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飙系列-选择突破口(师东兵)-第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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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本禹的文章，没有明显所指，但是他的观点的锋芒还是咄咄逼人的：
“无产阶级是旧世界的掘墓者，又是新世界的建设者，它肩负着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责任。无产阶级为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必须通晓历史发展的规律。不懂得历史发展的规律，就不能成为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正因为这样，无产阶级重视历史，重视历史研究。”毛泽东看到这里，微微点首称道，接着往下看下文：
“无产阶级在自己的革命实践中，要从过去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历史的经验，可以启发和帮助无产阶级革命者正确地制定自己的战略、策略。无产阶级自己革命活动的历史经验，是无产阶级革命者指导当前革命运动的最宝贵的见鉴。”
毛泽东特意给江青打电话说：“你要注意一下戚本禹的文章，这个年轻人如果可以培养，就要把他和姚文元一起树立起来，成为无产阶级的理论权威。权威还是应该有的，只不过看是什么权威罢了。他写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还是很有气魄的嘛！”
毛泽东很欣赏文章里的这段话：“恩格斯这样说过：‘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流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我们说要重视历史，重视历史研究，并不是叫人趴在陈旧的历史故纸堆上，向古人焚香顶礼，跟着他们去翻查历史的流年老账。”
毛泽东指着这段话，问田家英和身边的人员：“北京是不是有人就是提倡翻查流年老账呀？”田家英说：“没有这回事，没有任何人会那样做的，那不过是一种泛指罢了。”
戚本禹的文章还这样批判道：“有一种意见，认为历史研究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不行，还要有一种‘历史主义’，如果只有阶级观点而没有‘历史主义’，就要犯‘否定一切’的‘非历史主义’的错误。
“问题的提出使人感到惊异。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怎么会引向‘否定一切’，引向‘非历史主义’，因而必须要用一种‘历史主义’来补偏救弊呢？在马克思主义的宝库里，怎么会有一种脱离了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呢？”
田家英看到毛泽东在研究戚本禹的文章，就很不客气地对他说；“戚本禹的文章有点强词夺理，他根本没有弄清在历史研究中马克思主义观点和历史主义的本质并没有异同，我们所说的历史主义也就要客观地、有条件地、分清阶段地来看待过去的史料和观点，而不能机械地、静止地来看问题，戚本禹混淆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得出了如此错误和荒谬的结论。我认为他的这篇文章没有多少新东西。”
毛泽东的鼻子哼了一声，没有吭声。
戚本禹的文章继续写道：“有一种意见，认为近几年来，人们写历史只写农民起义的一面，不写或者很少写帝王将相。这样，历史上的光明面丧失了，变成了漆黑一团。
“这真是危言耸听。
