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飙系列-选择突破口(师东兵)-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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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的通知》，作为纠偏文件发到各地。
这个文件明确地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在幕后的，有在下面的，有在上面的。”
“不论在什么社队，都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整社员群众。”
这下，事实上等于否定了刘少奇制定的《后十条》。
与此同时，江青在钓鱼台的见了周扬、许立群、林默涵、姚溱、吴冷西等中宣部的五位副部长座谈，她一开始就说：“文艺方面的革命，毛主席催促得很紧，你们管宣传的同志却迟迟不动，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现在文艺界的毒草盛行，总是得不到应有的批判，这样下去就欠下了一笔笔账了！社会主义的文艺革命，你们究竟有没有兴趣？”
周扬问道：“你说究竟有多少电影和戏剧应该批判？”
江青说：“我初步地统计了一下，起码有十部影片在批判的范围之内。如：《不夜城》、《林家铺子》、《舞台姐妹》。《红日》、《逆风千里》、《兵临城下》，就是大家普遍认为拍得比较好的《白求恩》也是有严重问题的。特别是《兵临城下》这部影片，以解放战争时期长春一支国民党杂牌军起义投降为题材，严重地歪曲历史，对抗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说到这里，她停顿了一下，眼睛盯着周扬说，“你大概知道吧，长春的解放，明明是林彪同志运用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经过了艰苦斗争取得的，它标志着整个东北战场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长春部分敌军的投降，正是我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迫使的。电影却把敌人的投降写成了他们内部的相互倾轧，不打自倒；把我军分化瓦解敌军的斗争，写成了对敌军几个头目从政治上迎合，从感情上徇私报旧、关怀他们个人的私利，以激起他们感恩报德的结果。总之，这个影片掩盖了阶级矛盾、敌我矛盾，渲染了人性感化的威力，美化了敌人，以此来否定武装斗争，对抗毛主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真理……
江青讲话的时候，姚溱就连连地插头，对许立群说：“太牵强附会了，对这样的批判我们一定要谨慎，不然就会出问题，弄得大家无所适从。”
五位副部长几乎不约而同地对江青的意见采取了同样的态度。
第十六章 雷霆之怒
＇毛泽东的雷霆之怒……＇
就在中央的工作会议期间，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于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一九六五年一月四日召开。周恩来于十二月二十一日、十二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里，传达了毛泽东的一段话：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试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的，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它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
这次会议，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朱德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通过周恩来续任国务院总理。同时任命林彪、陈云、邓小平、贺龙。陈毅等十六人为国务院副总理。
江青对毛泽东说：“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后，更加得意忘形了。你对他的批评，他丝毫不加理会。说不定什么时候他会对你搞突然袭击。”
毛泽东说：“关键是党内的斗争。这次林彪同志继续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名字排在邓小平等人的前面，而且兼任国防部部长，就是一个胜利。刘少奇和邓小平曾经想把林彪同志搞下来，我给他们顶回去了。周恩来同志也说离开林彪不行。邓小平是想让罗瑞卿上的，但是他不敢公开说，因为还有好几个元帅嘛。其他人不是他们信任的，林彪是他们的一个对头。让刘少奇这些人高兴一下子吧。让他们觉得自己得胜班师后，问题就会出现了。”
一九六五年一月四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幕。由政治局召开的全国工作会议继续举行。毛泽东在这个会议上讲话时，再次针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所谓错误发表意见：
“我们的嘴巴长在脑袋上是干什么的？就是要讲话的！社教是场斗争，是阶级斗争。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反对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企图用‘和平演变’的方式，恢复资本主义。我看这次运动的重点，应该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在发言中，批评了社教中搞“人海战术”、“繁琐哲学”、“倾盆大雨”、“神秘化”。“打击面过宽”等错误。熟悉内情的人立刻听出他是在指刘少奇。当毛泽东讲到社教运动中出现的矛盾时，刘少奇再次插话：“我当初提出这次运动中各种矛盾的交叉在一起，有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有党内外矛盾的交叉，矛盾很复杂，我看还是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为好的意见，经过毛主席的解释后，觉得也是不够完整……”
话还没有说完，毛泽东双手按住桌子，瞪了刘少奇一眼：“今天究竟是我讲话还是你讲话，你要讲你讲好了，我不讲可以了吧！你认为你错了下来再说，我一讲话你就打断我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这几次我们的争论，都是围绕着一些重要的原则展开的。”
