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飙系列-选择突破口(师东兵)-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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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错误。”
毛泽东在文章里指出：“正确的策略原则及其具体灵活运用的方法，是革命和斗争成功的基本条件。在民族革命与国内革命的同时进行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策略原则是武装斗争与和平斗争的统一；在武装斗争方面，是红军斗争与义勇军斗争的统一；在和平斗争方面，是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的统一。要正确运用这一策略原则，必须首先了解‘九一八’事件后，中国革命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同时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区域，一种是红军与义勇军统治的区域，一种是日本人与国民党统治的区域，然后根据客观情况明确划分这两种同时存在的不同性质的区域，分别采用上述各种不同性质的斗争形式。具体地讲，红军这种形式是国内战争的工具，执行土地革命任务的，就中国这类革命尚未成功的国家说来，是阶级斗争的形式，不是民族斗争的形式。在中国当时，只能存在于比较偏僻的农村和山地，在城市中与平原上是不能立足的。义勇军这种形式是当时最适宜的民族斗争形式，能取得民族资产阶级与大多数人民的同情与援助，但在当时也只能存在于东北的山岳地带。要求在一切日本人统治与国民党统治的地方建立义勇军是不切实际的与错误的。在日本人与国民党有巩固统治的一切地方（这些地方占全国十分之九以上的区域），绝对不能采用流血的武装斗争形式，而只能采用不流血的和平斗争形式，即合法的公开斗争与非法的秘密的斗争形式。中国虽然不是民主的法制的国家，人民没有政治自由，但是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法律、社会的习惯，依然是有许多可以利用，有很多矛盾、间隙、漏洞是可以被我们利用的。因此在一切日本人及国民党有巩固统治的区域只有采取合法的能够公开的各种各色的斗争形式，才能一般地避免反动政府的逮捕与解散，才能保全力量与积蓄力量。有许多是非法的斗争，也只有采用公开合法的形式才有胜利的可能。例如罢工，是非法的，如果我们要争取胜利，避免失败，就必须利用当时当地的各种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条件，可罢则罢之，不可罢则已之，罢而不胜则停之。做得入情入理，实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才能存在与胜利。公开工作之外，还要有秘密工作之相配合。秘密工作包括党和群众的秘密组织工作，党派的秘密联合行动，秘密情报工作，公开组织与公开斗争的事先秘密准备等。没有这一方面的工作，是不能存在于敌人统治区域的，公开工作失去了灵魂。我们党指导中国革命的策略原则及其具体灵活的运用是一整套极复杂的政治科学，每一个共产党人都必须学会这一整套政治科学，否则，我们就无法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江青看完这些，在笔记本上批示：“只有毛泽东同志才真正地吃透了中国革命的特点，从而为我们建立了正确的策略。毛泽东制定的策略原则同刘少奇在白区的所谓路线有着截然相反的区别，那就是紧紧地联系群众而不是一味地向敌人屈膝投降。”
毛泽东的文章逐条地批驳了王明和其他人的错误后，指出：“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是中国革命的一大特点，其表现形式是多样的：有时间发展的不平衡，即这一时期与那一时期的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有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即这一地方与那一地方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有阶层间发展的不平衡，即工人与农民间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在中国，工人较之于农民是先进的与领导的阶级，它通过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为农民发了纲领、口号，并且还派遣了自己的先锋队战士领导了苏维埃运动与红军。但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并不等于中国革命发展的平衡，不能因此否认工人运动落后于农民运动的事实。我们说工人先进于农民，是就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说的，是就工人经过共产党从政治上与组织上领导农民斗争说的。我们说工人运动落后于农民运动，是就现实的政治斗争状况说的，是就工人还不能在城市中用自己的工会组织与大规模的公开的工人运动（如像一九二七年那样）去领导农民说的。中国革命不平衡性产生的原因首先在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具体地说是因为中国封建割据状态，是因为帝国主义列强对于中国各地的势力和特权，是因为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是因为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是因为几百万产业工人与几万万旧制度统治下的农民与手工业工人同时存在等等。其次也在于主观努力的不够，或是说没有正确和充分利用有利的客观条件发展革命运动。要改变革命发展的不平衡状态，必须首先认清不平衡产生的主观原因，然后按照现实的主观条件并适当地运用这些条件去解决。不顾时间、地点、条件，只有一个主观愿望，或是消极等待客观条件的变化，忽视主观努力，都不能取得预想的结果，只能到处碰壁。”
江青对康生说：“只有主席才有如此深刻的认识，这样的文章我看刘少奇们是打死也写不出来的。为什么主席要点名批判他的右倾？他和王明一样，同样是没有认识了中国社会的规律和特点。”
这时，刘少奇已经感觉到了某种危险的预兆正在向他逼来。他几次求见毛泽东，要求和毛泽东谈话，都没有谈成。一九六五年八月三日，在和毛泽东一起会见完法国总统戴高乐的特使后，他要求和毛泽东谈话，他显得诚恳地说：“主席，看来我已经越来越跟不上你的思想和部署了，但是我从心眼里是拥护你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做对不住你的事情。也许我们在一些问题上有分歧，但是方向是一致的，我绝对不会离开党的原则来和苏联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搞什么妥协。过去可能我们在一些国际和国内的问题有误会……”
毛泽东的怒火并没有平息，但是他很好地忍耐着，控制着自己的感情，说：“有分歧是正常的，没有矛盾却是不正常的。我们之间的一些问题很难用分歧来解释吧。我已经是七十一岁的人了，有些人希望我去休息，休息也就是要我下台。你可能也有这样的心思。我本来也想这样做，但是人民不同意，党不同意。盼望我下台的只是极少数的分子，这一点，林彪同志、李富春同志、还有多数的同志都已经表达了这一点。我希望你也能认识到这一点。”
话说到这里时，刘少奇默然了……
毛泽东想起一件重要的事实，就是一九六二年二月，刘少奇在西楼召开会议的时候，鼓励彭真等人系统地检查近年来中央的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他对杨尚昆等人说：“你也可以查一查毛主席的讲话录音，看看有多少是正确的，有多少是错误的。总结一下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有好处。所有的假象，都要揭露，揭露后会出现光明。有人说，揭露，怕说成漆黑一团，如果确实是如此，就说它漆黑一团，这是实事求是。”
正当彭真和邓小平带领一些秀才们打开档案室和机要室的大门，系统地整理文件和翻阅材料的时候，毛泽东严肃地批评了他们，批评了把材料借出去的杨尚昆和汪东兴等人，才制止了这些做法。
现在，毛泽东拿出当年的九篇文章说：“历史是最好的一面镜子，我最近又看了过去的一些文章，事实证明我的许多意见是正确的。当初我坚持正确意见的时候，你们好多人都反对我，当然你比王明、博古、张国焘那些人要好一些，但是也是跟着他们走的。周恩来也是跑得很紧呐！事实证明，要是按照他们的意见去办，我们就不会有今天，也不会有你这个国家主席。你这个主席是我让你当的嘛，当时认为你会坚持我的主张，我希望我在见上帝的时候把你们的威信树立起来。没有想到你当了国家主席就自以为羽毛丰满了，可以另外地搞一套了，发展到好多事情不和我商量……”