“我们从来认为农民起义和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帝王将相的统治是封建社会矛盾的两个方面，为了全面反映历史的真相，哪一面都是需要写的，所以问题不仅在于哪一面写得多了、哪一面写少了，更重要的是，不管写哪一面，都要看为什么而写，怎样去写。譬如，在写帝王将相的时候，仍然照着封建皇朝《实录》和《起居注》的样子，刻意地去描写皇帝的‘龙颜’、后妃的‘淑德’，以至于他们的祖坟风水，那么，这种历史即使写得不多，也是不对的；或者，在写农民起义历史的时候，仍然抱着封建士大夫的感情，用一种封建史学家的笔调，无端地去给农民英雄的脸上抹黑，那么，这种历史就是写多了，也是错误的。而且，如果一定要论写多写少的话，事实是：迄今为止，我们对封建社会的历史主人——农民的历史倒确实是写得太少了。直到现在连一部农民革命的通史还没有人替他们写出来，怎么能说是只写农民起义呢？至于帝王将相的历史，写得也不是不少了，而是有许多写得不正确。一些历史学家那么虔诚地把许多美丽的桂冠献在旧日封建统治者的面前，什么‘英明的君主’；‘圣贤的臣相’；‘人们的救星’；‘顶天立地的男子’，熙熙攘攘，热闹得很。
田家英把这段话划出来，对毛泽东说：“我觉得戚本禹的这些话很不妥当，在某种程度上讲是别有用心的。‘英明的君主’分明是暗指你嘛！”
毛泽东说：“我怎么是‘君主’呢？充其量我不过是一个农民的领袖和起义军的首领而已。刘少奇才是君主呢，你看他经常就是以皇帝的身份发号施令，你看他像不像呀？”
田家英弄不清毛泽东说这番话的含义，不敢贸然作答。毛泽东对他说：“戚本禹的这篇文章应该点名，如果点了名就不会使你产生错觉了。这段话都是写得很好的。”
这段话指的就是：“以‘超阶级’、‘纯客观’的态度去研究历史的主张，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强烈的资产阶级阶级性的客观主义理论，‘超阶级’、‘纯客观’的口号，不过是用来掩饰自己历史研究中资产阶级阶级性的一种幌子。他们之所以要打着这种幌子，不过是用虚伪的面孔，来欺骗劳动人民，企图使劳动人民把他们充满了资产阶级阶级性的东西，当作全民的、全社会的东西来接受。我们可以看一看事实。被西方资产阶级学术界公认为‘现代客观主义历史学派之父’的德国兰克，尽管一生埋头在尘埃扑面的史料库里，但是他研究历史的最终目的，不过是企图用最好的历史教材来作为向德国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的献礼。他本人就是普鲁士霸权和俾斯麦铁血政策的支持者。他最著名的著作《教皇史》，就是一部关于统治阶级如何统治人民的经验总结。还有那个一向标榜‘尊重证据’、‘尊重事实’的胡适，不就是那个所谓历史是一堆随人摆弄的‘大钱’的谬论的鼓吹者吗？为了替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张目，为了替一切投降派辩护，他可以随意摆弄他历史的‘大钱’，为卖国贼秦桧喊冤。‘秦桧有大功，而世人唾骂他至于今日，真是冤枉。’他们哪里是什么‘超阶级’、‘纯客观’！列宁说过，任何一个活着的人，不可能不站在这个或者那个阶级的立场上，不可能不为这个或者那个阶级的成败欢喜和悲伤。是这样的，只有阶级性的历史研究，从来没有的……”
毛泽东问田家英：“你口口声声地说你如何如何了不得，怎么不见你写一篇这样的文章呢？你呀，也是一个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一瓶不满半瓶晃荡的人！要注意多学点东西，少在背后自作聪明，在涉及重大路线之争的时候少放屁！”
毛泽东对他的秘书明显地表示不满了。
第二十二章 陷入圈套
＇刘少奇研究了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后，认为这和让彭德怀出来主持三线工作的消息有关。他采取了不表态，不出头，不露神色，一切听凭北京市委处理的“半超脱”策略，有意地把彭真推向了第一线……＇
中南海的“福禄居”庭院里，还有一个人正在聚精会神地研读那篇《评新编历史剧》。他专门叫秘书找来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北京出版社出版的《海瑞罢官》单行本，认真地翻阅了一遍，用铅笔在书上划了不少道道。
“在这个历史剧里，吴晗把海瑞塑造得十分完美，十分高大，他‘处处事事为百姓设想’；‘是当时被压抑，被欺负，被冤屈人们的救星’，在他身上，你简直找不出有什么缺点。看来，这是作者的理想人物，他不但是明代贫苦农民的‘救星’，而且是社会主义时代中国人民及其干部学习的榜样。
