人海战术,在通县地区集中了二万多人的工作队,搞什么‘通县大会战’。彭真在动员会上再三说:‘这次四清,就要像当年土改、分田地那样来一场真枪实弹的战斗,要把基层弄他个鸡犬不宁。’于是,出现了许多社员自杀的现象。

“一九六四年八月,刘少奇和他的老婆王光美推广了‘桃园经验’,并且制定了四清工作的《后十条》后,北京市委的一些干部明确地指出:‘这个文件是对抗毛泽东主席亲自制定的《前十条》的。’

“有人质问:‘如果《后十条》和《前十条》发生了矛盾,以哪一个为准?’彭真说:‘当然是以后面的文件为准,《后十条》就是对《前十条》的补充和发展嘛。’市委秘书长项子明和殷汝棠到河北省委取来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报告》录音,广为播放,并在通县以‘桃园’为样板,按照《后十条》的要求进行四清。据初步统计,不少出身地富家庭的子女由于忍受不了歧视而卧轨自杀。有一个平时表现很好的地主儿子,年仅十七岁,几次报名参加民兵而不批准,一怒之下,跳进了水库淹死了,……”

 

毛泽东看到这里,站起来凝望着院子里的几颗松柏树叹惜,对江青、田家英说:“要允许出身不好的青年革命嘛,出身不能选择,道路却是可以选择的嘛。是哪个皇帝规定出身不好的青年不准参加民兵呢?不但民兵可以参加,而且可以参加解放军,参加共产党,可以担任各级干部,只要本人表现好。如果允许这一条存在,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就得一半以上的人统统赶出去了。怎么能有这样的规定呢?”

 

江青说:“这是少奇同志看了一些材料后,匆匆忙忙写进他的那个《后十条》里的。”

 

“形而上学,完全是形而上学!”毛泽东说完,继续往下看材料:

 

“一九六四年底,刘仁按照‘桃园经验’在白庙蹲点,彭真把白庙蹲点‘经验’送给刘少奇,刘少奇看后称赞说:‘很好’。就是这个经验里,把活活逼死的两个会计说成是‘畏罪自杀’。有三十多个社员遭到了批判斗争,一个社员因为对工作队的某成员进行了顶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而遭到逮捕。

“一九六四年,由全总书记领导的工作队到石钢炼铁厂搞四清,整了该厂的当权派,立即引起了彭真、郑天翔等人的不满。他们对工作队施加压力,说:‘这个厂的干部是市委定的,你们不经市委不能随便撤换。’工作队坚持原则说:‘这个厂的领导有严重的经济问题,工人反映很大,非撤换不可。’彭真火了,说:‘我们说不行,怎么能不听市委的指示呢!’就求救少奇、小平同志。果然,彭真和郑天翔把状告到了刘少奇那里。一九六五年三月,刘少奇在关于北京市的四清运动的指示中,说:‘《二十三条》里的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得看看具体情况。石钢的工作队不听北京市委的意见,是完全错误的。’公开要包庇石钢的当权派,他对彭真说:‘你们要求工作队和厂党委共同商量,把生产搞好。’邓小平还说:‘如果工作队一意孤行,就让工作队检查,工作队不检查,工作队长要撤!这个工作队没有搞好,让他们再搞一期。’于是彭真和北京市委打着贯彻刘少奇、邓小平指示的旗号,一再逼工作队说:‘问题通天了,总书记说话了,赶快检讨吧!’而且在四清后捏造事实,把炼铁厂捧为‘大庆式企业’以势压人。”

 

毛泽东指着这个材料对周恩来说:“这样的四清岂不是走过场,岂不是打击工人的积极性吗?我们千万不要被这些人所欺骗。有的人名义是在搞四清,实际上是在斗斗群众和工人就收尾了。”

 

“一九六四年,陈伯达领导的中央四清工作队在通县高各庄大队搞四清,发动群众斗争了生产队长豆子祥和县委书记刘拓,再次触及了彭真、刘仁、赵凡他们的利益。彭真指示他们写了一个报告给刘少奇,攻击中央四清工作队和陈伯达是‘打错了靶子,整的干部从历史上看都是好的,是跟着党走的’。刘少奇看后,对中央工作队和陈伯达横加指责,说什么‘斗争方法不好,运动搞得不深不透,没有养成好作风’等等。彭真拿着这个指示,为豆子祥翻案,打击中央工作队。彭真指着陈伯达说:‘你们说我破坏四清运动,帽子太小了,北京市的干部就是真有问题也是我这里负责,不能让他们负责。不管你们是哪里派来的工作队,也要和市委商量,也要征求市委的意见,说穿了就是要征求我的意见。不征求意见就是错误,你们就得检查。我倒要看看,究竟是谁能碰过谁!……’”

 

毛泽东看到这里,微微笑道:“这个彭真,果然是厉害!他要把北京变成彭家的天下,是不是?你陈伯达斗不过他吧?”

 

陈伯达说:“我可是斗不过人家!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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