刘少奇实在有点坐不住了，低声地说：“好，就算我有错误，我希望你能以党和国家的大局为重，不要把我们之间的分歧在全党面前公开。我同意，在适当的时候，在你选择好了接班人之前，我可以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或者说我可以因病而提前退休。总之希望主席不要再把我们之间的分歧发展下去了。过去的问题我承担责任，今后我会自觉地维护主席的威信和党的团结的。”
毛泽东说：“你不是喜欢揭露我们党的黑暗吗？那就从建党以来说吧。我这个人也是喜欢揭发问题的。要揭就彻底地揭，从上到下地揭发，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谁脸上有黑点都可以揭发出来，这样才可以正确地总结我们的经验。”
刘少奇说：“过去我的工作指导上肯定有不少的错误，我已经认识到了。今后凡是重大的问题一定要首先向主席请示，再不会犯同类型的错误。我的错误希望能够得到主席的严厉批评和谅解。但是现在把我们党内的分歧公开出去究竟对谁有好处，我看没有多少好处。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和毛主席闹分裂，凡是有意见我是会提的，也就是说我是搞公开的争论的。从斯大林的问题被揭露以后，我就认为，在我们党内再搞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是不好的。”
毛泽东说：“但是你在许多的场合里说过，你要搞邓小平同志的个人崇拜。”
“这是为了给小平同志树立威信。”刘少奇解释说，“我有时用个人崇拜这样的词汇是为了说明一个问题，而不是那个意义上的含义。你现在公开了九篇文章，起码对活着的人都没有什么好处。就是对周恩来同志也不好嘛。弄得我们都不好再工作了。我对我的错误是会在各种场合里进行检查的。如果主席认为我有必要，我在党的九大上可以系统地做个个人批评，也可以辞去党的副主席职务，把我的位子让给年青的同志来担任。”
话说到这里，毛泽东同意目前不再公开九篇文章的内容。后来他对江青和陈伯达、田家英等人说：“九篇文章暂时不公开了，五卷现在也还不到公开出版的时机。还是先出版一些单行本吧！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可能是等我见了上帝的时候，再由我的对手们公开吧！”
第二十章 斗争到底
＇江青向柯庆施和张春桥进行路线交底，她说：“如果党内出现了分裂，我就是牺牲自己也要坚持原则，有些问题是需要历史来作证的。但是毛泽东说，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要斗争，不斗争就不叫共产党员了！”＇
江青重新打量了张春桥一遍，对他说：“文化战线上的革命，我看只有依靠你了！这可是一件艰巨当然也是光荣的事情，你要准备冒点风险，和姚文元同志讲清楚，要准备走曲折的道路。”
张春桥回答得也很干脆：“别说冒点风险，就是杀头坐牢我也心甘情愿。毛主席早就讲过了为真理要有五个不怕的精神，我是敢于革命的。只要你下令，我和文元同志随时听令。这一点，请你完全放心。”
这时，江青才说：“我们批判了《李慧娘》，批判了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在一定的程度上打击了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嚣张气焰，但是都没有选准突破口。现在，北京的一些人一直在主席面前造舆论，要求彭德怀出来工作。主席压了很长的时间，看来不同意他们有困难了，与其总是捂着，不如揭开盖子。所以，主席决定要公开批判《海瑞罢官》，这可是一场硬仗。在北京只要一听是触动吴晗，立刻有人摇头，害怕呀！这个人和上面的许多人来来往往，他经常是打着一些人物的招牌呀！我考虑再三，只有上海的同志能够胜任这件战斗任务！”还在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七日，江青在《智取威虎山》座谈会上讲话的时候，张春桥就产生了一种预感，觉得江青有重要的任务布置。当时，江青是在谈戏的问题，但是她欲言又止：“去年我们京剧革命现代戏会演，收获不小，有十个左右的剧目可以站住，问题是艺术加工。艺术上不去，人家一下子就攻破了。我们不是以力服人，而是要用事实讲话。”江青很坦率地说，“要是革命的问题可以用一个命令解决，毛主席完全可以讲话，可以撤掉一些人的领导职务。但是那样人心会波动的，觉悟上不去，岂不是变成了皇帝改革下诏书了吗？没有群众基础，是不能持久的。”
张春桥马上插话说：“为什么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我们的人民公社没有垮掉？就是因为我们有人民群众的基础，还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
江青没有接茬，继续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