“这个戏里，作为正面英雄人物出现的，只有海瑞一人。农民只能消极地向大老爷喊冤，恳求‘大老爷与我等做主’；把自己的命运托给‘海青天’。为了衬托海瑞形象如何高于所有封建官吏，其他出场的主要官吏统统设计成坏蛋。海瑞的妻子和家人也是‘明哲保身’派，只有他母亲支持了他一下。海瑞孤零零一个人，从经济到政治，单枪匹马搞了一场大革命。看一看这些历史事实，再看一看《海瑞罢官》中的海瑞，就不难发现，这是一个编造出来的假海瑞。这是一个用资产阶级观点改造过的人物。历史剧需要艺术加工，需要再创造，完美并不要求新编历史剧的细节都同历史一样，但必须要求在人物的阶级立场、阶级关系上符合历史真实。尽管吴晗曾经说过历史剧要‘力求其比较符合于历史真实，不许可有歪曲、臆造’，然而事实胜于雄辩，这个新编历史剧中的海瑞的形象已经同合理的想象和典型概括没有什么关系，只能属于‘歪曲，臆造’和‘借古讽今’的范围了。”
看完这篇文章，他拍案而起，激动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他穿着一身灰色中山装，满头银发，瘦俏的脸上布满鱼纹，鼻尖上挂着几颗汗珠。他偶尔直起身子伸在躺椅上，呷一口摆在面前的清茶。这两年来，毛泽东对文化艺术界的一系列批评，劈头盖脸地打来，使他感到了震撼和惊讶。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他不能无动于衷。
他，就是刘少奇。
只有身处政治漩涡里的他，才能更深切地体会到这篇文章的来头和锋芒所向。
一九六二年春季，彭德怀给中共中央写了要求甄别的翻案书，刘少奇曾经向毛泽东汇报此事，毛泽东说：
“我听说中央组织部已经为不少犯了右倾错误的人平反了，彭德怀在这个时候能不仿效吗？我很想听听政治局同志和书记处的意见。如果彭德怀这个时候要求出来工作，我们能答应吗？我看这个问题以后再说。现在文艺界为彭德怀翻案的人不少呢。利用小说和戏剧进行反党，值得注意。”
对此，刘少奇没有进一步地解释。但是，就在这年的八月十二日，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以安子文为首的中央组织部，斥责道：“中共中央组织部从来不向中央作报告，以至中央的同志对组织部的活动一无所知，全部封锁，成了一个独立王国。组织部离开了中央最高领导的指示而活动，究竟想干什么？干部政策必须以中央规定的政策和文件为准，不能让他们另外搞一套。这个问题如果不注意，就要采取措施。”
一九六三年下半年，中央书记处研究了彭德怀的安排问题，刘少奇把研究的情况向毛泽东报告：“书记处决定让彭德怀出来搞大三线的副总指挥，在一段时间里先不要公开露面，等一定的时候再考虑恢复他的一部分工作。”
毛泽东问道：“恢复什么工作？”
刘少奇说：“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他为政治局委员还没有撤职嘛，他还可以参加组织会议。这是书记处和政治局一部分同志的意见，请主席最后考虑定夺。”毛泽东冷冷地说：“再放一放，我还没有考虑成熟。这个问题关系甚大，需要多征求一下党内外同志的意见。”
一直到一九六五年九月，中央政治局决定让彭德怀出来担任三线建设指挥部的副总指挥以后，毛泽东才对刘少奇说：“效果怎样，还要看事实再说话。”彭德怀前脚走马上任，姚文元就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下了通知，将杨尚昆调离中央办公厅，毛泽东指示谢富治和汪东兴：“你们给我好好地检查一下，还有谁在搞我的特务活动，谁还在搞非法窃听、非法录音活动。我看想走右倾机会主义老路的人是大有人在。”
姚文元的文章完全体现了毛泽东的观点。
对此，刘少奇怎么能心中没数呢？
一九六四年八月，毛泽东在和他的侄儿毛远新谈话时讲得非常露骨：“现在革命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到底谁打倒谁还不一定。苏联还不是赫鲁晓夫当政，资产阶级当权？我们也有资产阶级把持政权的，有的生产队、工厂、县委、地委、省委都有他们的人。有的省的公安厅副厅长也是他们的人。文化部是谁领导的？电影、戏剧都是为他们资产阶级服务的，不是为多数人民服务的！你说他们是谁领导的？我的话在他们的眼里根本不当回事。”
一九六四年八月，毛泽东又在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报告上批示：“不但在几个大城市放映，而且应在几十个至一百多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