会场一下子出现了难堪的局面。
毛泽东果断地说：“我考虑了好久，认为这次四清运动的重点就是要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人物，有幕前的，也有幕后的，有在上面的，也有下面的。各省、市。地、县，甚至中央都有这样的人物。其他的提法都是不科学的，或者说是不完整的，甚至是错误的。现在我们的中央机关里面有两个独立王国，一个是中央书记处，另一个国家计委，对我的话几乎都采取了无动于衷的态度。如果再这样下去，我就要采取必要的态度。横竖我们这次社教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我们总是要在这个斗争中经受检验的。采取独立王国的做法，最终是要付出代价的。”
人们的目光同时对准了邓小平。
会后，刘少奇拿着毛泽东一月二十九日对陈正人蹲点报告的批示，对邓小平说：“主席认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不能依靠他们。’这样的结论，是把官僚主义者作为了一个阶级对待，是否科学，值得研究。你可以看一看马克思、列宁对阶级的定义，这样的提法是否会造成歧义，我们也应该考虑一下。”
邓小平说：“主席的话也并不都是句句真理，我们应该有自己的头脑。”
经过了毛泽东的坚持和斗争，会议通过了《二十三条》，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也就是这次全国工作会议的讨论纪要。
刘少奇分别和薄一波、刘澜涛、李井泉等人谈话的时候，说：“就这样维持一段时期，看看整个形势再说吧。对毛主席提出的意见，我保留了我的意见，我是要向主席妥协的，没有妥协就没有顾全大局。这是一个共产党人需要的立场。”
就在一九六五年三月初的书记处会议上，许立群和姚臻分别向彭真、邓小平传达了江青对他们的谈话精神。邓小平说：“怪不得上海首先开始批判《林家铺子》和《不夜城》这些影片，全国也陆续地批判起来了，原来风源出自江青身上。这样的批判，要降降温度，人民日报应该发表几篇评论文章，鲜明地提出不要否定古典文学的观点，也不要否定有一些缺点的现代文学作品。谁也不是圣人，怎么能一点点错误都没有呢？我对那些动不动就批判别人的做法十分地反感！”
于是，刘少奇签发了《三月二日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这个纪要认为：从一九六四年以来，学术和文艺战线上对一些作品和电影的批判，已经过火了，妨碍了文艺创作的繁荣和发展。许多的批判，实际上出现了简单粗暴的做法，搞那些文海战术，以空论对空论的形式，这对文艺革命不仅无利，而且很有害。所以，中央书记处要求各地和各报刊马上煞车。
张春桥看到这个纪要后，对江青说：“这和毛主席的指示完全是两种声音。”
江青说：“这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从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以后，党中央就已经事实上出现了两种声音。不然我们还要搞什么革命。文艺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这些来自各方面的阻力。”
张春桥说：“不管是来自哪个方面的噪音，我都是坚决地听毛主席的，听你的！”
江青说：“我们继续按照我们的计划办！”
毛泽东看到中央书记处的这个纪要后，对江青说：“看到了吗？你们的文艺革命刚刚搞了不到一年，人家就要搞反攻倒算了。他们搞的这些名堂很厉害嘛，你从这个方面进攻，他们就从那个方面复辟，弄得你们手忙脚乱，总也打不到点子上。究竟下一步你们怎么办？需要好好地研究一下，总之是要打进攻仗！”
江青说：“是的，你的话都没有人听，我的话他们就更不会听了。我在今年二月二十二日根据你的指示，批评了电影上的错误路线，批示：“为了彻底解决目前这种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经营管理方式，我建议认真解剖一个麻雀（制片厂），废除导演中心制，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所有创作人员都参加讨论，然后把好的正确的意见集中起来，由导演执行；不妥和不正确的意见，可以解释和批评。”但是，我的这个意见到了周扬、林默涵这些人手里，全部给我封锁了，根本贯彻不下去。据我看到的材料反映，二月二十三日，周扬召集文联各协会的主要负责人开会，布置批判资产阶级的斗争必须大煞车。他指责前一段的批判面太宽了，对群众性的批判，不能采取尾巴主义而放任自流。要批判那种放空炮的教条主义、罗列罪状的做法。避免片面性和绝对化。防止片面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有无党性的问题。我认为，《林家铺子》也是有积极意义的，不能完全抹煞它的进步作用。”
毛泽东沉思了，他当然记得一九五九年的日日夜夜，那时有一首歌，开头就是两句话：“一九五九年，更是个跃进年，速度要超过五八年，快马又加鞭！”
但是，中共中央最高层已经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出现的许多荒诞不经的事情，感到了不安和愤怒，毛泽东对猖獗一时的浮夸风、共产风十分厌恶，采取了一切手段加以纠正。毛泽东在和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谈话时，这样讲：“去年的反右斗争对我来说，是迫不得已的措施。我是主张彻底地实行大民主的，给知识分子和所有的公民前所未有的民主，是历来的资产阶级所办不到的民主，用这样的办法来保证我们党密切地联系群众，用大民主也就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自上而下地揭露我们这个党和国家的黑暗面，揭露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但是党内有些人害怕这种武器，加上有少数右派分子公开要推翻共产党，使我们的整风走向了另外一条道路。这是很遗憾的。据初步统计，全国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到一九五八年六、七月宣告结束，全国共划右派分子五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七人。我看，绝大多数都是正确的，也有划分错了的。错了好办，我们马上就改正。从今年开始，我建议对划为右派的人分期分批地进行摘帽子的工作。这就是要告诉他们，我们原本不是为了整这部分人，而是阶级斗争发展的必然。当然有好多的优秀的知识分子受到了一些错误的打击，我看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锻炼。现在，我还是致力于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建立广泛的人民民主制度。需要好好地研究一下，切�
